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吴江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的交游唱和与“群体书写”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女性词人以群体化方式涌现,出现了以家族为载体的闺秀词人群体。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群以沈宜修及其三女为核心,与叶氏家族、沈氏家族成员酬唱不断,其词作有近似的题材、高频率使用的典型意象,兼具“林下风”和“闺秀气”的艺术气质;叶氏家族闺秀词人在追忆与唱和中建构梦幻的艺术世界,典型地体现了晚明女性词人由“个体书写”到“群体书写”的转变。以交游唱和为视角,挖掘闺秀词人的心灵世界,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晚明女性词人群体书写的特点及其词史意义。

《诗经》中贵族诗篇的“崇德”意识与话语方式

在西周初中期的诗篇中,“德”是王室主导的一种话语修辞:“德”是王室获得“天命”的根由,是王室推行政策等行为的一种修辞话语,是王室对贵族的一种期待和要求。这三个方面到厉、宣时期有了新的变化:“德”由对贵族群体的要求在厉王时期变为贵族针对王个人的纳谏话语,诗篇对王室修养之“德”的歌唱转为颂赞贵族的修辞话语,诗篇对王室“德”政继承性的鼓吹转变为对军事战功的修辞话语。幽平之际,贵族诗篇对于“德”的宣扬,由于作者的身份以及面对的对象的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与话语形式。

“贵族共政”视野下的“郑伯克段于鄢”——以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为中心的考察

《左传》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事件与先秦“贵族共政”的政治传统和郑国的现实环境有关。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一文,不但反映了郑庄公继位之初郑国的朝堂局势和母权影响,而且还从深层次方面揭示了此后郑庄公试图挑战“贵族共政”的政治体制以加强君权的政治意图以及“克段”的缘由。庄公之母“武姜”作为母权代表,也参与到郑国初年君权斗争当中,此处的“母权”应当是“小宗”权力异化试图挑战国君的表现。

从类封建承袭到诸房并重——中古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变化的探究

中古时期,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的类似封建承袭形态演变成了隋唐的诸房并重形态。魏晋南北朝,士族家族累世数代居官上品,血缘亲疏关系对任官影响较大;东晋以降,士族在姓望内逐渐分化出房支;隋唐时,大士族往往有数个主系并列,这些主系又经历了盛衰变化。河东裴氏“三眷五房”的分化是中古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变化的典型案例。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昭穆疏远后的自然分化,“为门户计”的主动选择,战乱、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催化。

北朝元氏家族与汉族士族婚姻考

元氏作为北魏、东魏、西魏的皇族,是北朝最大的家族。因其皇族地位,元氏家族的婚姻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甚大,是元氏与鲜卑各部落及其他民族融合,促进元氏家族汉化,笼络汉族士族,加强其统治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元氏家族与胡汉100多个家族通婚,有婚姻400余桩,涉及当时胡汉主要的士族。元氏与汉族士族的婚姻以北朝后期为多,现可知北朝时期元氏与40余个北朝本土汉族士族通婚134桩。元氏通过与汉族士族的婚姻进一步获得汉族士族的支持,稳固其在北方的统治,也在婚姻中进一步学习汉文化,加速其汉化进程。元氏与7个南来士族通婚,包含了东晋至梁代的皇族。与南来士族的婚姻,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化并吸引更多的南朝士族投奔北朝。对元氏与其他士族婚姻的探究为元氏及相关家族、北朝政治社会等研究提供相关学术资料和研究视角。

简论晋武帝时期统治阶层内部争议

在西晋,门阀士族作为一个政治活跃要素,其内部新旧势力在西晋每个发展阶段是不断变化的,使晋武帝统治阶层内部斗争具有阶段性特点。根据这一特点,围绕贾充出镇、伐吴和齐王就国等政治核心问题,分析了晋武帝是在不同阶段下,采取了平衡新旧势力、防治和反治新兴士族和培育重用外戚的不同举措来应对朝野纷争,从而揭示出晋武帝时期统治阶层内部斗争背后是王权与士族之间不断较量。

从《少女与独角兽》看中世纪晚期新贵族的女性教育

女性形象的定义服务于女性教育。挂毯《少女与独角兽》的淑女形象反映了中世纪新贵族的理想女性标准,这与中世纪女性教育的原则相一致,即使她们成为完美的妻子。在这样的女性期待下,挂毯的用意远远超出感官寓言画或仅供贵族表达高雅这一相当笼统的主题,作品表明了女性教育特有的一些思想和要求。这种教育的有效性,从维斯特家族的女性命运可以看出。因此,该文将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与挂毯中少女形象的道德寓意对比解读,同时联系维斯特家族的女性命运来探究新贵族阶层的女性教育,最终的解释都指向了女性教育的思想内涵与要求。

《南山集》案与桐城方氏文化世族的衰落

桐城方氏家族是明清时期皖桐最负盛名的文化世家之一,不仅族裔繁多,而且以仕宦和治学著称于世。明清易代,由于方氏族众与前明王朝依附甚深,多采取与新王朝不合作的态度,于是频遭疑忌,案狱迭起。康熙五十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大案,方氏家族牵连其中,打击尤为沉重,其族众或流徙边塞,或入旗为奴,由华族沦为囚徒,昔日以仕宦、治学和文学创作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世家的辉煌气象难以为继,渐呈中衰之势。究其原因,与案后方氏族众趋于淡化学问、疏离仕途的思想认识上的变化和清廷以打击文化世家为主要内容的维系其思想文化统治的政治目的两方面的因素关系密切。

