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再罚”在海事行政处罚领域的应用研究

通过介绍“一事不再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用案例的方式剖析“一事不再罚”在海事行政处罚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和判断标准。认为“一案多罚”基于共同违法行为理论,不视为违法“一事不再罚”;“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应当在确定符合法律规范的要件之后,辨析是否属于连续或继续状态、想象竞合的情形,综合判断“一事”;“择一重罚”规则进一步为“不得两次罚款”的适用提供了指引,在具体案件中应当适用法定处罚额度高的法律规范。

刑法立法重刑化的无序扩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分析对象

我国的刑法立法重刑化显露出无序扩张的趋向,《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袭警罪和污染环境罪法定刑的加重调整是典型体现,对此如何有效控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刑法立法受预防性刑法理念主导,加上报复性情感的过多影响,是重刑化立法无序扩张的主要原因。单纯强调轻刑化或者限制重刑的司法适用难以发挥刑法回应社会需要的功能。罪刑该当性理论主张法定刑配置调整的支配性因素是犯罪严重性,对规范预防性和报复性因素在重刑化立法中的影响具有重要功能。重刑化立法应受制于犯行的严重程度,若某一犯罪的严重性没有升高,不宜仅凭预防和报复性因素而加重其法定刑,即使要对变重的犯罪上调法定刑,也应遵循侵害法益的“个数标准”,避免为侵害法益个数少的犯行配置过高的法定刑,唯此方能实现罪刑该当性。

论体育行政处罚的救济

体育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侵害性行政行为,有可能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为防止体育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权力,保障相对人的合法利益,有必要设定体育行政处罚的救济手段,本文以行政处罚救济及相关理论为参照,结合体育的特点,针对体育行政处罚设定救济的必要性以及体育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救济手段的运用等,做初步探讨。

拐卖儿童罪:设刑与动刑——兼论“轻处”倾向的背后因素

针对拐卖儿童罪的重刑吁请,从设刑上,中国《刑法》已为该罪配置了足够重的法定刑,在与100个具有代表性的法域针对该行为的法定刑设置对比上,中国为本罪配置的法定刑仍属重刑之列;从动刑上,司法实践中对于拐卖儿童罪绝对重刑的比值虽然较高,但在本罪与其同罪异体的拐卖妇女罪以及盗窃、诈骗、绑架罪等11个犯罪相对重刑的对比中,发现法官群体针对本罪存在相对"轻处"的倾向,而隐藏于背后的父母同意情况下犯罪人拐卖儿童罪的高比重情况,可以对此倾向予以解释。

我国轻罪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与批评

我国先后十一部刑法修正案新增28个轻罪,但表现出了“轻重并进,重罪为主”的立法特征,轻罪制度并未成为立法主线,“轻罪化”之所以屡被用于渲染当前的犯罪化立法及其趋势,源于对“废除劳教制度”法治意义的误解。劳教制度被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从教育帮扶性措施异化为罪刑失衡的监禁处罚,因而轻罪化立法不应是“劳教功能”的栖身之所。“轻罪化”作为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方案源于“严而不厉”的目标导向,但“严而不厉”内含“严”与“厉”概念交叉、狭义解读刑法谦抑性、迷信刑法积极预防功能等不足,在“去重刑化”目标尚未实现之前追求法网之“严”,则导致刑法结构“又严又厉”。增设轻罪也不是校正.重刑主义司法偏向的恰当措施,重罪构成要件的司法扩张是解释者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使然,应正视司法恣意性的根源而非通过轻罪化立法为之开脱,否则将陷入“司法无限倒逼立法”的恶性循环。因此,追求法网严密的轻罪化立法应予放弃,从而为发挥刑法之外其他规范及其主体的功能让渡空间,真正促成社会治理所需的多元共治格局。

遏制重刑：从立法技术开始

刑法的立法规定模式,属于技术性问题。而中国刑法立法规定的重刑过多,与立法规定模式有重要的关系。从中国刑法立法的死刑过多、法定最高刑与最低刑过高、财产刑的广泛并科等方面,可得出我国刑法重刑倾向的结论。立法技术的缺陷,是导致我国立法重刑化的主要原因。遏制重刑的努力,可至少从改变不同罪刑阶段法定刑的衔接式规定方式、改变自由刑的行刑裁量无限制对死刑的压力、改变以并科为主的财产刑导致的刑罚趋重倾向等技术性措施入手,以达致中国刑事立法的合理化。

论刑法上的“从重处罚”

从重处罚必须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从重处罚情节包括犯罪情节与非犯罪情节。将非犯罪情节作为从重处罚的根据是法律明文规定的。非犯罪情节中 ,只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不存在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对“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 ,应有一个法治时代的新认识 ;“抗拒从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抗拒从重。《刑法》对首要分子、主犯的处罚仍然体现了“从重处罚”的精神 ,但与 1 979年《刑法》相比较 ,表现为一种“隐性从重”。

走向刑法的现代化

刑法现代化是一个宏观问题,涉及到刑法结构及其调整。刑法现代化应从"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不严"的问题有一元化而不是二元化的立法体制、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等。"厉"的问题在于有死刑、罪名都规定了监禁刑、罚金适用不多,决定刑罚体系是一个重刑体系。应当注意对法定刑的研究。

