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少数民族动画符码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少数民族动画是在艺术想象下创作实践而成的文化精神承载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具体呈现,少数民族动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常生活层面”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对文化符码的传播和输出产生了文化多元化、对象多样化、传播复杂化等影响。少数民族动画文化符码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从1949年-2019年经历了族群认同、自我认同、国家认同的发展历程,在新媒体背景下少数民族动画呈现出与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距离较远、“碎片化”信息传播需要整合、民族文化差异性与共享性需要平衡、动画观众个性化需求需要协调等特点。研究认为,可以从审美层面契合少数民族动画符码的当代向度,使内容与形式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从观念与价值层面引导少数民族动画符码的价值构建,以文艺形式承载时代精神,价值引导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从情感与记忆层面满足少数民族动画的与时俱进,传递共同民族心理与共同价值观念,拓展少数民族动画媒体宣传力度,增强少数民族动画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力。

新中国电影中“陕北根据地”文化符号的生成机制及其价值变迁

在新中国电影的革命历史叙述话语中,延安和“陕北根据地”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一个超越了地理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文化符号。其符号化内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即反抗苦难的革命叙事、情感归处的精神家园,以及战争场域下的信仰圣地。深入探讨“陕北根据地”文化符号的生成机制及其内涵变化,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载体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为当下中国电影如何建构和表达新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一些启发。

数字时代语言文字发展的创新路径——人造语言的新质生产力研究

人造语言已有超过1000年的发展历史,至今已有一千多种人造语言出现在宗教、音乐、文学、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人造语言不仅是社会文化产品,也是信息交流、身份构建和价值观对外传播的载体。数字智能时代背景下,人造语言的社会和市场属性日益凸显。如何突破传统的语言传播模式,打造语言文化走出去的新高地,是数字时代语言生活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前人造语言尚未得到语言学界的足够重视,有必要梳理人造语言的概念、分类和造字机制。通过分析人造语言与文化、科技的互动关系,尝试从语言推广、知识生产和象征符号建设3方面探讨如何将数字时代人造语言的研究纳入新质生产力的建设内容,打造语言学新的增长点,为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提供增效赋能的突破口。

传播符号学视阈下中国体育新闻娱乐化现象研究——以改革开放40年为研究中心

传播符号作为体育新闻传播不可或缺的因素,历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与此同时,伴随着体育事业的产业化、经济化发展,体育新闻娱乐化也逐渐发展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的一大主流趋势。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体育新闻中传播符号的演变,在此基础上分析体育新闻娱乐化现象的建构和发展历程,并对体育新闻娱乐化现象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体育新闻娱乐化存在降低媒体公信力、影响受众价值观、影响当事人利益等负面效应,针对出现的问题,结合传播符号发展趋势,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符号,提升传播受众及媒体素质,完善传播符号管控制度等一系列对策,为体育新闻的良性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视觉修辞与《良友》画报“新女性”的形象构建

《良友》画报中的女性图像不仅从视觉上为读者塑造了关于“女性之美”的文本典范,还潜在传递着彼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新期待和新标准,呈现出对于女性教育、工作、健康和审美等多方面内容的关注与思考。具体而言,《良友》画报“新女性”图像的时代书写离不开符号互文与辞格装置的策略性使用。一方面,“语图互文”与“图图互文”两种互文实践构成了画报“新女性”修辞表征的第一层级;另一方面,视觉隐喻和视觉转喻等辞格装置的使用则搭建起了“新女性”表征的深层结构。

歌谣与政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听觉符号中毛泽东形象的构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传播,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在歌谣中具有三个维度的文化意义,即毛泽东是革命理论的建构者,是救国道路的开拓者,还是为民服务的实践者。听觉符号中毛泽东形象的传播,筑牢了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了民族情感认同,形塑了民族共同理想,并在引领政治生态健康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电影媒介“重构”历史类人物的三个层面——以《长安三万里》中李白的角色形象为例

近年来,“两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视域下故事新编成为影视作品热衷表达的焦点,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荧屏上经久不息的题材,继神话传说、志怪传奇后,创造者将目光转向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何让观众已经熟知的人物焕发出新的风采,成为电影取胜的关键。该文以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故事新编”下重现的长安和盛唐为文化背景和前提,以李白的人物形象为研究重点,浅析《长安三万里》基于“文化符号”中的谪仙李白所重构的李白的角色形象,以此梳理历史人物在现代文化视域下如何进行再创造,展示历史人物的“两创”重构,同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提供一个新的可能。

新徽派建筑符号的创新应用——以王圩里民宿为例

文章以安徽省庐江县王圩里民宿项目为例,探索新徽派建筑符号在现代居住建筑中的演变与应用,从外部空间形态和内部功能空间两个角度展开研究。该项目设计借鉴了徽派民居的特点,从总体布局、单体设计、场景营造等多个维度综合考虑徽派元素的融入;放弃对传统徽派建筑符号的刻板应用,结合周边环境和建筑功能,以回应现代人的需求为重点,同时注重徽派元素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探索新徽派建筑符号和现代建筑的结合方式,以期实现徽文化的传承。

文化转译视域下绵竹年画的数字文创设计研究

从文化转译理论出发,探索研究国家级非遗绵竹年画的数字文创设计新思路,旨在为其增强其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从而传承优秀的非遗文化。通过剖析绵竹年画的传承现状、艺术特征及文化内涵,采用文化转译的方法,实现绵竹年画文化符号的有效分析与提取,结合数字化技术的优势,提出创新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完成年画数字文创的创新设计。通过文化转译的方法进行绵竹年画数字文创设计,不仅能够传承和弘扬非遗文化,还能为绵竹年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实现绵竹年画数字文创产业的繁荣发展。

