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证研究——以A市人民检察院B分院办理的重刑案件为样本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改革探索的深水区,也是真正实现认罪认罚全覆盖的关键。而“重刑案件”是重罪案件的“重中之重”。因此,应当通过界定重刑案件的范围,厘清认罪认罚适用现状,科学设置适用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其更大效能。

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问题——以权利保障为价值导向

目前,轻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良好效果,但重罪案件受限于该制度所追求的效率价值这一目标,未得到充分适用。缘于制度价值导向失衡、法律规范模糊不清以及各方主体利益难以平衡,重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明显受制。因此应当转换价值导向,注重对当事人特别是被追诉人的司法权利保障,尝试从权利保障角度来探析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最终,立足权利保障的价值导向,确立相关法律规范、构建与强化相应程序的制度,改善重罪案件适用效果差的现状,从而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势。

认罪认罚案件审判活动中人民陪审员制度适用的挑战及其应对

人民陪审员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客观上存在张力关系。在认罪认罚案件审判活动中,人民陪审员制度适用的挑战体现在:人民陪审员参与空间愈加有限、事实审与法律审区分难度增大、人民陪审员审判能力被削弱等等。产生上述挑战的原因包括两种制度改革预期目标有别、陪审规则设计存在内生不足、合作性司法理念强化法律职业联系、考核任务增加工作负担等方面。顺应我国刑事司法发展趋向,宜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人民陪审员参与认罪认罚案件审判活动之主要方案:第一,坚持审判中心主义以统筹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进程;第二,调整人民陪审员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的审判规则;第三,以优化检法职权关系为依托规范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第四,健全考核机制以提高认罪认罚案件审判质量。由此,进一步提升我国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进程中审判方式改革质效。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本土化发展研究

在推进轻罪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刑事速裁程序能够提升诉讼效率、缓解办案压力、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但其本土化发展方向与完善路径还有待明确。基于对两大法系刑事速裁程序的比较,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在发展方向上需保持现有开庭审理模式,应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动态价值平衡,并立足实现实体真实与案件分流的功能定位。在具体路径上,需关注审前阶段的权利保障及程序速率,重视庭审阶段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与真实性的审查,并强调现有配套制度的更新。

制度严苛与皇权调整:清代嘉庆朝王书常案与官员处分研究

清代吏役舞弊为害不断,嘉庆十四年的王书常案即其一。案发以后,不仅书役等被处以绞斩之罪,涉案的户工部和内务府官员以及管理三库大臣也被予以处分。此案处分,既有吏部按照制度的严苛处分,又有以嘉庆为首的皇权对制度处分的从宽调整,最终使得官员处分处在一个可接受的范畴之内,由实降实革到虚降虚革,避免官场的大动荡。但是,皇权治理及其对官员处分的调整,却造成对处分制度效用的冲击和对吏治腐败的催生。嘉庆朝对案中官员处分的这种处理模式,不独只存在于嘉庆朝,乾隆朝和道光朝同样存在,反映出至少在清前中期这种处理模式的常态化。

对监察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双重考察

监察法对认罪认罚作出了不同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导致监察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在适用上与刑事诉讼法发生冲突,乃至和刑法规定也不协调。学界认为要更好地实现两者的衔接,应当对监察法的认罪认罚规定以及其他规范加以修正完善,最终达到“法法衔接”的目的。这是一种规范性视野下的认知。须知,监察法制定特殊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要求在刑事诉讼环节保持独立性,有着特殊的服务政治大局的考量。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不能仅从规范视野去认识,还必须有政治大局的视野。只有在双重视野下,才能正确处理进入刑事诉讼环节的监察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从而实现监察法、刑事诉讼法乃至刑法的有机统一。

《环境影响评价法》适用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以2015—2019年的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公开资料和2020—2022年的典型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公开资料为基础,从生态环境执法的角度,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适用概况,主要包括未批先建案件数量呈现下降态势、未批先建案件违法成本明显提高、“责令恢复原状”适用案件数量增加等;分析其存在的“责令恢复原状”行政命令适用难、报告书与报告表“严重质量问题”的法律责任条款适用少、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难度大等主要问题;提出提高“责令恢复原状”行政命令的适用性、加强环评与执法的有效衔接、简化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等对策建议。

监察调查案件审查逮捕听证制度研究——以《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为依据

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背景下,最高检通过出台《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对审查逮捕进行诉讼化改造。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监察调查案件具有由封闭到开放的特性,检察机关与辩护人在此阶段对案件的把握也有所不同,对其适用审查逮捕听证可以起到保障人权、优化监检关系、实现从治罪到治理转变等效果。为了改善《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在对监察调查案件适用时存在的程序参与主体缺漏、程序启动标准模糊、程序审理内容不明等问题,应当通过文本解释或修改的方式,明确若干适用原则,如依照法律适用有无争议完善启动标准,将监察人员纳入在场听证人员范围,坚持监察人员负担举证责任,明确全案审查的核心内容。

企业刑事合规的实证分析

企业合规不起诉作为企业合规进入我国司法领域的第一步,目前正呈现着多方参与、合作共赢的良好态势。从企业刑事合规的制度建设情况来看,最高检始终在推动,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等部门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梳理66件企业刑事合规典型案例,总结出实践中所涉案件具有经济类犯罪居多、法定刑多在三年以下等特点,并发现我国目前存在合规适用范围不明确、适用对象不统一等问题,力图从综合考量企业犯罪情况、区分企业类型等方面找出解决路径。

