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制衡、信息不对称与外部审计约束——来自2001—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相对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通过外部治理机制进行制衡时所面临的成本更低而成功的概率更大,因此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

论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财务:影响机理与市场反应

股权质押融资是一种大股东常用的财务融资策略。从理论上分析,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后可能会产生控制权让位风险与杠杆化风险,这两类风险可能对上市公司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大股东可能"易位"而影响上市公司稳定性并造成公司价值受损,大股东过度杠杆化可能产生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利益输送,透过这些机理关系,提出需借助市场反应所要检验的两个命题。

外部大股东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退出威胁视角的实证分析

传统文献重点关注外部大股东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行为,而对退出威胁的公司治理效应关注不足。本文检验了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分析了退出威胁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并考察了外生流动性冲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稳健;长期战略型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而短期逐利型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则较弱;退出威胁通过减少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对企业创新产生治理效应;放松卖空管制可以增强退出威胁对企业创新的治理效应,而加强大股东减持管制则会削弱退出威胁对企业创新的治理效应。本文从退出威胁的角度验证了外部大股东公司治理作用的有效性,为外部大股东参与公司决策和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参考依据。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究竟威胁了谁?--基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分析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逐渐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然而究竟是通过威胁谁进而影响企业决策却并未得到一致认同。本文从投资效率视角出发,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融资融券制度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检验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以及究竟通过威胁谁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会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主要表现为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通过对退出威胁发挥治理作用的机制分析发现,非控股大股东主要通过威胁管理层达到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效果,而对控股股东的威胁效果甚微;考虑产权特性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退出威胁强度越大、退出可信度越高、非控股大股东数量更多以及总持股比例更高时,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越强。本文研究结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企业行为的互动研究,并认为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究竟通过威胁谁进而发挥治理效应需视企业的具体决策项目而定,而不能一概而论地按照不同国家股权结构差异划分其威胁对象,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其治理对象之间的关系。

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费用粘性差异

由于代理问题的影响,公司经营资源随着业务量增减变动的不对称变化可能会引发成本费用的粘性行为。从代理成本角度出发,探讨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大股东制衡对于费用粘性以及粘性差异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控制权越高,管理费用粘性越高,销售费用粘性则越不显著;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制衡度越高越能有效抑制负面管理费用粘性,而对于销售费用粘性无显著影响。

金字塔股权结构、股权制衡与投资效率——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大股东有可能采用金字塔股权结构获得超额控制权,并通过投资活动损害中小股东及外部投资者利益。以2010—2016年沪深两股上市民营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股权制衡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金字塔层级和两权分离程度均与企业的综合投资效率负相关;(2)股权制衡对两权分离和投资过度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在考虑直接控制链的情况下,这种调节作用会加强;同时,股权制衡对金字塔层级与投资不足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股权制衡、董事长任期与投资挤占研究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着重运用高层梯队理论,以我国2008-201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长既有任期、预期任期对投资挤占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长既有任期、预期任期与公司整体投资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董事长既有任期与投资挤占呈显著正相关;董事长预期任期与投资挤占呈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在董事长既有任期影响投资挤占中起到了缓解作用,但在董事长预期任期影响投资挤占中尚未起到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发现,在国有和非国有公司中,不同既有任期、预期任期的董事长对各类别投资、投资挤占的影响以及股权制衡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均存在差异。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企业的投资行为,以及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终极控制权、大股东治理战略与独立董事

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引入外部监管的角度,基于终极控制权刻画控股股东控制权和大股东制衡机制,揭示属于不同利益阵营的公司大股东治理战略对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与独立董事规模之间表现为正"U"形关系;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卷入程度)越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数量越少,独立董事比例越低;其他大股东制衡度越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数量越多,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外部大股东、掏空行为与公司绩效——来自我国IPO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00-2001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公司为样本，对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及其成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三次函数曲线关系，公司绩效随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控股股东实施的掏空行为之间也呈三次函数曲线关系，但其变化趋势与前者相反，掏空程度随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与此同时，掏空程度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因此，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是外部大股东影响公司绩效的途径之一。

股东资源、实际控制与公司控制权争夺——基于雷士照明的案例研究

已有关于股东关系和控制权配置的研究大多基于股东的财务资本投入。基于股东资源并以民营上市公司雷士照明的控制权争夺为案例,分析民营企业股东间发生控制权争夺的原因,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大股东之间具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群体属性,维持其关系的核心在于股东资源及其相互依赖性。大股东间矛盾及其控制权争夺,源于股东资源投入与其期望回报间的"差异",当掌握公司实际控制权时,大股东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内在动机将可能显性化,最终导致公司控制权争夺。而这种控制权争夺影响着大股东间关系的再协调和公司治理的动态调整。

