社会保障能够替代土地保障吗——基于新农保对土地租出意愿租金的影响研究

基于三轮(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全国微观追踪调查数据(CHARLS),本文通过分析新农保的实施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和意愿租金的影响,来考察社会保障是否存在着对土地保障的替代效应,并进一步基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来分析替代效应的异质型特征。结果表明,村庄实施新农保促使村庄内土地依赖程度超过平均水平的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租金下降18.0%;促使村庄内处于土地依赖程度前30%的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租金下降14.9%;促使村庄内处于土地依赖程度后30%的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租金上升17.3%。总的来说,社会保障对于土地保障的替代效应主要作用于高土地依赖型的农户。

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促进效应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对新农保制度能否促进农村家庭的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参加新农保和参保人数越多都会使得中国农村家庭的纯收入与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基于异质性考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纯收入还是人均收入,收入越低的家庭,参保对家庭收入的促进效应就越大;而且参加新农保缩小了不同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提升农民消费水平了吗——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提供的年度数据,构造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探究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基础上使用断点回归以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研究发现,在不考虑样本自选择情况下对于未满60岁的个体而言,新农保对其消费、储蓄行为影响不显著,而对已满60岁可以领取养老金的个体,新农保政策对其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考虑样本自选择情况下,该效应不明显。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减贫及再分配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减贫及再分配效应。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参加新农保使参保群体的基尼系数下降3.7个百分点;在浙江省参加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远大于在甘肃省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60岁及以上群体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大于60岁以下群体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群体参加新农保使个人收入显著上升46.2%~53%;60岁以下群体参保使个人收入上升34%~40%,但该效应并不显著。新农保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并改善了收入分配,但发挥的作用有限。由此,本文提出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实现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衔接等建议。

基于断点回归设计的新农保政策实施效果研究

新农保政策实施以来,其实施效果一直备受关注,然而这项政策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效果,还有待评估和验证。基于此,利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分别估计了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家庭收入、家庭消费支出以及主观福利水平方面的影响,并从上述三个角度对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新农保"养老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总收入,同时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对其家庭消费支出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新农保养老金目前的支付水平较低,新农保政策在现阶段能够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这项惠农政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选取PSM-DID方法考察其他条件相似时,参保组与对照组在总劳动时间、农业劳动时间供给上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力供给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新农保对不同年龄段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加新农保有效减少了60岁及以上农户的总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但参加新农保不会影响60岁以下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但能够增加其总劳动时间。

社会公平感知对农村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实证研究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和行动指南,大众的公平感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制度乃至政治合法性认同。行为是态度的函数,公平感知既是公共合作行为的解释变量,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指标。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程序正义和归因理论,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的数据,检验并比较了社会公平感知、机会公平感知、执法公正感知和结果公平感知对农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对所有样本来说,结果公平感知的正向促进作用最为显著,执法公正感知及相关清廉感知次之,社会整体公平感知殿后;机会公平感知对农民参保并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政策效率受制于主观公平。在划分不同收入层次的子样本中,人们的公共合作参与行为受不同维度公平感知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经济弱势者不仅关注事实所得,亦看重与结果相关的机会公平与过程公平。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老人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实证分析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经济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的总体经济获得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相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甚微;参加新农保显著提升了自评身体状况为“不健康”或处于贫困家庭的农村老年人总体经济获得感;新农保对留守老人总体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比对非留守老人的影响更大。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本文使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新农保对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对于60岁以下的参保居民,新农保并没有显著影响他们的储蓄率。由于大多数居民的新农保缴费额仅为100元,预期未来能领取的养老金数额较低,因此无法通过财富替代和降低风险的渠道减少家庭储蓄。与此同时,本文发现,新农保显著降低了60岁以上居民的储蓄率,这些老年人不需要缴纳保险费而直接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养老金领取额(约每年660元)占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了22.4%,直接为老年人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新农保要更大程度地起到促进居民消费的效果,需要采取措施激励人们缴纳更高的保费,提高新农保的养老金替代率。

