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体系化修改及现代化进路

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至今历经三次修改,但一直未曾就强制措施制度的若干根本性问题展开体系化补正工作。与域外“分门别类”的刑事强制措施相比,我国的强制措施仅限对人身权利的限制,不仅存在诸多内生性缺陷,还因缺乏对物、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的侦查限权,导致当前强制措施制度的系统性不足。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建构关涉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据此,应当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进行体系化修改以使其满足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要求。一方面,对人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方向在于改革拘留制度并推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将当前五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明确改造为到案、羁押、非羁押三类,使其轻重层次分明;另一方面,将针对物、公民隐私以及个人信息的侦查手段正式纳入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从而通过司法令状手段导入司法监督,并以“物权保护”“合理期待”“必要限度”等标准辅助检察院、法院审查评判。

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的困境及出路

行政强制措施是重要的行政手段,现行法上规定地方性法规仅可以设定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不合理。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也导致地方立法没有抓手,影响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实施。扩张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权具有正当性,违背控权论、破坏法制统一、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等质疑均无法构成反对地方性法规立法权扩张的决定性理由。从强制对象和强制程度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地方性法规不得针对公民人身权和法律保留的财产权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其他财产权,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破坏或者消灭公民财产以及直接导致财产所有权转移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是可以设定完全限制或者部分限制公民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行政强制措施。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应当受到立法事项、比例原则、立法程序和事后监督等方面的限制。

醉驾新规的诉讼法解读及其对完善我国轻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启示

“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对醉驾案件的相关诉讼法问题作了详细规定,包括强制措施、证据收集和采信、诉讼程序、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办案程序等。这些规定既有对现有规定的细化完善,也有对实践探索的提炼总结,还有一些重要的制度创新,对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程序作了有益探索,提供了改革的样本。

公安机关适用行政强制措施冲突问题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视角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会遇到行政强制措施之间、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拘留执行之间适用冲突的问题。对卫生行政强制措施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拘留执行发生适用冲突等情形进行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得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卫生行政强制措施具有优先适用性的结论。根据适用冲突产生原因给出健全优化衔接机制、完善法律条款的建议,以期有效化解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冲突,推动公安机关健全执法办案程序,以法治方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完善公安机关治理体系,提升公安机关治理能力。

试析监察留置的监察优势、存在问题及改进对策

在探讨监察留置的概念、性质以及“两规”与“两指”政策的源起和局限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留置在实践中的优势以及在河北省取得的成效,重点探讨了留置措施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被留置对象的权益保障不足以及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不畅的情况。提出了完善监察法留置措施的建议,旨在提升监察留置制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保障被留置人员和家属的权益。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衡量公安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长期的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标准较为模糊、立法层级不够清晰、名称不统一、程序规定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局,有必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形式规制下来,作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在立法过程中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理念,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坚持法律明确原则,明确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降低办案民警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认识的错误率是对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的必要补充。当然,公安行政执法也要兼顾利益均衡,受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数量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面前,法律制度的设置和修订也必须兼顾行政权的高效运行,才能最终达到良法善治的社会效果。

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论监察与刑事司法的沟通衔接机制

基于案件的互涉性和关联性,公检监三机关在办理特定案件时,势必出现管辖交叉甚或冲突;基于职能分工,监检法三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上所适用法律亦存不同,势必产生监察证据制度与刑事证据制度之间、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与检察从宽处罚建议之间的适用性冲突;基于程序的相对独立性,监检法三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不同阶段均存在有效沟通和衔接的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此,有必要在遵循职能管辖原则前提下,形成监察管辖优位、并案管辖、协作管辖机制,解决互涉案件和关联案件的管辖冲突问题;在遵循证据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形成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同构机制,解决监察证据在刑事司法过程中适用的冲突问题;在遵循分工合作、相互制约原则的前提下,引入协商机制解决移送起诉、审查起诉阶段以及涉案财物处置等方面的衔接问题;在遵循各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的前提下,引入庭前会商等机制,解决职务犯罪审判阶段的衔接问题。

我国拘传制度的运行实践检讨与规范续造——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为靶向

拘传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性最弱的一种到案措施,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拘传的适用都有明确的限制条件与适用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了拘传措施适用的条件与程序。拘传措施的立法目的在于限制嫌疑人人身自由,防止其逃匿、隐匿以及妨碍作证,利于保全证据及时查明案情,保障当事人基本人权。实践中由于立法规定不统一、规定模糊、缺乏外部监督等原因导致拘传措施实施中出现了功能异化。从保障人权、完善刑事强制措施角度看,应从统一立法规定,明确拘传行使主体,区分传唤与拘传,规范拘传行使程序,增设拘传救济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合规不捕的价值、正当性与规则构建

相对于合规不起诉和量刑从宽,合规不捕在激励范围、方式和结果上的独立性,以及在保障合规考察期有效性、维持企业正常运转、支持合规整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足以证明其已经成为合规从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程序即惩罚理论、逮捕审查原理和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多重目的性也足以论证,合规不捕所承担的激励和保障功能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一般不会造成逮捕的工具化、筹码化。但是,合规不捕不能以侵犯企业合规自主性、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为代价。为了进一步释放和规范合规不捕的功能,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启动时点和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更具体的规则。合规不捕在功能上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突破,或许可以为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打开全新视野。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检视与重构

