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公约》下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实证研究——以我国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为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参与的涉外仲裁不断增加,中国法院正在积极推动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纽约公约》明确将缺乏有效仲裁协议列为公约成员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之一。2001年以来的中国法院以仲裁协议无效为主要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实践,具体涉及当事人主体适格、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仲裁机构约定等因素存在瑕疵。涉外当事人应高度重视法院有关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注意仲裁协议主体、形式、内容的有效性,避免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更好地保障争议解决程序的进行。

论麦格理银行诉万达公司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基于公共政策司法审查的视角

本文聚焦麦格理银行与万达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执行裁定书案中的公共政策司法审查问题展开论述。即使在单边制裁盛行的背景下,中国法院并未因本案涉及制裁和中国企业利益就支持万达公司的公共政策抗辩。解析《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中公共政策的定义和各缔约国的实践,经济制裁被纳入公共政策只限于特定场域和条件。在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经济制裁和以《阻断办法》为代表的强制性规则并不必然等同于公共政策,中国的公共政策是以法律基本原则、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保护为司法审查标准。

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研究

印度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态度转向消极,拒绝主动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胜诉的外国投资者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其他国家申请强制执行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均面临法律困境,鲜有成功。尤其是,印度不是《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并在《纽约公约》中作了商事和互惠保留,且相关双边投资协定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过于简单,国内法中关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缺失,以及外国投资者面临“揭开公司面纱”原则适用难度大和国家豁免问题,这些都成为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主要法律障碍。随着中国投资者与印度投资争端的增多,诉诸国际投资仲裁将成为中国投资者的重要救济手段。为应对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难的问题,建议中国与印度协商签订新双边投资协定时明确投资争端属于商事争议,并增加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条款,同时强化磋商、调解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重要作用。

仲裁裁决执行力取得与消灭制度的理论反思与重构

执行力是终局裁判的自然属性,但不是民间文书的自然属性。在法理上需要探究的是仲裁裁决执行力取得与消灭的缘由及正当性。仲裁裁决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下的执行依据,由法律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但仲裁的契约性与民间性决定了仲裁裁决天然具有执行力这种说法是违背法理的。同时,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作为仲裁裁决执行力消灭的方式之一,强烈冲击了审执分离原则以及强制执行形式化原则,应予以废除。应采用司法前置审查的方式决定是否赋予仲裁裁决执行力,而非现行司法后置监督。在此基础上,可赋予当事人异议救济权以消灭仲裁裁决执行力,其本质是对仲裁裁决的实质性二次审查,在程序上可给予当事人足够的保障。

仲裁裁决免证效力的反思

生效仲裁裁决确认的事实属于免证事实,分析在司法实践中仲裁裁决的免证规范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辅之以比较法研究,将生效仲裁裁决的免证效力认定为证明效力较为合理,在适用范围上应当将主体限定为当事人同一,将客体限定为经过充分质证的事实,构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格局。

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因应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涉外仲裁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于,其一,能够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践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体现真正多边主义的国际商事规则。通过良法善治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其二,能够总结、提炼我国所提出的“一站式”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模式所体现的中国智慧,在国际商事仲裁的舞台上,充分体现中国关于国际治理的声音。然而,我国目前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国际商事仲裁法学被边缘化导致涉外仲裁人才的培养目标难以实现;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缺乏差异化的课程设置;缺乏针对仲裁司法审查人才的培养。需要从提升我国目前仲裁从业人员处理涉外仲裁业务的能力,解决涉外仲裁人才短缺的一时之需;改进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课程设置,提升学生理论水平;进一步优化联合培养机制,培养学生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专业能力,这三个维度,因应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涉外仲裁人才培养的要求。

中国的体育仲裁探索和对国际体育仲裁效力的理解

根据2010年中德体育法研讨会确定的论题,阐述了在全球性多元化纠纷救济和体育仲裁作用的日益凸现中,中国对有关国家和国际体育仲裁发展的高度关注,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体育仲裁理论和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所进行的各种研究以及中国政府和体育界对体育仲裁所进行的实践探索。特别是重点概括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育仲裁效力问题的基本看法,分析了对CAS承认与执行及其与《纽约公约》的关系,指出了中国虽然在现行法律上仍存在着某些相关冲突,但通过北京奥运会等实践过程,能够有效地尊重和维护包括兴奋剂裁决在内的各种CAS裁决及其效力。