大股东持投比例和公司绩效的因果关系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中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国内外实证研究很多,但实证结果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以我国201家上市公司2000～2007年的1608个面板数据为样本,应用新近发展的Panel-Data 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绩效之间互为因果。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

在对股权结构进行明确分类的基础上,该文以2003年我国深沪两市的106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集中类公司的业绩明显好于股权分散类公司;股权制衡类公司的业绩好于股权集中类公司,但是差异并不显著。用Z作为股权制衡度的衡量指标,当Z∈(1.0189,6.0287)时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对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发现,与股权分散相比,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是合理的选择。

大股东对盈余指标存在选择偏好吗?

作为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的核心,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盈余管理和盈利质量存在重要影响。本文选择每股收益和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两类不同盈余指标的代表,以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每股收益越高,而主营业务利润率越低;(2)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的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越高,上市公司每股收益越低,而主营业务利润率越高。这表明,不同的大股东对不同类型的盈余指标存在选择偏好:控股股东可能偏好市场和投资者反应程度较为显著,盈余管理空间较大且相对易于操纵的盈余指标;而与之相反,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大股东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越高,越有可能抵制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行为。

终极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特殊资产保护出发,基于终极控制权,探讨控股股东和其他大股东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战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虽然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显得越可靠和及时,但控股股东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2)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即其特殊资产卷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卷入信息操纵。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但同样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3)其他大股东可能阻碍控股股东操控信息披露,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对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产生负面作用。(4)其他大股东制衡度与信息披露指数、信息披露可靠性和及时性之间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

论代理成本的控制——兼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现代公司制的本质是委托代理制。由于利益与信息的不对称 ,经理层所做出的决策可能会背弃股东的利益 ,产生代理问题。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持股权、报酬合约、董事会、经理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与机构持股等方式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取向。要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作为政府部门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尤其是完善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 。

大股东制衡、违规行为与外部监管——来自2004-2005年上市公司的证据

被查处的违规行为并不等同于公司实际的违规行为,为此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基于不同的治理战略,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市场监管乏力的情况下,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集中持股(基本为非流通股)并非有利于约束,而是有利于掩盖上市公司日趋频繁的违法违规行为;此时,其他大股东通过外部治理机制进行制衡时所面临的成本更低而成功的概率更大,因此其治理战略很可能是选择不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监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监管部门查处控股股东的违规行为,提高外部监管的有效性。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大股东股权质押后倾向于从事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来维稳股价,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因而大股东股权质押可能会影响审计师选择行为。本文以我国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大股东股权质押后更可能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从而规避高质量的外部监督,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2)这种关系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中这种关系不存在。(3)市场化环境在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大股东股权质押后选择低质量审计师的动机更强。(4)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在选择非"四大"后进行了更多的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本文提出了公司代理问题与审计师选择、股权质押经济后果以及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对策。

大股东数量的决定因素:治理效应权衡与股票流动性——基于中国A股公司的实证研究

采用2010—2014年我国A股公司数据,运用有序Logit回归方法,探讨了公司大股东数量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大股东数量取决于发声与交易两种机制下治理效应之间的权衡。这一结论具体表现为:在存在自然人大股东的公司中,大股东数量较少;管理者薪酬水平越高,大股东数量越多。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视角,证明了股票流动性的提高会增加大股东数量,且会优化市场对大股东、管理者效率的选择;此外,公司产权性质对大股东数量具有重要影响,国有公司中大股东数量较少。

大股东制衡、互动效应与现金股利

基于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影响;进而,基于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效应,讨论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其他大股东则可能抵制第一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实施隧道行为;2)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不仅存在制衡作用,也存在互相勾结的可能性;3)外部监管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更可能促使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选择附和控股股东.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制衡度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

与已有的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潜在的假设企业管理者和股东利益完全一致不同,本文基于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对二者利益一致性的影响,在杠杆率和债务期限内生的假定条件下,通过对分别以"债务期限"和"债务杠杆"为因变量的联立方程模型进行2SLS检验,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来研究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不仅是对债务期限结构研究的有利补充,也为我们从公司治理角度思考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