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重复的规则之治——基于450份地方立法规范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上位法有明确规定的,地方性法规一般不作重复规定,这是一项重要的立法原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内涵。但由于“一般不重复上位法”规定的较为模糊,地方立法规范数量众多,但并没有实现该原则的细化,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程序也没有对重复立法的情形提供有效的审查和监督机制,导致地方立法对上位法的“复制粘贴”行为层出不穷。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总结地方经验,更新立法原则,以地方性法规的方式明晰“合理重复”的内涵和边界,并在立法程序上作出否定性评价。

地方立法“不重复上位法”原则及其限度——以浙江省设区的市市容环卫立法为例

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新增了地方立法"不重复上位法"的规定,但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基于对浙江省设区的市市容环卫立法的考察和分析,可以发现地方立法重复率仍居高不下,并在地方立法权扩容的背景下有蔓延之势。究其原因,在于对不重复上位法重要性的忽视,事实上,地方立法不重复上位法是地方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体现了地方立法中一致性与地方性的平衡,与不抵触上位法共同构成了地方立法的界限。同时,还需关注到不重复上位法原则的限度,现实中可基于规范结构的完整性、法条之间的关联性等因素承认一定范围内"必要重复"的情形。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研究

在刑法体系中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仅在量刑时有完整价值。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对象、阶段和领域均应准确界定。有必要将该原则立法化 。

日本区域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及其问题

日本区域金融围绕振兴地域经济发展,不断推出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并呈多元化发展趋势,这使得作为区域经济核心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巨大的金融支持。但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却引发了企业多重负债以及银企关系淡化等问题。因此,区域金融多元化健康发展的出路在于为区域中小企业再生需求提供多样化服务的同时加强区域紧密型金融计划下的银企密切关系的建设。

地方立法重复现象的组织社会学阐释

地方立法者属于一种组织化形态的行动者,身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组织环境中。由于当代中国地方立法者的组织年龄普遍偏小,处于复杂的条块结构和法律市场中,地方立法者往往优先回应制度环境的挑战,相对漠视技术环境的要求,力图在最大限度内追求组织合法性,从而在环境强制、模仿学习、规范内化等一系列机制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导致地方立法中出现了高度的“立法同形”。就此而论,不同于观念说、素质说、制度诱发说和路径依赖说,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地方立法重复的广泛存在和反复发生,更应该被归结为制度环境作用下的地方立法者对组织合法性追求的结果。相应地,对于这种现象的有效改进必须从制度环境的改变入手,“自上而下优先论”的改进思路成了一种可行选择。

论地方性法规“不重复上位法”原则的规则化

“不重复上位法”原则的规则化是依法治理地方性法规重复上位法的落脚点。然而数据分析和立法文本表明,地方立法规范明显存在对“不重复上位法”原则的弱回应性。依循“需求—供给”的逻辑框架,“不重复上位法”原则的规则化面临着地方重复立法需求对规则化的反向作用、地方对原则的识别困难阻碍规则化进程、地方未实现原则的技术规则法律化改造等主要困境。为推动“不重复上位法”原则的规则化,一方面应强化原则对地方重复立法的约束能力,明确原则的规范阐释和制度建设指引,另一方面还应加快原则的技术规则法制化和体系化。

地方立法重复的界定及其合理限度——以云南省7个新增设区的市为样本

通过对云南省7个新增设区的市的立法基本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设区的市在立法中存在大量重复上位法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地方立法为保持与上位法的一致性,地方立法具有从属性和有限性,地方委托第三方起草模式的影响,以及地方立法主体对立法技术掌握和运用的不足。同时,着重关注地方立法重复的合理限度,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基于避免与上位法相抵触、确保立法体例的完整性和构建法律条文间的关联性等考量因素,认可地方立法对规范性、原则性、责任性等上位法法律条文进行的必要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