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类型化认定研究

组织网络吸毒行为认定的根本依据是法律规范,既往规范的历史沿革为审视条款的出台背景提供了参考依据,《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应运而生为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类型化认定奠定了规范基础。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认定存在实践案例判法不一、组织行为界定不清、罪数关系认定不明等问题。在类型化认定的逻辑导向下,诱导型组织网络吸毒行为构成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容留型组织网络吸毒行为在满足“场所”的私密性与可控性特征的情况下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以目的行为构成犯罪或可归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为前提。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罪数判定应当综合考量毒品犯罪与网络犯罪,并以“行为个数”和“牵连关系”为判断要点,在对比轻重罪的基础上合理适用处断规则。

汉韩日语中的被动形态比较分析

该文为研究汉韩日语中被动表现的异同,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举例分析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韩语和日语的被动形态通过动词的变化来实现,而汉语靠词汇和语序来表现;(2)日语被动形态较为单一,汉语和韩语的被动形态相对复杂;(3)汉韩日被动形态都存在不表示被动的用法。该文揭示了汉韩日语中被动形态的特点和差异,通过该研究以期为三种语言学习者的学习提供帮助。

论独立教唆犯

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刑法》第29条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上以被教唆者是否犯了被教唆之罪为标准,将教唆犯划分为共犯教唆犯与独立教唆犯两类犯罪人。被教唆者犯了被教唆之罪,即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形成了共犯关系,此情况的教唆犯称之为共犯教唆犯;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之罪,即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没有形成共犯关系,教唆者单独成罪,此情况的教唆犯称之为独立教唆犯。对独立教唆犯,中外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教唆未遂"。笔者认为,此主张不科学。理由在于:从单独犯罪来看,虽然教唆未遂这种独立教唆犯的独立意义不能否认,但是,在共犯教唆犯中,当被教唆者犯了被教唆之罪,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具有了共犯关系时,教唆犯就不能独立存在了,即使被教唆者犯而未遂(此情况成立共同犯罪的犯罪未遂),这种共犯关系依然存在,教唆犯仍不能独立存在,它只能与被教唆者构成共同犯罪。因此,我们应把共犯教唆犯中的未遂教唆形态即共犯中的犯罪未遂与独立存在的独立教唆犯区别开来,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由于我国立法上在未区分教唆犯不同种类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共犯人的种类之一,在刑法总则"共同犯罪"一节中将其包括,这是导致上述理论将独立教唆犯与共犯教唆犯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基于完善我国教唆犯罪刑法立法的需要。

论“教唆未遂”与“未遂的教唆”——三大法系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共犯从属性理论否定教唆未遂;大陆法系共犯独立性理论通过改变实行行为的概念论证教唆未遂;英美法系刑法理论超越教唆未遂;中国刑法理论在语境混淆的状态下论证教唆未遂。在三大法系内部,对于未遂的教唆是否可罚均存在着巨大争议,其关键都在于教唆犯的成立在主观要件上是否要求教唆人具有目标犯罪的罪过;仅从我国《刑法》第29条有关教唆犯的显性条款规定看,我国刑法对“未遂的教唆”似乎没有处罚的依据和标准,但是通过对该条隐性条款的解读,“未遂的教唆”在我国刑法中可以找到处罚的依据和标准,该问题在深层触及到如何理解我国刑法教唆犯的量刑规定。

用谦抑性原则检讨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的处罚规定

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义就是缩小刑事处罚的范围和减轻刑事处罚的程度。我国刑法第 2 9条第 2款规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对于教唆犯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表明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采必罚主义 ,这种做法有违谦抑性原则 ,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 ,该条款应修改为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如果此罪的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于教唆犯 ,可以比照所教唆之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 ,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 ,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 ,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侦查圈套都具有可罚性。应根据不同类型作具体分析。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查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重要的组织动员技术,它同时蕴含着强调经济标准的"算阶级"和强调情绪鼓动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两种面相。既往的学术研究将"闹革命"理解为革命实践中的过火与偏差而未追溯其渊源。本文尝试对"闹革命"这一传统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再考察。研究发现,"闹革命"主要来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干部构成了其具体"担纲者"。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农讲所以及农运派干部具体实践的考察,呈现其作为革命的"深耕者"与群众的"鼓动家"的精神气质,进而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闹革命"这一具体的组织动员形态,更为深入地理解早期乡村革命的复杂历史面貌。

共同犯罪理论中若干争议问题

一、关于片面共犯,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之争;肯定说中,对肯定的范围,意见也不一致,比较起来,以片面有形帮助犯说为可取。二、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意见也有分歧。笔者认为,宜分为两类:即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不过第一类中只有教唆犯是法定的共同犯罪人的一种。三、教唆犯是否具独立性和从属性的两重性,亦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笔者主张应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论述教唆犯的性质,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据此,对反对意见逐一予以适当的回答。

共犯异罪的立法研究──谈刑法中的独立从犯与独立教唆犯

共犯同罪 ,为传统共犯理论之基石。然在我国刑法当中 ,已出现了割断共犯间的联系 ,根据各共同犯罪人的实行、帮助、教唆行为分别定罪处罚的立法例。这一突破 ,有实践的需要 ,亦有立法的浮躁性带来的困惑。其中 ,独立教唆犯的规定有其合理之处 ,有的教唆行为应当也可以独立成罪 ,而独立从犯的设计则是不合理、不科学的 ,从犯与主犯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共犯关系 ,不应分离。

