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及侵权责任认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后折射出科技进步与法律制度发展的辩证关系。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众多科技红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法律风险,主要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生成内容的版权问题等方面,并由此带来侵权责任制度的选择问题。秉承鼓励创作与创作者权益保护的理念,应当认可一定情形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可版权性,并为版权权益归属、版权侵权情形下侵权主体的界定提供依据。综合考量各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与安全防范义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应当采取一般侵权责任制度并辅以过错推定规则。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特殊性,应当对服务提供者变通适用“通知删除”规则。

人形机器人自主侵权的责任认定

因人工智能系统的不可解释性、不可预测性和自适应性,人形机器人自主侵权责任面临难以认定的困境。人形机器人自主致人损害属高风险人工智能领域,对此人形机器人提供者应承担产品责任,履行产品安全可控保障义务;大模型提供者仅需履行充分的透明度告知义务,与人形机器人提供者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人形机器人使用者须按照说明正确使用产品,其承担的侵权责任不宜过度偏离原有类型。通过层次化确立信息披露、可反驳的过错和因果关系推定,不再要求过错与因果关系具备一一对应性,可使受害者获得公平救济的同时兼顾产业发展。

410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损害案件的医疗责任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涉及医疗损害的案件中影响医疗责任判定的因素,为减少此类手术发生医疗损害提供参考及建议。[方法]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为关键词,“医疗损害”为案件名称,“判决书”为文书类型进行检索。以医法汇发布的医方败诉原因作为影响因素的分类依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410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涉及医疗损害的判决案件,梳理出10类影响因素。其中,术前评估不全、违反诊疗规范、未尽注意义务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违反诊疗规范(OR=3.374)、未尽注意义务(OR=2.781)是增大医疗损害责任的危险因素,术前评估不全是保护因素(OR=0.280)。[结论]术前评估不全、违反诊疗规范、未尽注意义务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损害责任的影响因素,若损害案件中存在违反诊疗规范和未尽注意义务可致较高的损害责任。医务人员在实施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时,可通过严格遵守诊疗规范、认真履行注意义务、术前开展全面评估来减轻损害责任。

未成年人双向保护的法律规制困境及其完善

双向保护是我国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在我国强调既要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也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其设置初衷是为了追求未成年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近年来,低龄儿童犯罪的恶性案件屡见不鲜,犯罪手段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工作似乎遭遇“瓶颈”。司法实践中强调保护罪错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则显得不足,对未成年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存在失衡现象。在法律上,一方面,对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存在行政、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不协调、未成年人轻缓化刑事责任承担方式欠缺的问题;另一方面,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存在校园侵害学校责任模糊、未成年人精神损害的差异性未被重视的困境。为此,本文提出了在罪错未成年人的责任承担方面下调行政责任年龄、创新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立法建议,与此同时,在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方面,提出应完善校园侵害各方责任的认定以及未成年人精神损害赔偿重构的对策。

《民法典》视域下监护人责任的解释论重构——以监护制度的辐射效应为视角

我国《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所致第三人损害承担无条件的替代责任,引发长久争议,应予反思。其症结在于忽视了监护制度对监护人责任的辐射效应,以及监护职责对于监护人责任构成的影响。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应充分顾及监护制度对于被监护人责任能力的消解作用,重新挖掘被监护人承担自己责任的可能;其次,应明确监护人责任是以违反监护职责为前提的过错责任,并通过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角色类型化明确监护职责的内容及强度;最后,应在解释论层面确立被监护人与监护人自己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与《民法典》中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责任的分配规则保持体系融贯。

论无效婚姻的损害赔偿

无效婚姻损害赔偿责任在实证法上的确立始于《民法典》第1054条第2款,该损害赔偿责任在信赖原理的指导下构建,其责任成立要件与法律效果都应在信赖原理下统一考察。在信赖方信赖的合理性程度与责任方的可归责性程度之间进行比较权衡,可得出责任成立的构成要素:信赖婚姻登记的效力,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婚姻无效的一方为无过错方;有重婚情事、未达法定婚龄或者明知具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一方为无效婚姻中的责任方。就损害赔偿的范围而言,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的损害有同时获赔的可能,因婚姻无效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无过错方亦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责任认定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在责任认定上存在特殊性,选择过错责任而非严格责任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责任的主要归责原则,有助于实现“预防风险、鼓励创新”的价值目标。对人工智能产品技术支持者的责任认定,可以类推适用产品责任中的现有技术抗辩,即以“现有技术水平”作为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而“现有技术水平”的具体内涵需要结合时间和行业两个维度综合考量。对人工智能产品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不宜类推适用避风港规则,可以类推适用公共场所、经营场所管理者所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是以安全保障义务的有无和履行情况判断其过错。

