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灵长类的个性研究进展

个性的研究能够加深对群居动物个体间差异和群体的社会组织模式的了解,这使其成为非人灵长类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并为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生态学交叉融合发展提供新的方法与思路。本文简要总结了目前灵长类个性的分类定义、评定方法与研究内容,并详细介绍了研究进展中的突出成果:从激素变化、特定基因位点差异和环境条件3个角度解释个性形成机制;将个性在个体健康和认知中的功能应用到灵长类的饲养管理中,有效提升动物福利。为了更好地回答行为生态学理论问题,今后需进一步拓展对野生环境中非人灵长类个体的个性以及行为模式的探索,建议从性选择、社群结构以及空间动态深入研究,切实为濒危物种保护提出新的思路。

个体自我评价活动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于个体自我评价活动的普遍性、非私人性及紧迫性的思考

杜威对自我评价活动的研究给我们两个重要启示。实践活动总包含有作为主体根据的目的和方法,而合理目的和有效方法的形成总与以目的和方法为对象的自我评价活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个体自我评价活动的普遍性就在于它是人的生存方式。可以从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分析的角度和黑格尔关于现象与本质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进一步理解个体自我评价活动的非私人性。当代社会的个体自我认同危机的本质与自我评价活动的困境联系在一起,而互联网的虚拟交往更加深了自我认同的危机。这些都为对个体自我评价活动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根据。

高校科研团队隐性人力资本激励问题思考

高校科研团队在科学研究方面为祖国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不少高校科研团队因愿景使命理念缺失,人力资本观念淡薄,团队管理经验不足等原因出现系列问题。结合领导科学、非营利组织管理和人力资本管理等理论,提出对团队的隐性人力资本应重视地位激励,规范产权激励和强化文化激励等具体的措施建议。

从国际人权法看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路径

刑事非羁押措施主要是为保障刑事诉讼中的人身自由而设置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我国的取保候审在立法和实践中体现出对人身自由保障的欠缺,与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存在一定的距离。有必要以国际人权法中对人身自由保障的规定来反思我国的取保候审,建立起以法院为审查主体的羁押审查制度和权利化的保释制度。

欧洲法上的人权与人格权保护

欧洲各国大致通过三种途径实现对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其中欧陆法系国家有两种,一部分是关注一般人格权保护,另一部分是注重具体人格权保护,而英国法则是关注违法行为本身以及不同侵权个案的具体情形。无论哪种保护方式,核心问题是要区分人格权内涵的不同领域而予以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对法律地位清晰明确、显而易见以及法律位阶较高的人格权益,应予以较高程度的保护,反之,则应给予较低程度的保护或者不予保护。宪法性权利可以对私权产生间接却重要的影响,人权对人格权的影响也是如此。欧洲许多国家便是通过解读《欧洲人权公约》来寻求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与此同时,欧洲人权法院在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的过程中,试图促成欧洲各国人格权保护的统一标准。在侵害人格权的法律后果上,是否适用非财产损害赔偿,是反映一个国家对人格权保护是否充分以及适当的试金石。基于对侵权法补偿功能的考量,并不适宜将惩罚性赔偿引入人格权法律保护。

非物质激励对不同性格员工的激励效果研究

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非物质激励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实践中。但是,由于员工性格的差异性以及需求层次的多样性,导致非物质激励不能准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为此,本文分析了非物质激励在企业中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九型人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对不同性格员工非物质激励的相应对策。

成人培训与能力提升——基于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随着政府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培训实施严格监管,成人培训成为资本角逐的新热点,但是社会上普遍存在对成人培训能否提高能力的质疑。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应用心理学的“大五人格”测量体系衡量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实证检验了我国成人培训对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一是成人培训对于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二是进一步分析发现,参加成人培训能够让人更容易与他人合作,更宽容和信任,更善于社交,同时,在决断力和领导力方面有所提升,并且可以提高工作时的条理性、审慎心和创造性思维;三是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个体选择性偏误进行修正后的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论对于政府提供农民工培训补贴以及制定对于成人培训机构的监管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探索非认知能力的投资规律:跨学科的理论和证据

非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多关注认知能力,对非认知能力投资的探索还处于起始阶段。本文应用人力资本投资框架,在综合分析跨学科领域的理论和证据基础上,形成对非认知能力投资规律的认识:一是针对儿童、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投资,具有高效率、高收益的特征;二是非认知能力的发展,需要建立长期干预机制或创造积极的环境;三是非认知能力更多与教师、父母和同伴等与人连接的因素发生关系,而与资源类因素的关系较弱。这些发现为非认知技能的干预、教育投资提供了启示,同时也为突破资源约束、促进经济社会平等,甚至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提供了新的可能。

论劳动教育的本质——基于劳动的属人性与非属人性及其关系的视角

劳动的属人性与非属人性是指劳动内在地包含着相互冲突、相互削减的两极力量。具体来讲,劳动既有促进人以人的方式存在的一面,也有将人变成以非人的方式存在的一面,是属人性与非属人性的并存和统一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劳动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本质。这使得在劳动过程中劳动的属人性得到展现。但同时,劳动的非属人性也会在劳动中展现出来。于是,劳动的属人性和非属人性之间就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矛盾运动关系。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形成一种推动人朝着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新时代劳动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在劳动中秉持劳动精神,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增强劳动创造力,超越物性和动物性,消解非属人性,以人的方式存在,获得属人的幸福。

非人类的权利?——在政治和法律中作为新行动者的虚拟行动者和动物（英文）

Personification of non-humans is best understood as a strategy of dealing with the uncertainty about the identity of the other,which moves the attribution scheme from causation to double contingency and opens the space for presupposing the others’ selfreferentiality.But there is no compelling reason to restrict the attribution of action exclusively to humans and to social systems,as Luhmann argues.Personifying other non-humans is a social reality today and a political necessity for the future.The admission of actors does not take place,as Latour suggests,into one and only one collective.Rather,the properties of new actors differ extremely according to the multiplicity of different sites of the political ec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