2008—2009年欧冠联赛淘汰赛进球策动方式研究

采用录像分析及数理统计的方法,对2008—2009年欧冠联赛淘汰赛阶段全部进球策动方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前场间接进攻策动方式中的界外球进攻战术日益完善;通过断球直接策动进攻是当今足球比赛破门得分的主要方式;策动进攻中简洁、快速的3次以下传接球进球率最高。

陷害教唆行为研究——兼及与犯罪停止形态的关系

在系统梳理中外立法与理论关于陷害教唆的规定和学说的基础上,以陷害教唆的体系地位即教唆故意为立足点,具体分析了七种情况下陷害教唆的认定和处理问题,驳诘了各种偏颇之论。

我国共同侵权制度的再探讨

在侵权法立法之际,我们应当再次探讨该制度,以构建完整的、妥当的共同侵权制度。就共同加害行为而言,行为的"共同"的认定应采共同故意说,行为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就拟制的共同加害行为而言,应妥当认定教唆人和帮助人,同时应以责任能力为基础,来确立教唆或帮助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时的责任承担。就共同危险行为而言,它是指加害人不明,行为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并可以通过举证因果关系不存在而免责。此外,共同加害行为制度不能扩张适用于无过错责任案件,而共同危险行为制度可以扩张适用于无过错责任案件;团伙成员的责任制度不宜规定在侵权法之中。

产业集聚策动性机理:一种企业家视角的分析

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中企业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企业家是创业活动的主要策动者。产业集聚作为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它的外部资源随着时间而不断发展起来。企业家适应建设性危机并抓住新机会,创造新的生产要素和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条件,反过来,有助于外部资源的发展。因此,探讨影响企业家创业决策的初始条件,并且考察外部要素如何影响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和选址等问题具有主要的意义。

教唆犯分类论

教唆犯的分类应坚持标准同一、外延周全、多角度进行划分的原则,目的是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深刻认识教唆犯。以教唆犯的教唆方式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直接教唆犯与间接教唆犯;以教唆犯的人数和犯罪形式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单独教唆犯与共同教唆犯;以教唆犯同被教唆人之间是否实际成立共同犯罪关系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分为共犯教唆犯与非共犯教唆犯;以教唆犯的行为特点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普通教唆犯、悬赏教唆犯、雇佣教唆犯与网络教唆犯;以教唆犯的教唆内容的明确性程度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精确性教唆犯、概然性教唆犯与选择性教唆犯;以教唆犯的主观目的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纯粹教唆犯与陷害教唆犯;以教唆犯的停止形态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教唆犯的既遂犯、未遂犯、预备犯与中止犯。

对我国传统教唆犯理论的质疑

我国传统的教唆犯理论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弊端：一、并非一切教唆行为在实践中都能按照教唆犯处理；二、要求教唆他人必须实施某一种具体犯罪才成立教唆犯与我国刑事立法实践不相符合；三、要求教唆犯对被教唆人的利事责任能力和主观故意作出判断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应对传统教唆理论进行改造，首先将现有的教唆犯概念一分为二，即教唆和唆使犯；其次，对分离出的教唆犯的基本构成条件进行重构。

浅议明清讼学对地方司法审判的双重影响

明清讼学传播,一方面使案件面貌越来越稀奇复杂,难以捉摸,官方稍有出入即可能铸成大错,给司法审判官吏带来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民众在讼学熏陶之下,也越来越善于利用诉讼规则为自己谋求利益;虽然不能够与官方分庭抗礼,但对官吏独断专行无疑产生一种抑制力,并促使地方官吏在审判实践中更加审慎地分析处理讼事,在日益复杂的诉讼形势下不断完善诉讼规则,从而缓慢地矫治整个司法审判机制,从反面促进了传统司法制度的改革完善。

试论独立教唆罪的设立

教唆行为的错综复杂,无疑将教唆犯问题变成了刑法理论界极具争议的话题。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种立法例存在明显欠妥之处,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唆犯规定在同一刑法条文当中,无疑会致使学界在研究教唆犯问题时分不清两者的界限。应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共犯教唆犯与非共犯教唆犯区分开来。由于目前教唆犯问题在立法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矛盾,应将非共犯教唆犯从刑法总则中的"共同犯罪"一章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立教唆罪,置于分则当中。

中国刑法与大陆法系刑法共同犯罪人类型比较

本文介绍了以德国、日本刑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的共同犯罪人类型,分析中国刑法的共同犯罪人分类标准、类型,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指出不同法系共同犯罪人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

拒绝腐败教育

腐败教育是与教育腐败直接相连又相区别的心灵污染和文化毒瘤。施教者趁教育腐败之机,向受教育者暗示,或用败坏风尚的观念残害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是腐败教育的特征。教育腐败是腐败教育的源,腐败教育是教育腐败长出的瘤。教育腐败为腐败教育提供支撑,腐败教育为教育腐败推波助澜。遏制腐败教育必须从清理教育腐败着手。端正权力观和用权动机,既是反对腐败的普遍举措,也是反对教育腐败进而反对腐败教育的良策。

对单独教唆犯刑事可罚性的质疑

教唆人的教唆行为的后果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单独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不属于实行行为 ,不能确认其为犯罪。因此 ,应对我国刑法第 2 9条第 2款进行修改 ,取消对单独教唆犯的刑罚 ,以保障刑法分则与总则立法精神上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