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监察调查案件审查逮捕听证制度研究——以《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为依据

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背景下,最高检通过出台《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对审查逮捕进行诉讼化改造。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监察调查案件具有由封闭到开放的特性,检察机关与辩护人在此阶段对案件的把握也有所不同,对其适用审查逮捕听证可以起到保障人权、优化监检关系、实现从治罪到治理转变等效果。为了改善《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在对监察调查案件适用时存在的程序参与主体缺漏、程序启动标准模糊、程序审理内容不明等问题,应当通过文本解释或修改的方式,明确若干适用原则,如依照法律适用有无争议完善启动标准,将监察人员纳入在场听证人员范围,坚持监察人员负担举证责任,明确全案审查的核心内容。

“疑罪”应当“从无”吗?——法治与情理视角下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重新审视

有“确信”方可定罪,“疑罪”则应从无,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实践中,无确信而定罪或明或暗存在,导致疑罪从无原则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的重要原因是情理与法治的冲突,解决的路径在于法治对情理的要求适度让步,对传统的疑罪从无理念进行松动,降低确信成立的条件。

骗取贷款罪新论

在立法上,骗取贷款罪先后经历了由作为贷款诈骗罪的规范补足到理性回应金融监管政策进行限缩适用的立法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后,有必要重新审视骗取贷款罪的立法旨意与司法政策,防止矫枉过正。信贷资金安全应是修改后客体的具体内容。本罪系结果犯,在基本罪层面不可能是行为犯或危险犯。本罪虽有诈骗犯罪的一般属性,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故需单独设定骗取的行为构造以及认定规则,防止扩大化。在基本罪层面,应对构成要件要素做“减法”,成立犯罪的法定构成标准已然有变。应当立足“损失(数额)”与“情节”的二元定量因素,重构与基本罪、加重罪相适应的立案追诉标准。应当根据最新修正规定,从骗取行为、贷款目的、造成实际损失、通知后及时还款等方面,充分为骗取贷款罪开辟正当、合法的出罪通道。

“疑罪从无”原则的西法渊源

疑罪从无是处理罪与非罪类疑罪案件应坚持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已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从罗马法探寻疑罪从无原则的渊源,发现有""嫌疑不得判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等原则,是为疑罪从无原则的雏形。另外,从罗马法中还可探寻到无罪推定、正当诉讼程序和合理的证据制度、较完备的辩护制度、限制国家公权力等相关制度和原则以及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罗马法启迪我们要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并有效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制度、人道主义思想等,努力使刑法理性回归,更加注重人权保障。

刑事诉讼中疑罪案件处理的几个问题辨析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在案件的实体处理上的体现。准确界定疑罪案件是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前提和关键。疑罪从无原则不仅适用于审判阶段 ,也适用于侦查和起诉阶段 ,但效力不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能彻底贯彻疑罪从无的精神 ,如二审程序的立法有悖于这一精神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给其予以重大冲击。

论冤错案件与人权保护——佘祥林案的法理分析及启示

我国司法长期以来深受“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等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行为至今仍难以禁绝,严重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动摇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期盼,也严重危及司法权威的树立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佘祥林错案折射了司法者理念上的缺憾,也反映了司法程序上的纰漏。

佘祥林冤案:我们离无罪推定还有多远

在民众关心、同情佘祥林遭遇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反思它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教训,以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本文将着重探讨佘案的症结之一—无推定原则的改革与发展。

论疑罪之成疑规则

事实认知上的疑罪,是指司法指控已在程序上形成,但有罪信念无法达到起诉标准或无法达到定罪标准,罪行主张既不能被证实又不能被证伪的状态。研究疑罪的成疑规则,实际上是研究定罪规则的反向表述。疑罪的成疑标准须平衡处理一对矛盾:为了集体安全,疑罪标准要提高;为了个人安宁,疑罪标准要降低。规则是司法经验积累的结果,成疑标准应当建立在历史理性的归纳之中。

行政行为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研究

行政行为在证据法上的问题,主要是其在诉讼中能否被采纳为证据及其证据的价值问题,也就是它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与证据效力问题。

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与疑罪从无

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是以浙江省检察院为代表的实务部门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摸索、总结出来的一种证据审查模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两次在全国推广,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和各地实务部门的争相学习,其优势集中体现在对于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和纠正上。疑罪从无是现代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原则,在促进人权司法保障、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公正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疑罪从无在我国贯彻实施并不理想。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提出,有利于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可体现在克服口供中心主义、维护司法独立、推进审判中心主义等方面。

徇私枉法罪疑难问题释疑

对涉及本罪的最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论述,同时对位于其延长线上的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人文价值

文章通过对无罪推定原则与有罪推定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根本宗旨等方面的比较,厘清了它们的基本内涵和原则界限。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的推行,有其哲学价值论的依据,与疑罪从无司法规则紧密相连,它们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革新了刑事司法的价值理念,彰显出无罪推定原则之人权保障的人文价值。

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民主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反映了西方人权、民主的现状,是人类法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部分内容,并未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为了维护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保障人权,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真正的无罪推定原则。

法治思维视野下的疑罪从无

学界对于疑罪问题的认识还不统一,但并非没有达成理论共识的可能。我们应当在法治思维的指引下,对疑罪从无中涉及的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何为"疑罪"以及遇到疑罪时如何处理等三方面的问题进行重新界定,在法治的正当性基础上达至共识。

由“许霆案”看罪刑均衡

"许霆案"的出现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许霆盗取ATM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以及量刑是否科学、公正,成为本案的焦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许霆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规定,但根据罪刑均衡原则,法院对许霆的量刑不免失之过重。由此反映出我国罪刑均衡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着解释不均衡、体系不均衡等问题,因此,需要对罪刑均衡原则重新进行审视,以避免类似"许霆案"的再次发生。

“经济案件侦查”概念探究

经济案件侦查是经济案件侦查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其概念包括五个方向的具体内容。本人不同意“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提法 ,其根据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 ,及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等原则。经济案件侦查的提法是指所有触犯刑律案件侦查活动的一部分 ,而就经济案件而言 ,又可分为 :经济纠纷案件、经济行政违法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三种。

我国疑罪从无之羁绊及突破——以冤假错案的防范为视角

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贯彻乏力,原因在于司法人员司法观念陈旧,我国法律对疑罪从无的规定和现有的司法机制不利于疑罪从无的实现。真正贯彻疑罪从无,必须完善法律,更新观念,理顺公安司法机关的关系,必须明确,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也负有执行疑罪从无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主流媒体的宣传工作要依法进行,避免造成有罪推定,成为疑罪从无的阻却因素。

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是体现人权保障价值的重要规则,因而体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共同价值追求。本文通过对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范围的探讨,揭示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共性和差异,并明确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程序法地位。同时,从更为全面的角度分析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具体内容,提出了补充和修正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疑罪从无原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