理论·方法·材料:新媒体语言研究的新视角——《新媒体与网络语言的互动研究》述评

《新媒体与网络语言的互动研究》一书以新媒体视角下的网络新词、网络新语、网络语言演化、网络表情符号、网络语言生活为主题,基于媒介与新媒体的互动视角,对网络语言及其催生的线上语言生活状况进行多维观照,从语言符号、语言生活、媒介文化等多个视角分别探讨了新媒体与网络语言的相互作用,为网络语言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角度。

现代化养猪新特点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来,规模化猪场不断增多,由于其他产业资本的大量涌入,使得规模化猪场引进了许多世界养猪领域的新发明、新设备。特别是物联网技术和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在养猪业的更多应用,养猪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最近几年,养猪投资主体、技术、设施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养猪环境控制的更好,饲喂、饮水技术更加自动化,更多地考虑猪的福利,随着资金、高技术的投入,养猪设施的改善,猪的生长环境更加舒适,养猪效益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我国养猪业还在发展阶段,各地应切合实际,量力而行,适度发展规模养猪业。

评新课程改革中知识的地位之争

知识本身的重要性决定了知识在课堂教学中应当居于核心地位。然而由于对真正的"知识"和考试中的"符号"两个概念的混淆,导致了新课改对知识教育的激烈批判。"三维目标"的提法未认清"知识"、"过程"与"情感"三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客观上知识地位的下降,因此无法解决课堂教学中的种种问题。基础教育改革只有保证了知识的核心地位,才能够取得成效。

基于符号学理论的新中式家具设计探索

明清家具是中国古代家具的典范,在世界家具史上有着重要位置,新中式家具的设计主要是借鉴了明清家具的某些特征,同时以现代的技术手段和审美需求为标准。本文运用现代符号学理论,分析确定了明清家具是完整的符号系统,并总结出明清家具的符号学语言形式:形态性符号、装饰性符号、结构性符号和材料性符号,从而应用横组合与纵聚合等符号学原理创作了几款新中式家具。应用符号学理论审视明清家具既是一种全新的认识,也为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对新中式家具的设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生创业者象征行为研究评介

近年来,新生创业者象征行为对于新创企业发展的作用日益成为创业研究者们的关注焦点。本文在对象征与象征行为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类型的新生创业者象征行为对新创企业发展的影响作用,以及新生创业者提高象征行为有效性的综合管理模式,最后提出了新生创业者象征行为的未来研究方向,期望对创业行为研究与新生创业者创业实践有所启示。

顾客参与新产品开发阶段与象征购买意愿: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

以中国情境下的样本为调查对象,剖析了顾客参与新产品开发阶段对产品象征购买意愿的差异化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关系管理活动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生产前、后阶段的顾客参与对象征购买意愿存在正向影响,企业的关系管理也会对这种影响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生产中阶段的顾客参与对象征购买意愿的正向影响及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都不显著。

基于语义的新闻视频检索系统设计

分析了新闻视频语义的层次化模型,提出了基于语义的新闻视频检索系统结构,详细阐述了新闻视频语义分析与提取子系统各功能模块。提出了查询子系统的语义词典构建,最后实现了基于语义的新闻视频检索。

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符号价值研究

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是山东传统的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符号特质,所承载的艺术形式蕴含着极强的文化示差性,其符号价值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融合的内在驱动力。文章从设计的角度出发,用符号学的方法对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形式语言进行了分析研究,从造型、色彩和构图方面阐述了其年画符号的形式构成;并从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地域价值三个方面分析了杨家埠年画的符号价值所在。

新闻语言客观性问题的言语行为分析

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是一个用符号表达说话者的知识,并让听话者接受的过程。言语行为要实现自己的意图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有构成性的也有策略性的,“内容客观”是新闻言语行为最重要的构成性规则。而新闻言语行为的客观性并不仅仅是不编造假新闻的问题,其中包括知识传达、符号可能、接受心理三方面,“知识传达”意味着是否“说的是客观的,不说不客观的,客观的重要事实就一定要说”;“符号可能”意味着世界的动态性、无限性、完整性与语言相对的静态性、有限性、抽象性的矛盾;“接受心理”意味着在听话者的认知心理中存在着权威即客观、亲近即客观、常规即客观、重复即客观、一致即客观、细节即客观、数据即客观、画面即客观、说法既客观、直引即客观、干脆即客观、及时即客观的问题。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下的新乡贤返乡困境及对策——基于H省G村的调查和实验

借用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视角,结合H省G村的调查和实验,分析和解释新乡贤返乡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文章认为,社会背景影响及新乡贤返乡引发的乡村文化网络中,旧象征符号的弱化及异化,新象征符号的产生及扩张,造成了权力失衡的状况,即:乡村文化网络权威多元化、权力博弈以及原子化乡村受权威影响的不确定性。文章借用G村的乡村建设实验提出了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的对策:"再解释"文化象征符号、"合法化"新乡贤身份、培养集体经济主体。以期为新乡贤融入乡村建设,重塑乡村文化网络提供建议。

缔造国家象征——新中国国旗征选的政治逻辑

国旗是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也是民族国家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在国内政治层面,还是在国际政治层面,国旗都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新中国将缔造国旗等国家象征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国旗具有具象化国家权力的功能,能为国家权力的合法化提供情感载体与物质依托,并能帮助国家实现有效社会动员。五星红旗经过了严格的初选和复选过程。新中国国旗征选表明,民族国家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建立,以及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向社会的渗透,而且还意味着国家象征体系的确立与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