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ON-EXPECTEDUTILITY AND ASSET PRICI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estable restrictions on the time-series behavior of consumption and asset returns implied by a 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 with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which intertemporal preference is represented by a utility function that generalizes conventional, time-additive, expected utility. In the recursive structure of preference,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implication for cosumptions, portfolio holdings, and stock-market prices when investors accumulate wealth not only for the sake of consumption but also for wealth-induced social status. When investors care about relative social status, the propensity to consume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will depend on social standards, and stock prices will be volatible. Hence,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seems to be a driving force behind stock-market vola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the elasticity df substitution and the coefficient of relative risk aversion are independent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s introduced,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can be partially explained in the model.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决策

如何发挥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以提高国有企业审计意见质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亟需研究的问题。以2013—2022年A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离散选择模型,以投非赞成票代理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越高,越能够提示应计盈余管理风险,审计师越倾向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混改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越低,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审计意见谨慎性的关系越显著。经过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不变。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积极履行治理职能导致审计意见质量提高有利于混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有企业混改主要目标。研究结论对于国有企业审计师正确决策审计意见、非国有董事有效维权、政府监管部门和混改国有企业充分尊重非国有董事治理的积极性、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均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论中国碳市场不良资产的表现与法治应对

碳市场的不良资产代表了碳信用与交易预期落空的不良结果,存在基础不良资产、直接不良资产与进阶不良资产三种表现,拥有亏空价值虚拟性、成因复杂性等特征,对应形成干扰市场交易、阻碍低碳减排的双重危害。基于此,该研究采用规范分析、案例调研等方法,全面分析了碳市场不良资产的定性与法治约束现状,并尝试总结碳市场不良资产规制的理念要义与法治改革措施。研究发现:在不良碳资产的定性上,相应法律缺乏识别对应碳资产不良化的自觉,亦不具备界定其内容与范围的实践。在不良碳资产的预防上,已有的法治安排难以克服企业经营不当、市场环境不佳、虚假承诺与市场投机行为等导致资产不良化的负面因素。在不良碳资产的处置上,现行法律不仅在处置主体、处置内容、处置程序与处置救济领域存在规范空白,仅有的关联尝试亦未契合碳市场不良资产消化的经济规律。因此,有必要着眼于不良碳资产形成与消除的逻辑脉络:在理念层面,一是应推崇透明的竞争观,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非正义。二是需要破解利益博弈的“囚徒困境”,充分提振碳市场维持运行的信心、保持信息的顺畅流通、改变碳减排交易的利益总量预设,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碳市场活动。三是应尽可能缩小承诺兑现的利益差距,避免价值泡沫的形成。在实践层面,一是应在规则与实践中明晰碳市场不良资产的属性、内容与影响。二是应形成预防不良碳资产累积的全面规制体系。三是需要以一体化思维应对碳市场不良资产的处置问题。

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稳健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本文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探讨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以期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通过研究发现:首先,系统风险的核心问题在于虚拟经济领域不良资产不断积累。借贷资本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运行具有不同规律,虚拟经济领域自我循环引发的庞氏债务膨胀及其违约成为系统风险更加重要的风险源。其次,系统风险的形成机制源于个别风险系统化。本文从金融风险管理视角揭示了金融创新工具对冲或回避个别风险而导致风险在系统中寄存和持续积累的过程,其会加速债务违约泛化,引发金融危机。最后,中国金融风险处置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导向应在宏观上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微观上避免风险对冲的创新技术泛化,风险处置目标坚持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同步,风险处置方式强调政策性与市场化相结合。

推进我国债务催收业规范化阳光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债务催收是信用服务行业的重要分支之一。21世纪以来,主要服务于消费信贷不良资产处置的债务催收业迎来了高速发展期。然而,受到传统观念和行业治理滞后的影响,债务催收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催收行为异化、竞争失序、投诉高企等诸多乱象。基于消费信贷领域巨额的不良资产处置需求,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推动债务催收业健康发展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迫切需要,我国应借鉴境外成熟经验,从制定专门法律法规、明确监管部门、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开展行业培训、完善金融机构监管等方面入手,对债务催收行业进行系统性治理,从而推进我国债务催收业规范化、阳光化发展。

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老龄化视角

探索老年家庭提升自我养老能力的有效路径对于增强老年人幸福感和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8年中国追踪调查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老龄化视角下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非认知能力的上升将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互动、不同风险偏好间呈现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认知能力下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负向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正向调节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研究,应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鼓励支持适老龄化金融产品创新,优化金融风险投资决策,为养老增添一份保障。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对财政部发文新增的“资产处置损益”科目和利润表“资产处置收益”列报项目给企业盈余管理带来的影响进行探究。新准则的实行细化了会计核算的程度;提高了各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列报的一致性,但扰乱了利润的构成逻辑;赋予了上市公司利用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进行盈余管理更大的空间,对整个市场和单个企业的净利润都有影响。提出会计准则应明确资产处置损益的属性、信息使用者应排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干扰、企业应重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议。

