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技术创新何以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

基于2012—2022年1635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模型,从微观层面探究了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能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创新能力两条路径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高吸收能力企业组和低市场份额企业组中更为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加强城市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多形式合作网络关系共建、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有助于加快形成企业新质生产力。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与效率视角

利用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从创新与效率视角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研发投入、营运能力和代理成本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商业信用融资有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营运能力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进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数字金融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关键保障,深刻影响着企业研发投入行为,对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基于中国2011—2022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在二者作用过程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小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受数字金融的驱动效应更强。

外源融资风险容忍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兼论政府支持与政府监管的调节效应

基于2006-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风险容忍强度、广度和弹性3个维度构建外源融资风险容忍度评价指标体系,系统考察外源融资风险容忍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外源融资风险容忍度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其中,风险容忍广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最强,风险容忍强度次之,风险容忍弹性最弱;②机制分析表明,外源融资风险容忍度通过提高金融机构对高风险创新项目的投资偏好以及增强科技企业对突破式创新的创新偏好提升区域创新能力;③调节效应表明,政府支持正向调节外源融资风险容忍度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政府监管过度起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提升外源融资风险容忍度,提高金融体系容错试错韧性,适度放松科技金融监管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短债长用——基于投融资双重路径的检验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债长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短债长用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的长期融资能力和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缓解短债长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影响在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和提高企业未来的增长能力,短债长用起中介作用。基于此,企业需要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监管机构则需要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实施环境。

民营企业ESG表现与价值提升--基于融资能力视角

ESG理念强调企业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水平,对于企业健康成长和价值提升具有积极意义。从融资能力视角,以2015—2022年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表明,ESG表现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融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越大、非污染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民营企业,其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越显著。建议强化ESG信息披露的指导和监管,完善披露标准和评价体系,扩大评价结果的应用,更好发挥ESG评价作用。

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我国各地区经济韧性是保证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以长三角2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抵抗力、恢复力、进化力三个维度构建经济韧性的综合指标,探究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抵抗力、恢复力、进化力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增强地区抵抗力是主要促进途径;地区经济韧性发展水平受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影响,其中扩大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其影响最大,其次是使用深度的增加,然后是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中心城市影响效应大于外围城市,即行政区划越重要的地区其影响效应越明显;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增强区域经济韧性。

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安排:认识澄清与制度重构

中国合作金融组织在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设计的过程中受到了合作社思潮和股份制思潮两种思潮的驱动。前者强调成员主导和民主决策,后者注重风险责任和风控能力。然而,这两种思潮及其相关的民主、集权和分权三种设计思路均未能实现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反思、澄清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设计中的合作社元素和股份制元素,构建一个“制度规则—制度过程—制度目标”的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分别代表民主思路、集权思路和分权思路的剩余控制权民主决策模式、发起人控制型模式和分权型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有助于解决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中的难题。展望未来,重构合作金融组织的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应将其理解为一个特殊的金融中介,围绕大小股东利益冲突这一核心矛盾,按照风险匹配与能力匹配两个原则配置剩余控制权,以期实现组织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非信贷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商业信用占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提升作用在法律环境良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ESG表现与企业韧性:效应与机制

在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企业ESG实践成为企业增强韧性从而有效抗击和抵御外部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本文以2009—2021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韧性,这一核心结论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和缓解内生性方法后依然稳健。具体传导机制上,本文发现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增强内部治理的渠道机制来提升企业韧性。ESG表现在企业特质和行业特征上具有异质性。

中小企业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融资逻辑、体系与路径

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小企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保障民生、稳定就业、促进创业和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但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新时期互联网金融的背景下,我国诸多中小企业为获取更多资金,开始采用第三方借贷、网上借贷、众筹等多种融资渠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同时也受互联网金融的制约,使自身在孵化与成长的早期出现了一定的发展不平衡现象。想要优化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就需要制定健全的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提高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社会信誉及融资能力,最终促进企业全面发展。

新质生产力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和链式中介模型,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及传导路径。新质生产力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呈现正向影响,尤其在高新技术企业、非重污染企业、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融资约束、企业创新能力在新质生产力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既发挥独立中介作用,又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财经学子创新创业能力结构优化实证研究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财经高校重任在肩。为进一步探究财经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剔除非有效问卷后运用SPSS和Amos软件,对财经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进行调查和实证分析,以此为导向,提出财经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优化策略。

高质量发展下集团公司科技金融管理能力的提升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金融体系,不断促进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通过描述性研究方法,重点分析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了提升财务公司金融服务能力应该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规范推进金融创新、防范控制风险、树立合作意识和系统观念的基本原则,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开放合作、基础服务、防范风险、队伍建设六方面提出了具体提升措施和借鉴路径。结合新修订实施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贯彻落实,对监管机构和企业集团提出建议和意见。

高职院校财税专业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以广东财贸职业学院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财税领域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高职院校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财税专业承担着为社会输送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熟练业务技能及良好职业素养财税人才的重任。而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是衡量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是社会服务功能发挥实效的关键,因而有必要对高职院校财税专业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进行深入探讨。对此,本文通过阐述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内涵,分析广东高职院校财税专业社会服务调研数据和广东高职院校财税专业社会服务存在的不足,进而探究广东高职院校财税类专业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路径,以期推动财税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深度融合,助力区域经济的发展。

数字化转型提升实体企业竞争力分析

实体经济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方法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实体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考虑其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实体企业竞争力;通过对内提高创新能力,对外降低信息不对称、减缓融资约束,数字化转型显著地促进了实体企业竞争力;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竞争力激励作用更强。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推进企业的数字化变革,增强企业竞争力水平。

管理层能力与债务融资成本--基于商誉减值视角

双循环发展背景下,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商誉减值视角检验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管理层能力通过抑制超额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从而抑制债务融资成本的增加;分析师关注能抑制商誉减值与债务融资成本的正向关系。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层能力与债务融资成本的相关成果,对企业合理选拔管理层人员、减少不正常的商誉减值计提进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府补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文章选取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与创新可持续性四个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弱化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和高市场化区域企业更为显著。

智能制造能力对制造型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研究

智能制造能力建设是制造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既有研究较少从微观层面探讨智能化转型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因此,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信息处理理论,以2015—2021年沪深A股2261家制造型企业相关数据为初始样本,实证检验智能制造能力建设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能力显著提升制造型企业竞争优势,即智能制造能力水平越高,对于构建新竞争优势的促进作用越为明显;虽然企业智能制造能力建设有助于带来经济效益,但制造装备升级改造、数字化人才引进或商业模式变革等投入增加,使得智能化的绿色价值提升、经营成本降低、外部融资增多等积极影响未能在短期内对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呈现出促进态势;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市FDI流入——基于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的视角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是当前的重点工作任务,已有研究较少从地理位置、行政级别、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维度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FDI流入的异质性影响,也鲜有从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的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市FDI流入。本文使用2011-2021年全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吸引城市FDI流入,使用工具变量估计、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FDI流入的吸引效应存在异质性,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城市获益更大,这是“雪中送炭”的表现;而沿海城市、高行政级别城市、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城市获益更多,这则是“锦上添花”的表现。(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城市人力资本和增强城市创新能力来吸引城市FDI流入。本文的实践启示是,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数智化”水平,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FDI流入的异质性影响并差异化施策,重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人力资本和增强创新能力的作用,助力城市吸引和利用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