论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类型及适用研究

严格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是在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下发展出的不同形式,在理念和适用规则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在传统大陆法系理论背景下,过错推定责任是责任主义与证明责任再分配的结合,能够兼顾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满足政策和社会需求。从这一视角出发,宜将《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理解为对过错推定责任的规定,即控方无须对实施性侵者是否明知女方年龄承担举证责任。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满12周岁”这一年龄段的幼女,行为人不得以确实不知女方年龄作为辩护事由,可以就客观方面和其他主观因素提出辩护事由;第3款规定的“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这一年龄段的幼女,行为人可以就女方年龄事项提出“确实不知”的辩护事由,并承担提出和说服责任。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犯罪中,对被害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不得以年龄认识错误做为辩护事由。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立法演变与执法应用研究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是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理论研究及执法实务关注的核心与重点,但一些基本理论认识和观点还不够深入,同时也是执法实务中的难题。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新旧立法对比分析的视角,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性质、主体、过错、因果关系、限定条件和定量条件等要素所涉及的一些基本认识、观点进行反思,针对这些内容分别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应提出解决执法实务相应难题的具体思路。

科研自主权的法理阐释与制度完善

科研自主权并非来源于行政机关的授权或权力让渡,而是基于科研人员学术能力与专业背景的“信任自主”与科研项目合同的“绩效自主”,包含作为个体科研人员的科研自主与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科研自治两个维度,其权能在于排除公权力的不当干扰与积极实现科研责任。科研自主权改革既需“还权”也要“赋能”。我国当前科研自主权改革在渐进式放权的同时,存在强化科研绩效评价“隐性控制”、混淆法律监督与专业监督、容错免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欲真正落实科研自主权,需恪守权责利相统一原则,由政策性放权转变为法治化赋能,通过建立以法律监督为核心、专业监督为辅助的科研监督体系,弱化绩效评价指标的刚性约束,完善容错免责机制等,实现静态层面的权利回归与动态层面的权利行使的统筹协调,最终建立与科研自主性相匹配的自主权改革路径。

自甘风险规则释论及其与相关规则的识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将自甘风险规则作为免责事由进行规定,具有重要的裁判价值和规范意义。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在客观方面应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并且损害源于固有风险的现实化;在主观方面需要受害人知情自愿,且当事人必须具有主体上的适格性。在法律效果上,若受害人自甘风险成立,侵权人可援引此规则进行抗辩,免除自身侵权责任,从而使受害人自行承担损害后果。但自甘风险规则的设定并不意味着降低或者免除活动组织者以及其他活动参与者的注意义务。此外,自甘风险作为新规定,易与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以及公平原则等相混淆,因其与相关规则之间性质不同,在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了解程度和接受意愿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适用过程中应注意区分。

未登记不动产抵押合同中抵押人法律责任探究——基于相关规范之比较视角

未登记不动产抵押合同中抵押人责任实质为违约责任。违约责任为无过错责任,“担保制度解释”第46条与《民法典》第593条之规定相冲突。若认定抵押人应承担补充责任,则意味抵押人通过违约取得了先诉抗辩权,较之抵押权有效设立状态下的责任反而有所减轻,侵害了守约方之权益;若直接认定抵押人承担连带责任又无法律规定及当事人约定之依据。在不突破现有违约规则,又避免抵押人仅承担补充责任对债权人之损害,可考虑基于违约补救规则,以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案例明确债权人可请求抵押人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予以补救。