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代理行为势必会产生相应的代理成本,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本文根据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2013—2022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经营管理者在逐利动机驱使下开展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即金融资产投资越高,代理成本越大,企业管理者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相应的收益,但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经营,且会增加股东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的矛盾。鉴于此,企业需要合理控制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及其在内部所占比例,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手段改善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推动非金融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研究

金融科技已经成为金融行业关注的焦点,为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范式,并且正逐渐成为银行业风险管控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静态的CoVaR方法来测算系统性风险,进而探讨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科技会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金融科技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金融科技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会越明显。基于此,应推动金融科技与银行业务结合,注重系统性风险防范;优化银行网点分布,提高客户粘性;针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施行差异化风险管控;加强内外联动,建立金融业务网络信息共享平台。

金融资产泡沫的理论机制与检测方法:文献综述和研究展望

金融资产泡沫的形成与破灭,对宏观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冲击,如应对不当,极易酿成大规模的经济金融危机。对金融资产泡沫的形成、爆发和破灭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进行研究,为我国经济运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并提供良性运转的金融环境具有重大意义。40多年来,国内外相关代表研究主要聚焦于理性预期下和非理性预期下金融资产泡沫的理论机制、金融资产泡沫的线性检验与非线性检验。今后,在金融资产泡沫检验技术、各类金融资产泡沫的溢出、金融资产泡沫识别与资产管理的交叉研究等方面仍有较大的空间。

资产证券化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机制

基于2SLS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选取81家中国商业银行2012—2021年微观数据,分析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盈利能力视角和信贷扩张视角分别研究两者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资产证券化通过提升银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其资本充足率,净资产比率越高、不良贷款率越低、贷款占比大、资产规模小的银行,其资产证券化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更好的效应;资产证券化刺激了银行信贷扩张却增加了银行不良贷款率,流动性越强、成本收入比越大、资本充足率越低的银行不良贷款的风险越大。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目的在于提高盈利能力和增强资产流动性,但是利益的驱使和监管不到位会促使银行过度资产证券化,从而增加银行风险。

多个大股东对资产剥离决策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并存对资产剥离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可以通过减少管理层自利主义行为及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资产剥离决策。进一步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减少了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非关联性资产剥离和战术性资产剥离;在连锁股东和股东股权未质押的情境下,多个大股东对资产剥离的负向效应更显著;多个大股东并存通过减少资产剥离进而提升了企业价值。

碳金融视角下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对资产利润率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碳金融是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抓手,大力开展碳金融业务是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随着碳金融战略的实施,高碳排放企业信贷风险显著提升。碳金融业务的开展对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产生巨大影响,而不良贷款率作为反映商业银行自身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会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的利润率,且二者(不良贷款率与资产利润率)呈反方向关系。因此,文章立足于碳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原因,从理论层面分析不良贷款率对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的具体影响,并且利用回归模型,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对资产利润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资产利润率之间呈反方向关系的结论,因此商业银行需要围绕大力开展碳金融业务的视角,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不良贷款率,以此促进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与低碳产业转型升级。

绿色信贷,银行异质性与银行经营绩效

从商业银行异质性角度出发,采用17家上市银行11年的面板数据分组进行实证研究,检验绿色信贷与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二者间的内在关系,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绿色信贷与非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二是绿色信贷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存在促进作用,对非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存在负向作用,导致中小型商业银行缺乏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动机;三是总资产规模与银行的经营绩效并无关系,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对其经营绩效没有显著性影响。

企业金融化研究动态与展望

对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动态进行了系统的回顾,首先探讨了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度量方式,指出企业金融化可从投资活动视角、利润来源视角以及股东导向视角予以理解;其次归纳了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以及表现形式,包括“蓄水池”理论与储蓄动机、“投资替代”理论与逐利动机、“金融中介”理论与融资歧视以及“同群效应”理论与企业互动;再次总结了已有文献中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多方面后果;最后从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宏观经济后果以及研究指标选取等方面展望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企业不良资产处置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不良资产处置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较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企业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难题。文章分析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主要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和建议,以期为企业合法合规处置不良资产提供参考。

商业银行金融资产分类与信用风险管理

本文基于2023年2月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探讨了《办法》的制度背景、理论逻辑与政策要点。《办法》的实施进一步促进商业银行准确评估信用风险,真实反映金融资产质量。本文进一步围绕管理实务、治理架构、资产减值、内部审计、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类型等方面,梳理并提出了商业银行落实《办法》的实践路径,以期推进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