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决定模式的新型城镇化：一个分析框架

传统城镇化是由政府推动和控制的,而新型城镇化是由市场决定的。在评价传统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企业为市场主体的城镇化演进模型,并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深入剖析市场主导下企业组织城镇化的各个环节,考察该框架的运作机制及保障机制,提出"政府引导、市场决定、企业组织、社会参与、居民自主"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基于空间类型的城市社区治理行动困境及合作路径

社区的善治关乎国家的善治,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维度必然是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的现代化。住房的市场化催生了城市社区居住空间的多样态,更推动形成了城市社区场域中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维度的多元行动者。当对不同空间类型、居民结构迥异的社区治理行动者的实然状态进行检视时,能够发现的是其强弱关系的对比和不同的合作困境。在未来的社区发展都将会是商品房社区趋势的判断基础上,即新时代的城市社区将会是以居住空间设施的完备、基于购买选择的居民同质化和一定程度的陌生疏离为主要特征,社区的治理忽略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强调一种政府的全面退出或者强调单纯的政府治理或社区自治都是一种脱离实际,而应该是一项包含政府、市场与社会等行动者角色重新定位和动态合作的系统化过程,在结构-过程中导入公共性价值、从单向行动走向互动行动,实现社区的共同目标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乡村振兴视野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浙省个案

运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构建影响农民教育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研究影响农民培训满意度的因素。选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典型模式之一的湖州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理论设定的教育环境、角色定位、教育条件三大方面的14个因素中,只有农民对其他教育或培育的评价、农民受教育情况、农民对培训后自身能力提高的预期或者结果、对师资质量的满意度,对农民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应以实施重大教育培训项目为抓手,加大职业农民培育力度;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着力提升农民职业教育精准性;以加强培训平台建设为抓手,着力提升农民职业教育质量,积极创建良好的培育环境。

农民进城、政府角色与市场机制:浙省个案

我国新时期城镇化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农民异地搬迁进城滞后。近年来,浙江省龙游县在组织贫困山区农民搬迁进城的过程中,通过政府组织和服务,引入市场化运作,盘活城乡资源,创造了一个政府引导、组织、服务、管理农民进城的新模式。从龙游县的探索实践看,政府在农民进城中主要扮演调查规划者、建房安居者、就业创造者、确定服务标准者、提供基本服务者、城乡挂钩者、资产保护者、利益平衡者的角色。今后10年,组织推进农民异地搬迁进城将是时代主题,建议加强政府组织领导;引入政策性公司,强化市场化运作;实行城乡发展挂钩,用好土地指标;促进社会广泛参与,分解搬迁成本;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推动管理创新。

河北保定农户居住空间行为选择的动力机制研究

农户对居住空间的行为选择是直接影响乡村空间秩序的重要因素,只有充分认识并准确把握其空间行为选择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才能从行为主体空间行为选择上进一步探寻合理引导其空间行为演变的发展道路。为了探讨当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户居住空间行为的演变规律,研究基于微观视角对保定市不同地区的农户进行了居住空间行为的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调查区域大部分农户对当前居住空间的满意程度为一般;(2)在农户居住空间满意度方面,配套环境驱动占主要地位,其路径系数高于住房条件驱动;(3)在配套环境驱动方面,经济活动交易便利是最主要因素;在经济生产条件驱动方面,耕种便利因子的影响程度高于灌溉条件。在住房条件驱动方面,各具体测度变量根据影响的主次程度排序依次为:建筑面积、宅基地面积、房屋结构、排水便利、出路与交通。建议保定市从配套设施建设、循序渐进的规范化引导、创新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合理引导农户居住空间的行为演变。

