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首违不罚”的困境与制度重构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第33条仅对“首违不罚”制度作出原则性规定,《税收征管法》对于该制度处于规范空白状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以及各地的税务裁量基准对此规定不一,导致“首违不罚”制度内涵、“首次违法”的适用范围、适用周期、“不予处罚”等概念均存在界定不清的状况,致使司法实践中存在不一致的状况。应当依效力层级建立相关法规体系,完善“清单”制度,从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构建税收领域的“首违不罚”制度。

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经验证据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强化外部治理来压缩高管实施自利行为的操作空间,从而有效抑制高管在职消费。将金税三期系统分批上线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避税行为等路径来降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两职合一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税收征管数字化还可以弱化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在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同时,要重视并充分发挥数字化监管的溢出效应,企业则应积极利用内外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环境税能否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选取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讨了环保费改税对企业漂绿的影响。结果显示:环保费改税对企业漂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一影响仅在市场制度环境差、行业竞争程度高以及民营企业中显著;环保费改税主要通过强化执法规范性以及改变漂绿的收益与风险发挥作用。研究结果对全面认识环境税的价值效应,推进政策优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大数据税收征管有助于抑制关联交易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断增长,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以“金税三期”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8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发生的商品与劳务类关联交易数据,通过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文章研究发现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模式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关联交易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时,“金税三期”工程对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关于机制的研究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征税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会计稳健性和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企业关联交易水平。文章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经济效应,而且对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化监管方式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统合式回应:部门间合作的生成逻辑——基于H省税务稽查执法协作的扎根理论研究

推进部门间合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税务稽查执法领域的部门间合作本质上是一种“统合式回应”,即部门间合作是对外部环境刺激和内部部门条件约束的综合式反应。制度规则所规定的部门职能是合作的外在起源,资源约束将合作转化为部门的内在意愿。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压力、高位介入、社会需求等要素影响着部门间合作的结果。部门间的合作最终受行动者本身的特质、认知、利益的直接影响。合作是行动者在外部条件和行动情境的刺激下结合自身的利益、认知等情况作出的有选择性的回应。

Governance or reputation?Flexible tax enforcement and excess goodwill:Evidence from the taxpaying credit rating system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flexible tax enforcement on firms’excess goodwill using unique manually collected data on taxpaying credit rating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1.We document that A-rated taxpayer firms have less excess goodwill;A-rated firms reduce excess goodwill by 0.005 vis-a-vis non-Arated firms,which accounts for 100%of the mean value of excess goodwill.This finding holds after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and an endogeneity analysis.Moreover,this negativ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firms with low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that are non-state-owned and that are located in regions with low tax enforcement intensity.The channel test results suggest that taxpaying credit rating system as flexible tax enforcement reduces firms’excess goodwill through a reputation-based effect and not a governance-based effect.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taxpaying credit rating system in China as flexible tax enforcement can bring halo effect to A rating firms,thereby limiting irrational M&As and breaking goodwill bubble.

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是税收征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已有文献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有成果分析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在进行平行趋势、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原因,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进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和企业享受比例,从而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拓展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税收征管数字化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效应更为显著。建议深入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规范和引导,同时注重发挥税收大数据“以数治税”优势,促进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及时精准地匹配到每一户适用企业,助力企业更好实施慈善捐赠。

环境保护税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环境保护税对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升级至关重要。采用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数据,以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环境保护税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开征环境保护税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提升,即环境保护税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主要通过提高企业排污成本和增强执法刚性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对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为此,应根据实际情况,优化环保税税率设计,适当提高税负平衡省份的税负水平;不断提升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执法刚性;逐步完善中西部地区外部环境,改进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体系,以确保环境保护税切实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

A self-employed taxpayer experimental study on trust,power,and tax compliance in eleven countries

The slippery slope framework explains tax compliance along two main dimensions,trust in authorities and power of authorities,which influence taxpayers’compliance attitudes.Through frequentist and Bayesian analyses,we investigated the framework’s assumptions on a sample of 2786 self-employed taxpayers from eleven post-communist and non-post-communist countries doing business in five economic branches.After using scenarios that experimentally manipulated trust and power,our results confirmed the framework’s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attitudes of the self-employed taxpayers;trust and power fostered intended tax compliance and diminished tax evasion,trust boosted voluntary tax compliance,whereas power increased enforced tax compliance.Additionally,self-employed taxpayers from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reported higher intended tax compliance and lower tax evasion than those from non-post-communist countries.Our results offer tax authorities insights into how trust and power may contribute to obtaining and maintaining high tax compliance levels amid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downturns,and increasing tax compliance costs.

