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台港地区“五四论争”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思想界,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国民党官方、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现代新儒家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理想,但反对五四新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反击新儒家的文化批判,三方构成一出颇具复调色彩的文化论争,并对当代的台港思想界形成深远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

“五四”对中国新音乐创作的影响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为我们重新回顾、总结、研究"五四"和中国新音乐创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文章将从四个方面来努力探寻"五四"运动对中国新音乐创作积极、深远的影响。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孝”:林纾与“五四”新青年论争的“隐性”焦点

在"五四"新青年与林纾展开的新旧论争中,与文字的"文白/死活"这一"显性"的论争焦点相比,"孝"则是双方论争的"隐性"焦点。在"五四"新青年对"非孝"的提倡和林纾对"孝"的捍卫中,呈现出"表"与"里"、"新"与"旧"的驳杂特征。重新梳理这一思想论争,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道德传统观念艰难的蜕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者和卫道者的所见和所弊,以此观照和思索我们当下的立场和取舍。

中西启蒙运动比较初探

关于西方启蒙运动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撰文探讨。但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还比较薄弱,故文章就二者的主导性倾向进行总体比较,以揭示其间的联系和各自的特征,以使这一段有关启蒙思想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

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而发端,《新青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却彰显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限度。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传统、现实、以及启蒙自身等三方面原因,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阙失在于其忽视了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把重心落到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确立层面之上。

“大启蒙”视野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反思对象

从"大启蒙"的视野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考察中心,从而辩证、综合地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由此,我们选取了陈独秀1938年的《"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1915年的《敬告青年》、1938年的《抗战与救国》和1937年的《孔子与中国》作为反思研究对象,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符合启蒙的积极要素和误读启蒙的消极因素。与此同时,试图重新发现陈独秀对启蒙、救亡和孔子的独特理解。

章士钊与《新青年》初期的关系考察

章士钊与《新青年》并非从开始就是对立关系。事实正相反,章士钊与《新青年》的先驱者早有交往和友谊,在《新青年》创刊以后,章士钊继续保持了与其主要成员的友好关系。对《新青年》思想革新和文学变革的基本主张,章士钊予以坚定支持。虽然章士钊与《新青年》也存在"调和论"与"革命论"的分歧,潜伏着后来与之关系对立的危机,但直到1921年游欧之前,章士钊是在根本性支持的基础上对《新青年》持建设性批评,分歧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另一种五四新文化——梁漱溟对《新青年》的回应

当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时,梁漱溟正执教北大;但倍感压抑,以出世之心做孔子之研究,组建孔子哲学研究会,试图发出微弱的声音。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新青年》做出回应,以为陈独秀、胡适等人主张西方化,却将东西文化根本对立,错误地把孔子等同于他们所批判的中国适用之文化,没有透彻理解孔子精神对于中国人伦社会之意义,没有找到疗治文化破坏所造成的伦理崩溃的方法。从罗素、柏格森和倭铿等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中,梁漱溟发现东西文化并非二元对立;相反,可通过某种途径调和融通为一个整体,以对新文化的偏向进行修正,即用孔子的有情的刚动的人生态度来容纳科学民主的精神,使新文化本土化、扎根化,破除所谓道器、体用之二元论,使东西文化相互牵连、彼此互渗、新旧会通,从而形成另一种五四新文化,促使中国的文艺复兴。梁漱溟并非学界所谓的反新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体现了五四新文化的丰富性和多维性。

《新青年》与五四文明论

五四时期是文明论在中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时期。中国中心主义的古典文明论近乎彻底瓦解,并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论所完全取代,这个状况在《新青年》杂志中得到具体体现。通过整体反传统、全盘西化的文化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现代文明论的知识霸权,并对此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深刻影响,其是导致激进主义文化运动在二十世纪中国不断反复的历史原因之一。辩证地看,对西方现代文明论的自我殖民化接受,也往往孕育下批判反思的种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后果,则让这个反现代性的潜在思想脉络得到凸显,并构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修正。五四文明论不仅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跨界移情,而且也包含着对于一个本土化的替代性文明方案的创造性想象。