五代叙封制度初探

五代叙封制度是在唐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 ,与唐制相比 ,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如限制了官员之母叙封邑号的条件 ,对申请叙封的官员的条件强调本品与职事官并重的原则 ,由于官员所任职务性质的不同 ,规定了不同的申请叙封的时间 ,严格和细化了申请叙封的程序 ,改变了叙封的范围等。五代叙封制度对宋代尤其是宋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兰亭雅集与会稽士族的精神世界

兰亭雅集是一次会稽士族文人的雅集。它与以往文人聚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鲜明的士族特色。兰亭雅集全方位地再现了当时士族阶层,特别是从北方南下的会稽门阀士族群体在永和年间的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哲学思考和政治忧患。可以说兰亭雅集是一次东晋会稽门阀士族精英的联袂演出。这次雅集所表现出来的士族心态、士族情调、士族政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周代权贵妇女介入“公”“外”事务的三种类型——从社会性别视角的观察与分析

周代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父(男)权制社会性别制度。按照规定,周代妇女已经不能直接介入男子占据的家庭(族)之外的"公事",也谈不上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在家庭内部的"私"领域,女性也处于附从于男子的女、妻、母的角色。尽管如此,从历史记载看,部分贵族妇女通过婚姻、生育和家庭亲密关系途径,还是能取得一定的关于"公""外"事务的"话语权"甚至"操控权"的。她们尽管通过各方面的优势获得了相对而言的"权贵"地位,但终究是父(男)权制社会性别制度下的陪衬角色,她们在这个制度中没有以主体身份发言的权力,只能在制度的空隙中寻找立足点。

唐代公主的家庭生活

唐代公主是一个特殊的贵族妇女群体。由于她们的特殊身份,与一般女性相比,他们在家庭生活中,经济相对独立;思想相对独立;感情相对独立;人格相对独立。正因为她们拥有相对独立的个体空间,才使她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显示出别样的风采。

唐代贵族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研究

在唐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唐代贵族妇女的地位相对提高。她们敢想敢 做,旷达不羁,向儒家礼教进行了大胆地冲击,昂扬地追求个性解放,婚姻家庭观念变得清新、率真而自然,其放达 程度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极致。

清代私家宅园与世家文学

清代是私家园林极盛的时代,文士构筑宅园是耕读传家理想的一种表现。宅园对家学的培育之功在其为敦族谊、课子弟读书以及与外界文士交流提供一空间。以某一宅园为中心的唱和有利于诗人群体的形成。宅园作为半开放的空间,因园主的声名、宅园的景致及藏书,能集结一批文士,从而形成文学与学术中心,族中子弟在此氛围中受熏陶之益。世家宅园有丛集的特征,故可在一地形成文学气息浓厚的区域,各宅园皆从中得益,而连接成整体的宅园,对当地风雅传统有建设之功。

汉代诸侯朝请考述

汉代诸侯朝请一般是定期参加大朝,由大鸿胪负责接待,朝请期间陛见皇帝四次,诸侯朝请需贡纳财物,皇帝有时也采用家人之礼接待,不朝者要受严惩,当然也存在因年老或其它特殊情况免朝的时候。

金文所见西周贵族家臣的构成、等级与族系

在西周时期的贵族家族里,家主之外的人都是家臣。当时的贵族之家有两类家臣:管理类家臣和被管理类家臣。在"管理类家臣"系统内,贵族们已经仿照周王朝建立了一系列的家族职官;而"被管理类家臣"则由家主宗亲、畋臣、庶人、人鬲、徒、驭、臣、妾、仆、庸等不同身份的人员构成。在这两类家臣的内部,人员的身份有高低之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管理类家臣内部,还是在被管理类家臣内部,外家族之人都占了极大的比重。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人口赏赐和人口交易都是密切相关的。

明代宦门闺秀教育述略

社会地位较为尊贵的明代宦门闺秀较之平民阶层女子,有着优先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她们或延请名师、或师从父母、或从宗教宣讲中获得教育。明代宦门闺秀教育呈现以下特点:从女教书籍中获得启蒙,文化成果闺秀化,名媛结社、出版诗集,才女地域分布明显。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文化教育的普及、家庭环境的熏陶、进步思想的推动,明代宦门才女辈出,闺秀文化活动较为繁荣。

光极堂大选与品令

孝文帝为在北魏推行门阀制度,在一以贯之的门阀观念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光极堂大选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孝文帝为重新配备迁洛以后的官员和确定他们的官位而进行的重大政治活动。而其前提"宣示品令",则是以门品定官品出身之令,它反映了孝文帝以官品定门第、以门第定出身、以出身定清浊、以清浊定阶级这样的理念。

说“领抹”

领抹在宋代文献中虽频繁出现,对其具体形制却并无明确描述。对于领抹的形制,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领抹是与霞帔形制基本相似的直帔,分别在于霞帔只限命妇使用,而民间妇女则用直帔;一种认为领抹是宋代女性对襟衣衫上由领而下的二条长花边。通过分析宋人文献中的记载,结合相关出土实物,初步辩证了领抹的形制,认为领抹的形制是女性外衣衫子上的对襟长花边,而非披帛、帔子一类的独立服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