城中村改造:一项系统的新型城镇化工程

城中村是过去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中国式边缘化"社会样态,具有"双重边缘效应"。城中村改造是一项系统的新型城镇化工程,具有综合性、包容性、长期性。在"三个一亿人"政策背景下,各地的城中村改造在强势行政推动下取得了重要进展,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1)动因上,呈现为"响应型"政府行动;(2)地位上,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3)方式上,表现为突击性的强行政干预行动。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城中村改造"视物不见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顾眼前,不及长远",既不能根本解决城中村问题,还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我们需要以新发展理念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引领,合理选择和创新城中村改造方式,建构"创新、绿色、包容"的城中村改造和发展格局,实施全面、协调的城中村改造行动,采取行政推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整体规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城中村改造策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民进城意愿分析——以海南省五指山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项全局性、长期性、深远性发展战略,少数民族农民作为新型城镇化中的重要且特殊群体,在推进有民族特色的城镇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五指山市农民进城意愿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国家和地方的制度安排、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个人特殊的精神需求。当地应加快产业发展、提升农民收入,大力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城镇化建设;改革与户籍制度相关的配套政策;推进城镇绿色生态建设等,促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

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政策的演变—以输入地地方政府政策为中心

对农民进城务工问题进行多角度分析和探讨，特别是运用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观点，通过研究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质和量的变化，劳动力构成来挖掘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共同体:逻辑理路、实践形态与优化路径

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是国家力量、社区资源与市场规则共同体作用下的总体性治理。当前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模式指向市民化视角与国家治理视角。这种治理模式难以突破治理主体权责利失衡、治理事务边界模糊化与治理共同体意识缺乏的固有困境,它也导致社区治理失序与居民参与不足。但J街道红色物业治理实践表明:基层党委制度化形塑的“物业治理共同体”,建构国家—农民—市场的共同体关系,创新主体共治模式,通过治理事务责任落实的组织协商机制与治理主体有效动员的资源整合机制,促成社区规则之治的行政组织载体与社区稳定生态的权责分工结构等治理,填补了以往治理的不足。因此,输入行政性资源,激活政治关联机制;构建协商性平台,畅通物业治理过程;营造共同体意识,提升资源再造能力等成为优化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政府治理协同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

新型城镇化被寄予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厚望。基于"最小作用量原理",从政府治理协同理论分析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以民为本的发展之路、幸福快乐的人民之路、民族创新的特色之路。政府治理协同是破解新型城镇化难题的突破口,必须与资本自由流通协同,与整体长远利益协同,走向公共管理范式,从而解决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土地、户籍、财税、资金等问题,真正体现公共服务的本质内涵。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程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和核心任务,在这一工程中,政府是主要角色,起着"引"和"推"的作用。基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目标,以政府行为为问题切入点,从"推—拉理论"出发,探讨人口流出地政府、人口流入地政府及中央政府的行为优化。在这一进程中,只有府际间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相互协作,才能达到破除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目的。

新型城镇化中被征地农民再就业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湖南、广西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纵深推进,城镇建设用地需求量也日益增加,以至被征地农民不断产生。失去土地后,被征地农民在获得一定数额补偿金的同时,彻底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务农技术开始变得无用武之地,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的"城镇游民"。作为民生之本,再就业是被征地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也是被征地农民分享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的主要途径。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需要提高被征地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水平,发展经济,创造稳定的就业岗位,地方政府也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挥职能,促进被征地农民再就业。

中国农村的新合作运动

面对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型,传统小农因本身的弱势而难以应对。为此,各种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应运而生,在中国农村快速发展。截至2012年3月,各种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已超过50多万家。本文将探讨市场与各种外部力量在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对各地农业经济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分析,本文还将对比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在东部和中西部发展的不同形态及种植结构。

成人教育助力农民市民化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8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着重强调要加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农民市民化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市民化不仅意味着农民在身份和地域上向市民转变,更深层意义上是实现价值观念、综合素质、生活方式的转变。如今农民市民化进程中面临众多问题,成人教育作为促进成人继续社会化的教育活动,应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就业能力;开展知识道德教育,提升农民素质;培养城市生活方式,丰富精神生活;加强社会交往教育,提升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