我国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的立法完善

现行《刑法》只有一些分则条文对牵连犯规定了不同的定罪处罚规则,而总则条文没有一般性规定,这导致了对于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的混乱、矛盾局面。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的选取,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牵连犯本质及其构成条件、犯罪的本质和刑罚观、国家对具体犯罪的刑事政策、数罪并罚制度等。若欲弭除抵牾,使立法对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规范化和科学化,宜在刑法总则规定:"对于牵连犯,从一重罪从重处罚。法律规定数罪并罚的,依照规定。"刑法分则规范在对特定的牵连犯作出数罪并罚规定时,要基于审慎的严惩政策;具体的司法解释也尽量避免把所涉及的牵连犯解释为实行数罪并罚。此外,作为配套措施还应修改我国的数罪并罚制度来促进牵连犯处断规则的和谐。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

二战后,在两极化的现代刑事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本国刑罚制度的两极化改革。当前我国由原来单一的重刑化刑事政策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制度改革也应与之相应: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应轻缓其处罚力度,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处遇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则要在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提高其刑罚的处罚力度。

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问题及其化解

《刑法修正案(九)》对异种自由刑并罚予以立法层面的明确规定,折射出立法者对数罪并罚原有空缺的格外重视。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规定回应了实践所需,并试图针对性解决长期困扰理论与实践的棘手问题,但是修正案的现有规定并不能做出理论层面的合理性说明,隐藏在异种自由刑并罚中的刑罚失衡及其逻辑非自洽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异种自由刑并罚仍然应当以限制加重作为其适用的基础原则,并以重刑为基准进行异种刑之间的刑罚换算,在整体性视域内合理对待监禁刑与非监禁刑的折算,从而妥当解决并罚制度遗留的现实弊病,最终实现异种自由刑并罚适用时的规范化运行。

论中国传统死刑观的负价值

中国传统死刑观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笃信死刑的正当性;二是极力追求死刑的威慑效果;三是容忍过度发挥死刑的复仇功能。在传统死刑观的影响下,国民崇尚死刑,依赖死刑,动辄希望判处罪犯死刑,对死刑适用的正当根据和必要限度缺乏足够的认识。传统死刑观阻碍中国死刑立法的现代化和现代死刑适用标准的确立,导致法官和政治决策层对慎重适用死刑持抵触态度,并且可能使合法、正当的死刑案件裁判面临来自社会舆论非正常压力,应当扬弃。

欧陆刑罚力度的启蒙

欧陆是近代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刑法文明的摇篮。欧陆刑法自启蒙时期以来,一直主导着世界刑法发展的方向,在刑法近代化和现代化中起到了典范作用。刑罚力度的轻重是刑法文明的标杆,也是刑罚文明的衡量尺度。但在中世纪及以前,欧陆刑罚力度的设计与运用表现出来的也是野蛮和残酷,欧陆刑罚力度也存在着一个启蒙过程。

《折杖法》对宋代刑罚重刑化的影响

《折杖法》的制定与实施使得宋代五刑体系名存实亡,主要表现为:主刑种类减少,刑种配置不合理。为遏制犯罪,宋政府通过颁敕和编敕,规定或创设新刑种,形成以臀杖、脊杖、编管、配刑、死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凌迟亦成为常用刑,结果使宋代刑罚较唐代更为严酷。宋代制定与实施《折杖法》,本欲轻刑,但导致刑种配置缺乏科学性,刑罚轻重失衡。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困境及其对策

上诉不加刑原则被称为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基石。"上诉而加刑"现象的现实存在,破坏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可采取如下对策:凡是只有被告人上诉而未被抗诉(或自诉人未上诉)的案件,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加重刑罚;取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的发回重审;不得就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除非结果对被告人有利。

法定刑的修订趋势及其反思

综览历部刑法修正案,死刑废止进程减缓、无期徒刑增加、轻刑种呈现萎缩趋势、法定刑的调整比例中提高法定最高刑占比最高、附加刑加重等都凸显了立法上的重刑化趋势。风险社会下刑罚的调整并在一定领域有所扩张具有合理性,但不应成为一种常态。刑罚的预防作用应当被谨慎评估,刑法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蕴含着巨大风险,刑法修正案并未完整地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宣告刑的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大陆刑罚判决人数已然重刑占比过高,重刑化的修法观念实无必要,刑罚配置的轻缓化才是刑法修正的应然走向:(1)行为的危害性程度由法益类型和可谴责性决定,以此决定报应程度,进而划定刑罚边界;(2)一般预防应由主观内容和罪名的司法适用频率决定,并可在报应划定刑罚边界的基础上降低法定最高刑;(3)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无期徒刑及15年有期徒刑的部分罪名法定刑配置过重,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刑罚轻缓化要求。

论商鞅法律思想之刑罚目的

商鞅刑罚目的是以威慑儆戒为主的一般预防论,即靠对犯罪人实施刑罚来威慑儆戒其他人使其不敢犯罪,达到预防社会犯罪的目的。商鞅的刑罚目的理论,以人性恶的犯罪理论为基础,以重刑、必得、明法为基本内容,通过三者的有机结合来实现预防犯罪。这一刑罚理论虽然曾取得明显的成效,但仍存在着众多的不足和缺陷。

上诉不加刑原则若干问题的思考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它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 ,成为指导二审定罪量刑的重要原则 ,它对确保司法公正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入手 ,探讨如何贯彻好此原则 。

保费随机且带有红利支付的复合马尔可夫二项模型

本文对带有随机保费和红利支付的复合马尔可夫二项模型,得到了其Gerber-shiu期望折现罚金函数满足的递推公式,并证明了递推方程解的存在唯一性.最后给出了涉及破产量的几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