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目标转型: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和新二元结构治理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中关于“将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结合”的精神,构建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的4.0模式,为新市民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力资本积累,破解新二元结构,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进而为新时期新型工业化提供丰裕的人力资本和高品质的空间支撑,最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新市民与乡村振兴:增收减产的效应--基于319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量农村农业人口进城,成为亦城亦乡双重身份的城市新市民,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桥梁作用。拟选择2011—2020年中国城市发展数据实证探索新市民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系及影响机制,并着重分析了区域、时间及政策不同造成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新市民群体壮大对乡村振兴有利有弊,促进农民增收,使得农业减产,且都呈现出一定的先增强后弱化的倒U型关系。第二,新市民对乡村振兴增收减产的效应在东中西部区域呈现异质性,如增收效应在东中西部依次增强。第三,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推进后,新市民对乡村振兴增收减产的效应有所改善,增收效应更强,减产效应减弱。乡村振兴战略成效逐步显现,摆脱增收减产的现实困境指日可待。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新市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潜在优势和力量,应多措并举,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深拓产业振兴思路,提升新市民返乡和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帮助新市民做好职业规划,加大对拟返乡新市民的职业教育等培训,让新市民群体再顺利化身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提升新市民推进乡村振兴的素质和能力。

更好发挥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推动力量。当前,我国城镇化已迈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将呈现城镇化速度放缓、效应累加释放、空间高效集聚、城市体系分化、城市品质提升等“五期叠加”典型特征。同时,我国城镇化亟待解决近3亿农民工市民化、近1.5亿新增城镇人口空间分布、城市发展动能接续培育、超大特大城市面临多重风险等重大战略问题。未来一段时期,需要聚焦重点,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为重点,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以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为重点,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以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重点,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共同富裕背景下新市民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新市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一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两者联系更加紧密。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城市发展数据,利用熵值法构建城市乡村振兴综合指标,深入探索了新市民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系及影响机制。通过分析发现:第一,各城市新市民群体壮大能显著提高乡村振兴水平,且各市乡村振兴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第二,新市民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区域异质效应,即东、中部地区呈显著正向关系,西部地区呈显著负向关系;第三,在乡村振兴水平愈高的地区,新市民对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愈强,即新市民与乡村振兴关系具有正反馈效应或马太效应。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新市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帮助新市民做好职业规划,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提升新市民返乡建乡的意愿和能力。

农民工还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阶段吗?——基于“嵌入态”生存理论

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却往往无法获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于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焦点。基于对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的辨析和对中国农民工进入城市历史及现状的思考而提炼出的以“嵌入态”为核心的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理论认为,“嵌入态”最终会演化成三种状态,即“嵌入”“融入”和“脱嵌”。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就是农民工从“嵌入”到“融入”的演化过程。农民工“嵌入—融入”度是对农民工在此演化过程具体状态的评估,也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其取值范围介于0分至100分之间。2012年、2018年开展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嵌入-融入”度一直处于“半市民化”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农民工正沿着“城乡二分”→“表层嵌入”→“中度嵌入”→“深度嵌入”→“初步融入”→“基本融入”的方向演化。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正处于由“深度嵌入”向“初步融入”,从农民工市民化“瓶颈突破期”向“巩固发展期”转化的关键时期,农民工“半市民化”困境正在破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成本分担及机制构建——一个文献综述

文章从空间维度总结了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成本测算与分担机制的研究现状,从时间维度梳理相关热点问题的历史演变过程,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脉络。结果表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已逐步搭建完成,但市民化成本边界尚未界定清晰,导致现有的成本测算模型计算结果差异较大,而成本分担机制的构建定性研究居多,今后应进一步结合定量方法完善相应理论体系。

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文献回顾及研究展望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事关搬迁人口的后续稳定发展与城镇化的高质量推进。通过系统回顾相关文献,在清晰界定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概念基础上,梳理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归纳提炼出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的研究内容框架。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福利性及被动性特征,涉及搬迁群体区位层面的地域变迁、制度层面的身份转变、文化层面的角色转型等多方面的转变过程,具有主动与被动并存、推力与拉力共生等复杂特点。今后,应立足于易地扶贫搬迁特性问题,探究基于中国情景的以解决“市民化困境”为导向的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融入研究。

工作收入、社会保障与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住房价格的调节效应

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催生大量收入较高的新职业,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定居,而人口聚集推高的房价又构成外来人口落户的障碍,共同构成新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城乡双向迁移的重要原因。使用全国代表性数据研究发现:随着务工城市住房价格的提升,工作收入对市民化的作用在下降,而社会保障的作用在上升。实证分析表明,较高的就业质量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但新职业农民工以“保障换收入”在增加短期货币收入的同时削弱了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潜力,对其中长期市民化构成不利影响。