养老保险是否促进了农村创业

本文利用2010-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考察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能使得农村家庭创业的概率提高1.9个百分点。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保持稳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对创业家庭的经营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较低。分样本的讨论表明,新农保的效果对城乡移民、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更为明显。

新农保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贫困脆弱性是对贫困的事前测度,能将未来家庭收入风险纳入其中,基于贫困脆弱性的新农保政策效果评价,是对其长期减贫作用的事前评估。该文利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新农保显著地降低了参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也显著降低了成为脆弱性家庭的可能性,这表明新农保对参保家庭来说发挥着重要的抵御收入风险的作用。但因与当前缴费水平和养老金收入水平较低有关,新农保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仍处于较低水平。

农民参与新农保意愿和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本文关注新农保试点中农民参保行为和参保意愿的差别,利用福建省600多户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民参保行为和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户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因素不尽相同。对新农保的认识、区域及其他因素对农民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影响效果一致;婚姻状况及家庭收入对农民参保意愿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实际参保行为中没有得到体现;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以及家庭人均耕地和老人养老模式对农民的实际参保行为有显著影响。

社会养老保险、家庭隔代抚养与老年人健康

本文考察了以“新农保”为代表的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人隔代抚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取养老金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参与率,该负向影响在女性老年人和孙辈数量更多的老年人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养老金对隔代抚养参与率的影响渠道在于代际间联系的弱化,养老金不仅减少了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的可能性,还会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产生挤出效应。隔代抚养会提高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而领取养老金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该负面作用。

认知能力对新农保参保决策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逐步深化以及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在社会化养老中的理性决策能力更加突出,而认知能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2年数据,在充分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分析认知能力对新农保参保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能力对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与率,以及参与程度(缴费金额)的影响并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认知能力对参保的边际效应会受到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由于认知能力将同时影响个人的收入和参保意愿,低认知能力群体的老年人更易遭遇贫困风险,因此应成为社会养老保险项目的重点关注对象。

“新农保”与中国农村家庭消费

本文利用2010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两期数据构成微观面板,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内生性考虑的倍差法研究发现,"参保"使农村家庭消费显著增加;基于政策异质性考虑的分位数回归发现,消费支出越低的家庭,"参保"的消费效应越显著,且"参保"缩小了家庭间的消费支出差距;低收入家庭中"新农保"促进消费的政策效应更大。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建立了一个关于社会养老保险与消费不平等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推行新农保可以有效减小农村的消费不平等程度,而且相比于中高收入家庭之间的消费差距,新农保对减小中低收入家庭之间消费差距的作用更为明显。新农保不仅可以使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得到保障,而且对于缩小消费差距、提高整个社会分配的公平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新农保”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

抑郁症状影响到个人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是衡量主观福利状况的重要反向指标。本文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抑郁症状的影响,发现新农保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状况:按年龄划分,60岁以下参保人群的抑郁程度比未参保人群低7%;60岁及以上参保人群的抑郁程度比未参保人群低16%;新农保对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影响更大;也显著改善了2011年未参保而2013年参保的新增群体的主观福利。同时,"新农保"政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身体健康状况较差、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老年人受到的影响更明显;政策影响在不同地区亦具有差异性。

新农保改善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吗?——基于分阶段的分析

多数研究表明,社会保护政策能够降低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脆弱性;但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新农保制度的实际影响呈分化之势。本文首先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根据消费均值和消费波动模型测算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然后在区分缴费阶段家庭和领取阶段家庭的前提下,估计了新农保制度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新农保制度改善了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但是,新农保制度让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村低收入家庭更加脆弱,其相对贡献率约为15%~18%,且其影响随家庭参保人数增加而上升;与此相反,新农保制度显著地降低了领取阶段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其相对贡献率达到14%~21%。

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

本文基于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与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模型,构建新农保影响医疗服务利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1—2018年四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FRD)方法,考察了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领取新农保促进了农村老年人的治疗性医疗服务利用,使住院服务使用率显著增加,但未对预防性医疗服务利用产生显著影响,调整带宽后的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领取新农保主要释放了女性、有同住配偶、健康状况较差以及低收入农村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优化预防性医疗服务供给与增强预防保健意识、关注弱势群体是保障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医”、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