反思与建构:《个人信息保护法》归责原则研究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设定的过错推定责任不足以调整日趋复杂的信息处理关系。现行立法之所以设定过错推定责任,原因在于:一是大数据时代下人类自然理性无法有效应对已高度“黑箱化”的信息处理活动;二是吸收借鉴了欧盟GDPR与德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经验,即由信息处理方承担特殊归责原则。然而,随着算法等自动化技术兴起,侵权主体即便承担过错要件的举证责任,被侵权人的举证和诉讼能力依旧处于极端劣势。因此有必要从正义哲学观、道德立场和经济分析为视角,阐述构建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二元归责体系的正当性,并以侵权主体是否使用自动化技术来界定该二元归责体系适用范围,最终实现数据的商业利益和信息权益保障之间的价值平衡。

论通用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版权侵权之归责原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通用人工智能的起点,在为数字经济带来极大潜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版权侵权风险,推进技术发展和保护文艺创作的难题凸显。转变以往的末端视角,训练数据作为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壮大的基础前提,解决其“合法、海量、高质”问题十分重要。对训练数据的高要求和现实开发中的难获得,导致通用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处理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侵犯作者复制权、翻译权、改编权等风险。当前的规制思路缺乏对通用人工智能自身特性和商业模式的关注,侵权归责原则不够清晰。以鼓励通用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发展为价值导向,采取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并区分风险层级规定不同程度的注意义务,在制度与技术交互中推进良法善治。

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虚假信息的侵权责任研究——以全生命周期理论为视角

弱人工智能时代下,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虚假信息侵权问题具有责任主体弥散化、侵权行为复杂化以及损害后果多样化等突出特征,而当前我国的单一提供者责任体系存在不足,有必要引入全生命周期理论,重视系统化思维,为传统侵权法提供一个全面审视人工智能技术的新框架。以此为基础,在责任主体方面,应以研发者与部署者为主导,使用者与传播者共同参与分配;在责任类型方面,应当将其纳入智力产品责任范畴;在归责原则方面,以过错原则为主,在涉及生命健康等重大利益的特殊领域适用无过错原则,符合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在免责事由方面,避风港原则并无适用余地,应当构建起一般免责与具体免责相结合的免责事由体系。

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自动驾驶汽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研发支持和推广应用。相较传统的人工驾驶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的优势是能利用智能驾驶系统实时感知路面信息,整体驾驶安全性较高。但自动驾驶技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与之相匹配的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并不完善。当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责任主体确认和过错认定存在巨大的争议。为此,文章探讨了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的特殊性,从侵权责任认定标准、侵权事实认定和赔偿责任落实等角度分析了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划分的法律困境,并针对性提出了若干侵权责任认定建议。

体育课学生伤害事故责任认定与处理的法律探讨

为了研究怎样认定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中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 ,本文运用民法及相关法律 ,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提出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 ,应以民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为依据 ,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 ,公平责任原则为辅 ,按照不同伤害事故的类型 ,分清责任 ,明确责任承担者 ,公正合理地处理事故 ,充分保护学校、学生、家长各方的合法权益 。

侵权责任法中的第三人侵权行为——与杨立新教授商榷

第三人侵权行为是指,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全部原因,关联人与损害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但存在行为、客体或主体上关联的侵权行为。它本质上属于单独侵权行为的范畴。第三人侵权行为对应的侵权责任形态具有多样性,需区分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在过错责任(包括过错推定责任)中,第三人侵权行为通常对应的责任形态为第三人责任,即由第三人独自承担全部责任,关联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在无过错责任中,则正好相反,除非法律明确配置第三人责任,否则关联人需与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同样,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关联人在承担责任之后,通过向第三人追偿的方式来达到终极免责的效果。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研究——兼与无过错责任论者商榷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是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其中一种突出的观点是主张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观点的产生存在一些特定的缘由。作者主张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应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并在考察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相关原理的基础上对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进行论证,对无过错责任论提出质疑。

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新论——过错推定规则的演进:现代归责原则的发展

在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确定上,必须首先对“归责原则”与“归责标准”、归责与免责事由这两对范畴的基本关系进行厘定。这是正确认识民事责任归责体系的前提。无论是违约还是侵权行为,我国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都是一元的,即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仍属于过错责任,而其他补充性归责标准不能构成归责原则。过错责任需要依据过错推定规则才能确定,过错推定规则的演进代表了现代归责原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