诗人气质与青春气象——论五四时期的王统照

诗人气质与青春气象 ,是王统照五四时期最鲜明的精神特征。受惠于五四 ,他走向了平民 ,获得了民主、平等的意识 ,人道、博爱的胸怀 ;受惠于五四 ,他广泛地吸纳了世界文艺思潮 ,涵育出宽容、开放的艺术精神及现代意义的个性气质 ,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作品风貌。其中 ,纤细迷惘的“情绪化”的对人生问题的哲理性思考 ,是五四诗人型作家王统照的本色 。

遐思“五四”--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而写

"五四"这一中国近代历史现象,应将发生在1916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联系起来认识。客观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五四"

五四时期统一战线的组成和发展

五四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开端 ,它是由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和爱国运动统一战线所组成的 ,范围是极其广泛的 。

激进还是保守:重评“五四”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的风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受到一部分学者的质疑。分别出于新启蒙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文化立场的学者,围绕对"五四"的历史价值评判,各执一端,针锋相对地对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与保守两股文化思潮的历史功过进行了阐发。对"五四"的重评,包含了学术界诊断中国历史文化症结和引导当下文化走向的强烈诉求;体现了在全球化时代,学术界对如何化解启蒙与保守、西化与民族化之间的间隔,寻求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意见分歧。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妇女人格的建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从妇女人格建构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来探讨,如何才能形成新的妇女人格。他们的探索对我国当今的妇女事业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试论学衡派的文化观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学衡》杂志,从学衡派的立足点——新人文主义出发探究其文化观,清理学衡派有关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对其文化改造的主张进行价值重估。本文认为,学衡派借中西融合来改造文化的思想符合思想史的运作规律,在当时是对西方现代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反思,至今仍可作为我们文化建设的借鉴。

白话文运动:传承还是摒弃

1917年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影响深远,也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白话文运动取得的成绩,是白话文正式进入学校常规教育课程,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加速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汉语的主流文体。从当时直至现在对该运动的历史叙事,一般都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比作欧洲各国自文艺复兴起民族语言文学取代拉丁语文学,同时将之比作一场文学上的革命。这种观点在两个重要方面比附失伦。首先,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看,20世纪初白话文传承的是中国上千年的语言文化传统,相比而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民族新兴书面语历史短暂,语言资源贫乏;欧洲民族语言文字取代拉丁文以后,后者基本被摒弃,而文言文始终是中国语言教育和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次,欧洲各国民族语言取代拉丁文成为主流文体,是个渐变的历史过程而不是狂飙突进式的革命。白话文的情况与此相仿。白话文作品在元、明、清时期广为传播,自19世纪下半叶起白话文使用更为普遍。白话文运动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是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中国语言应用传统的传承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以后,该发展开始加速,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白话文运动的真正意义,是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方针,为此后汉语标准口语和标准书面语的成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汉语拼音化给出了前提条件。19世纪以来在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上提出的重要主张如何落实,此方针为之提供了指引。

五四时期对新史料的接受与认识

19世纪末以来新史料的大发现 ,对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四前后是接受与认识新史料的重要时期 ,王国维等人积极利用新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并大力介绍新史料 ,使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很快认识到了新史料的价值 ,这对于五四时期史学乃至 2 0世纪史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四精神引领下时代新人的责任担当

新时代召唤五四精神继续引领时代新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拼搏奋斗,要求时代新人勇于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明确新时代时代新人的责任担当,首先对百年五四的历史进行回顾,深刻理解五四运动是当时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民众在启蒙思想影响下的必然产物以及五四精神带给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启蒙、文化上的自觉以及政治上的担当等价值力量和导向作用,进而认识到时代新人的责任担当构成应主要包括:坚决拥护和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具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视野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