2018年《刑事诉讼法》因循旧制,仍仅将刑事强制措施限于干预人身自由权的五种强制方法。该立法模式不符合刑事强制措施的本质,未给予除人身自由权外的其他基本权利足够之关切。为全面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应予重构:以刑事强制措施本质为出发点,以《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为立足点,以引入《民法典》中具备基本权利属性的部分民事权利为创新点,通过后者弥补前者之基本权利规范不足的缺陷,形成以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为干预对象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新体系。

论刑事传唤中的自首认定

刑事传唤作为一种侦查机关针对所锁定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与讯问的措施,旨在进一步明确具体的犯罪嫌疑人,从而侦破案件。刑事传唤不是刑事强制措施,不具有强制性。刑事传唤中的自首认定存在不同认识,主要在于对刑事传唤形式要件的忽略与对刑事传唤法律属性的错误理解。对刑事传唤的自首认定应采取统一的思考模式,以肯定说为基础。经刑事传唤到案后的自首认定,应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与投案的“自动性”进行分析。“放弃自由理论”可以作为自首法定减免刑事责任事由的根据。对于经传唤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应评价为自动投案;自动投案后,若能如实供述自身犯罪行为,则可以认定为自首。

交警执法中的行政强制措施适用问题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危害较大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损害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执法交警可以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由于这些措施包含扣车、扣证等严重限制公民出行权利的行为,理应根据法律情节和现场执法环境,依法慎重地作出。然而从近几年的诉讼案例来看,执法交警在适用行政强制措施时,产生了诸多问题。在具体的强制措施运用方面,扣留违法车辆的事实依据不清楚,扣留证件的行为不规范;在强制措施的程序适用方面,存在着执法人数不足、相对人的陈述权被忽视的情况;在强制措施的执行方面,执法交警未采用恰当的说明理由方式,导致阻碍执行职务的执法矛盾频发。鉴于此,必须分析这些执法不规范问题的产生原因,纠正执法交警的错误执法理念,优化法律适用程序,完善行政主体追责机制,从而维护全体公民的道路交通出行安全。

比例原则视角下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完善

我国立法有必要在比例原则的指导下完善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以利于侦查机关打击犯罪并保障公民免受刑事强制措施的不当干预。根据比例原则的三重意涵,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建构应符合目的正当性、措施必要性和结果相称性的要求。当前立法对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设计基本付之阙如而亟待完善。结合不同刑事强制措施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干预强度的不同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逮捕的证明标准宜设定为相当理由,拘留、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的证明标准宜设定为存在合理的怀疑,拘传的证明标准宜设定为存在单纯的怀疑。

我国对物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对物刑事强制措施是对被追诉人财产权的干预,反映出了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和公民财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财产权系公民基本权利、刑事侦查技术革新迅速、对物刑事强制措施与财产权之间的冲突明显,刑事诉讼法应当以对物刑事强制措施为背景,从立法层面助益于被追诉人财产权的有效保护。然而,当前我国对物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存在基本定性不当、启动条件模糊、程序制约缺乏等问题。对此,未来立法应当将对物刑事强制措施纳入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予以规制、明确对物刑事强制措施的证明标准、构建对物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

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与实施

刑事强制措施兼有诉讼保障与人权保障的双重功能,其设置与实施均应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令状原则,并贯彻司法审查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的强制措施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丰富了强制措施的内容,明确和细化了各类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与程序,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强制措施体系的系统性与层次性,总体上符合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立法预期;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与有待商榷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应当准确领会立法意图,明确细化法律规定,并不断探索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问题与建议:论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

"留置"措施既非行政强制措施,亦非刑事强制措施,而是一项监察委员会经严格审批程序启动的,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公职人员适用的监察强制措施。"留置"措施不能适用和贯穿刑事诉讼程序,故而应当正确处理好"留置"与刑事拘留、逮捕之间的有序衔接。还应对"留置"措施的启动程序、适用期限、场所以及"留置"期间嫌疑人权利保障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以防止"留置"措施的滥用,进而充分发挥"留置"措施的最大功效。

惩治恐怖犯罪中的强制措施——基于比较法角度的分析

与传统的强制措施相比,反恐强制措施更为严厉。但由于理论基础的差别,使得不同国家采取的反恐强制措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关系到反恐强制措施设置的合理性和惩治恐怖犯罪的有效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同样承担着反恐的任务,有必要以比较的方法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反恐强制措施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反恐强制措施的设置产生有益的启示。

监察机关留置问题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留置完成了从党内措施到国家监察措施的转变,成为监察机关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留置措施适用程序,特别是提请留置的程序、决定程序、决定的人员和方式、通知家属的内容形式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明确。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对被留置的对象作何处理,包括先行拘留,再根据案件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决定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程序,也需要研究和明确。监察机关将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之后,检察机关如果认为有事实和证据需要补充核实的将案件退回监察机关,此时案件仍然处于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应关押在看守所不应退回到留置状态,不应转移至监察机关办案场所。

基于矫顽力与剩磁的铁磁性材料应力测量

铁磁性材料的磁滞回线代表其在外加磁场下的基本磁特性,磁滞回线反映的磁特性参数磁导率μ、矫顽力H_C、剩磁M_R能灵敏地反应铁磁性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针对铁磁性材料受应力易发生形变的问题,该文研究铁磁性材料内部磁畴结构和所受应力的关系,利用应力引起的磁特性参数的变化确定材料所受的应力大小,基于U型磁轭的电磁检测原理,测量激励线圈中的电流值和感应线圈上的电压值,采集被测磁回路的磁滞回线并计算矫顽力、剩磁。结果表明:矫顽力数值会随拉力的增大而升高,剩磁随拉力的增大呈阶段性变化,利用矫顽力与剩磁可以实现铁磁性材料的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