大数据税收征管能够缓解企业税负粘性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应分析

基于2008~2016年上市公司数据,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在全国逐步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税负粘性,这种缓解效应在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财政创收压力较小地区的企业中较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减少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规范税务机关征税行为、切实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路径可有效缓解企业税负粘性。此结论可为持续完善税收信息化建设、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和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税务大数据执法与比例原则

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处理比例原则,在税收大数据执法过程中,无论是税务稽查、税务检查,还是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处罚;无论是行政事实行为,还是行政法律行为,都需要遵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目的特定与目的正当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均需要逐步在税务大数据执法中予以落实。具体而言,不得对没有偷漏税嫌疑的公民进行大数据监测和稽查,要避免设立中央数据库;大数据稽查所处理的个人信息应该是与偷漏税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并且处理的个人信息应限于实现执法目的所必需的最小范围之内。既要发挥大数据的价值,又要切实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企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方向、作用机制与差异化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降低企业税负可以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降低企业税负能够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两条中介路径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纳税贡献高、审计任期短以及分析师关注度高的公司中,降低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

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金税三期工程上线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如何影响现金持有。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显著提高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且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较激烈企业、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这种现金增持效应主要源于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通过抑制管理层超额持现引致的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进而提升现金持有量;进一步研究发现,超额现金将用于公司研发投入和股利发放,实现了资金的二次优化配置,最终提升了现金持有价值。这为金税工程的政策绩效评估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智能化监管,推进纳税系统信息化提供理论及经验支持。

税收征管数字化何以赋能实体经济投资效率提升?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利用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1)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有效降低实体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2)机制识别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缓解代理问题,促使实体企业投资效率更趋合理;(3)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对实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在过度投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政治关联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表现更明显。文章认为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数字化对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具有重要作用,进而为实现经济“脱虚向实”战略目标赋能。

地方财政压力会抑制减税降费的研发激励吗?

基于2008—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并结合政策文本分析法,从政策的执行主体——地方政府的视角,考察减税降费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压力抑制了减税降费政策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效果,地方政府会通过减少研发补助、增强税收征管、扩大非税收入等策略性“被动”行为来缓解财政压力。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政策执行的研发激励效应比中部、西部地区更强,而财政压力对政策效果的抑制作用在西部最强,即西部地区对财政状况的变化更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导向性作用,其较强的创新偏好性、竞争度、开放度的“积极”行为特征有利于降低财政压力所致的“冲抵效应”。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促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就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做出的明确政策指向。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市级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使市政府辖区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改革引致的财政压力激励市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劳动密集度,最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效果仅体现在所得税由地税局负责征管的企业;同时,改革的影响在税基窄、土地财政能力弱、税收征管强度弱的地区更为明显。此研究有助于解读“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及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基于激励效应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匹配国家税务总局A级纳税信用企业名单,考察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后,A级纳税信用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显著提升,具体表现为:A级纳税信用企业在评级披露后应付账款与预收账款规模均显著提高,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发挥了“激励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在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以及商业信用环境较差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显著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增强了企业声誉以及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

政府审计与企业避税

以2005—2019年地方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地级市政府层面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力度越大,越能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地,这一关系主要存在于税收征管力度较弱、代理成本较高和信息质量较低的样本中。上述结果表明政府审计能够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并且这一效应在治理避税的其他机制较弱时更加显著,即政府审计能够弥补其他治理机制的不足,是一种有效的再监督机制。研究对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维护国家财政经济安全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基于税收征管环境的调节效应

建立健全以纳税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对于提升税收治理效能和促进企业诚信纳税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201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PSM方法,检验了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显著提高纳税信用非A级企业税收遵从度。(2)纳税信用管理制度通过降低外源性融资和企业绩效两条路径提高纳税信用非A级企业税收遵从度。(3)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显著提高位于诚信水平较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纳税信用非A级企业税收遵从度,表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和优化税收征管环境在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方面存在替代效应。

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慈善捐赠——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工程构建准自然实验,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结果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本地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表现为更多地挤出了企业利己性捐赠,对利他性捐赠有一定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弱化政治关联和降低代理成本,间接地降低了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的上述影响在民营、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管理者短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从税收征管角度为解释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内在动机提供了新视角,为实现共同富裕视阈下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