城市村落变迁中村民市民化剖析——以广州市杨箕村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及随之而来的村民市民化进程备受关注。广州市杨箕村作为重要的城中村改造地,其村民市民化进程极具代表性。文章从城市更新下城市村落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市民化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了杨箕村变迁和回迁对于村民市民化的具体影响,希冀可以厘清城中村市民化的普遍特征和特殊进程。研究发现:1)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在融入到社会分工中逐步实现市民化;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村落时期、城中村时期、回迁小区时期3个阶段;3)政府的征地和房屋出租行为推动村民职业和文化心理的转变,而城中村改造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和文化的市民化进程;4)总体上,城中村改造助推了村民市民化进程,但村民的市民化不仅是改造背后的生活空间转变,还受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的影响。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剖析

根据新马克思主义中资本积累的相关理论,分析我国传统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中的主体关系,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化的本质特征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GDP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与资本利益耦合,形成"增长联盟",为了快速积累资本、减少耗散,地方政府通过权威和既有的制度极化资本配置,而忽视了公民的需求(生存权、生产权和生活权)。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公民权力的回归。这是公民主动"斗争"的结果,也是在特定的内外部环境下权力和资本实现"再生产"的一种新陈代谢。然而,权力结构的调整将改变资本配置和积累的模式,资本将迎来"扩散"。新型城镇化要同时考虑"分配"和"出路"的问题,做到平衡发展,避免矫枉过正。

规模效应、人口素质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考量

未来5～10年,由于有着城镇化释放的巨大内需潜力,我国将仍然具有许多国家难以比拟的突出优势,由此形成重要战略机遇。种种情况表明,传统的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释放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必须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人口城镇化的突破口在于3～5年内基本解决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关键在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财税体制、行政体制、社区管理体制、人口政策等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为有序转移农业人口、提高城镇化质量提供制度保障。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市民社区教育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重视新市民社区教育,这是提高新市民素质、构建和谐城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开展新市民社区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属地化"定位、系统运作和外部配套等。

新城市居民体育权利实现的现状与构想

运用问卷调查法等,对安徽、河北、黑龙江、浙江、广东等省的新城市居民体育权利实现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新城市居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对相关体育法律的了解及体育场地设施、体育活动开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提出实现新城市居民体育权利的构想:完善新城市居民体育权利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新城市居民体育权利的保障机制,加快新城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治理促进市民化目标实现的条件、机制与路径

我国城镇化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推动以市民化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市民化的本质是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以及不同市民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我国大城市内部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和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管理体制为社区治理促进市民化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条件;社会资本在居民社会网络和社区认同感方面的作用机制是通过社区治理促进市民化目标实现的理论基础;转变社区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是社区治理促进市民化目标实现的创新路径。其中,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教育分别作为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对于改变新市民观念、提高居民素质、构建社会网络、加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探究

以人为核心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受户籍制度等因素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市尤其县城的宜居水平有待提升。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持续优化城镇发展格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同时要强化城市治理和精细化管理,着力解决城市尤其县城的宜居问题。

村改居社区原村民的半市民化问题研究

"村改居"是就地城镇化的必然结果。村改居社区原村民的市民化逻辑就在于基于地权进行权益交换。在解决身份、空间困境的同时,也面临着选择性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政策上的区别对待、生产方式上低城镇化就业、生活方式的居住区隔和社会交往封闭、文化认同上的内卷化。村改居社区原村民的市民化困境可能导致社区原村民长期停留在"半市民化"状态,可能掉入"市民化陷阱"。未来需要基于共建共治共享逻辑,从个体能力提升、公共服务改进和社会融入推进等方面着手进行改善。

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及其来源分析

研究目的:依据新型城镇化的特点和发展要求,定量估算2020及203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量。研究方法:针对现有估算方法和结果的不足,分别从区域差异性和城市等级规模差异性两个层面,定量估算2020年及2030年中国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需求总量。研究结果:若要在2020年解决2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则资金需求总规模约为279935—296508亿元;若要在2030年再使2亿农民工市民化,则新增资金需求总规模约为282932—296132亿元。研究结论:新型城镇化是高成本的城镇化,只有依靠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才能筹措巨额的建设资金,进而完成新型城镇化的预期目标和任务。

城镇化率差异对新市民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研究--基于VAR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名义城镇化率与实际城镇化率差异即"半城镇化率"日趋突出,进城务工和定居的新市民(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扩大。以1989-2018年名义与实际城镇化率差异为切入点,对"半城镇化率"以及新市民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使用VAR模型分析名义与实际城镇化率差异对新市民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脉冲函数显示,城镇化率差异对新市民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影响,且呈正向冲击,持续性强;方差结果表明,城镇化率差异对新市民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33.5%。据此,应科学构建城镇化率指标体系,加大大中小城市的落户规模;实施严格的劳动权益保护,为新市民融入城市构筑社会安全网;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取消新市民进入门槛;加大技能和文化素质培训,提升新市民竞争实力。要尽快弥合名义城镇化率与实际城镇化率的差异,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观点辨析与理论研究

新型城镇化道路,对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传统的城镇化建设在中国存在不可持续性,必须要走有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城市化,即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因此,新型城镇化过程必须解决好房地产、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体系等相关的诸多问题,为此要制定科学的产业促进政策,实现产城互动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房地产市场策略,满足新市民的生活需求;提高要素利用效率,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实现有质量的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及其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