罪刑法定原则的限缩适用——为“洞穴杀人”而做的无罪辩护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文明社会的基石之一,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由最初的绝对法定性发展为现今的相对法定性,为各国解决或者缓和了大量争议案件。然而,罪刑法定原则从绝对法定发展到相对法定后仍有其局限性,无法解决所有的争议案件,尤其是法与理之间如何断论,现有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不能解决一些重大刑事难题。《洞穴杀人》中十四位法官提出的十四种观点各自为被告提供了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定。在结果上,十四种观点对被告二弃权六入罪六出罪的判决让该案仍无进展。罪刑法定原则的限缩适用观点的提出为“洞穴杀人”被告出罪提供了新的辩护思路,通过探究何为罪刑法定原则的限缩适用并为“洞穴杀人”的被告作无罪辩护,以此打破现有十四种法官的判定僵局。

由小村惩戒故事观国家权力与村落文化关系的变迁

《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是朱晓阳教授对于云南省昆明郊区滇池东岸小村的田野调查资料。该书采用“延伸个案法”描述小村惩罚变革历史,展现了不同时期国家权力与村落文化间的关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村寨头人掌权、村落自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地方性目标,再到国家适当控制下的基层社会自主性增强,国家权力与基层村落关系不断调整适应,成为重塑乡村秩序、推动农村社区改革的核心动力。

我国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处罚机制改革创新策略

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处罚的力度。但从目前事故处罚的效果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事故的发生。为切实发挥事故处罚遏制安全事故发生的作用,本文基于对近年来建筑施工安全事故案例的实证分析,对事故处罚原因、处罚措施方面的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比较借鉴了发达国家事故处罚的理念与经验,提出了创新完善我国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处罚机制的对策措施。

论中国古代“持平守正”的司法理念——以《折狱龟鉴》为切入点

公平和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赖于司法官群体的付出和努力。在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持平守正”的司法理念映衬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法治精神标识。从中国古代决狱名著《折狱龟鉴》里,我们解读出“不曲笔以纵有罪,不毁法以陷无辜”的法律至上理念;“至诚勤恤、折狱求正”的尽心竭力服务于公众的奉献意识;“矜谨折狱、不枉不纵”的严明审慎的断案理念;“执法原情、教化感召”的法理情有机统一思想,等等。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中国古代传统的“持平守正”的司法理念也贯穿于当今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以及法治教育等方方面面。

“疑罪”应当“从无”吗?——法治与情理视角下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重新审视

有“确信”方可定罪,“疑罪”则应从无,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实践中,无确信而定罪或明或暗存在,导致疑罪从无原则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的重要原因是情理与法治的冲突,解决的路径在于法治对情理的要求适度让步,对传统的疑罪从无理念进行松动,降低确信成立的条件。

涉案林地面积测算方法比较研究

林地面积数量是对森林火灾案件、违法征占用林地案件、改变林地用途案件等涉林案件定性,以及对行为人处罚的重要依据。根据实际办案经验,结合调查访问、模拟现场实验等方法,分析几种常用林地面积测算方法的适用条件,比较不同方法测算结果的差异性及测算效率,提出应根据不同案情及案件现场的具体情况,考虑测量精度、工作效率等因素,确定林地面积测算方法,并经司法机关认可取得合法性。

过程防腐: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重要途径

过程防腐是当前中国制度反腐的最薄弱环节,其缺位直接导致了制度反腐效果的不理想。它作为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重要途径,应当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过程防腐机制建设作为深化制度反腐的战略重点,推行更大范围的政务信息公开,健全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体系,将权力监督的重心由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并切实发挥制度对过程防腐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当前,从过程防腐的环节探讨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对策,将有助于从各项党政工作的过程中抑制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这至少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上海市2009～2013年卫生行政处罚案件分析

目的了解上海市2009~2013年卫生行政处罚案件的特点,为改善卫生行政处罚工作提供参考。方法收集和整理上海市卫生监督综合应用平台中的卫生行政处罚案件数据,运用Excel 2007进行分析。结果 5年案件总数为51 249件,来源于监督检查和投诉举报的分别占92.23%和5.31%,医疗执业案件中来源于投诉举报的案件占18.71%;多案由案件占7.70%,公共卫生和医疗执业案件中各为9.53%和0.73%;给予警告、罚款和警告＋罚款的案件在公共卫生案件中分别占32.86%、33.13.%和33.71%,在医疗执业案件中分别占25.45%、63.15%和3.17%,公共卫生和医疗执业案件罚款总额分别为37 301 601元和37 018 310元,平均罚款额各为1 341元和5 110元;公共卫生案件和医疗执业案件的简易程序案件各占24.51%和3.75%,听证案件各为75件和29件。结论监督检查是卫生行政处罚案件的主要来源,与公共卫生案件相比,投诉举报案件是医疗执业案件的重要来源;多案由案件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案件;公共卫生案件中简易程序案件比例较高,平均罚款额低于医疗执业案件。

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及应对

无罪推定原则要求通过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化机制维护被追诉者实体利益,避免冤案发生。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典型案例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过程性失灵的现状。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对有罪证据存疑的案件倾向于持续追诉,而非对案件进行即时无罪化处理。在有罪推定理念之下,持续追诉的程序潜规则盛行,其背后存在着容许部门利益膨胀的体制空间。司法体制产生的现实阻力,是无罪化机制过程性失灵的根本原因。与之相比,公安司法机关内部的工作机制只是附随因素。克服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应着眼于:程序裁量中的即时无罪化策略、无罪化机制的制度完善、司法体制等程序外阻力的消解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