论仲裁调解书撤销制度的确立

我国《仲裁法》明确规定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这项颇具创造性的制度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但是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和调解结案本身的特性,仲裁调解制度在实务中的应用遭遇了很多难题。当事人能否就确有错误的仲裁调解书向法院申请撤销,这个问题在立法上没有明文规定,在学术界鲜有关注,不同的法院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我国有必要设立仲裁调解书撤销制度,并完善撤销仲裁调解书的配套机制和救济渠道。

国际商会在中国内地仲裁:准入、裁决国籍及执行——由宁波中院的一份裁定谈起

国际商会可否在中国内地仲裁,其裁决应如何认定及执行,在中国仲裁界备受争议。通过对宁波中院有关裁定的分析,可发现其在裁判逻辑、法律适用与解释上的不足。该裁定将国际商会在中国内地所作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依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的做法,未从根本上解决此类裁决的国籍问题,并与我国加入公约时的互惠保留相违背。考虑此类实践难题的化解,以及近期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动向,我国仲裁立法亟待明确以仲裁地作为裁决国籍的认定标准。

国际商会仲裁裁决国籍研究——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复函谈起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界定标准主要有两种:仲裁程序所适用法律标准和裁决作出地标准。后者为国际认可的主流标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1条除规定了裁决作出地标准外,还确立了"非内国裁决"标准。我国立法中所规定的标准是仲裁机构所在地,与国际商事仲裁一般理论与实践不符,导致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进行仲裁存在障碍。只有将此类裁决识别为"非国内仲裁裁决",法院才能寻求承认和执行的依据。

论仲裁裁决的既判力

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仲裁裁决的既判力都得到了承认。很多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也采用了仲裁裁决的既判力理论。我国对仲裁裁决既判力问题研究得较少,法律规定也不明确。但是,赋予仲裁裁决既判力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通过分析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剖析仲裁裁决既判力的主客观范围,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有关理论和立法。

体裁分析视阈下的中国仲裁裁决书研究

仲裁裁决书是仲裁活动中至关重要的部分,静态地反映了仲裁案件的事实认定过程和法律适用。作为法律语言学一块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基于Swales的CARS理论框架,构建了中文裁决书的语步模型,同时创建小型语料库以便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分析。结果显示中文仲裁裁决书语步结构高度标准化,修辞结构固定严谨,语言表达兼具程式化和通俗化,可读性较强,语言精确性和模糊性并举,使用柔性词汇提高情感度。这些语言特征均服务于其总的交际目的,即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明晰双方关系中的责任和是非曲直,最终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

论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与立法完善

作为司法外解决争议手段的国际商事仲裁兼具契约性和司法性的混合特质,从而使得法院对于这一制度进行审查成为必要与必然。仲裁的司法审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仲裁开庭前的司法审查,仲裁程序进行中的司法审查,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仲裁作出后对裁决的司法审查尤为重要;但这种审查必须是适度的,应当承认仲裁裁决的终局性,简化和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标准,审查应以支持和协助为主,控制和干预为辅。支持和促进仲裁发展是法院行使这一权力的立足点。我国应当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通过对《仲裁法》的修改,建立适度的司法审查制度。

外国仲裁裁决论析——基于《纽约公约》及中国实践的视角

《纽约公约》适用的“外国仲裁裁决”包括了在外国作出的裁决和非内国裁决两类。“在外国作出的裁决”是指法律上的仲裁地位于任何外国的裁决,因此,当事人住所地、仲裁机构所在地或仲裁裁决书签字地以及当事人的国籍和裁决的国际性等因素均与判定某项裁决是否属于外国仲裁裁决以及应否适用该公约无关。互惠保留只是将“在外国作出的裁决”进一步限定为在缔约的外国而非任何外国作出的裁决,故互惠保留既无一般意义上的互惠对等含义,也不应作其他扩大解释。缔约国只能将本国境内作出的裁决自主认定为“非内国裁决”。由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应在中国被认定为该公约项下的“非内国裁决”。

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撤销

对国际体育仲裁院(CAS)裁决的异议可以上诉至瑞士联邦法院接受其司法审查,有关裁决如果符合《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92(2)条规定的条件之一就可能被撤销,即仲裁庭组成有问题,仲裁庭无权、越权或者拒绝管辖,仲裁侵犯当事人的平等和听证权,或者违反瑞士公共政策。但到目前为止瑞士联邦法院只撤销5例体育仲裁院裁决,其总体上的态度还是支持体育仲裁。

国内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设立国内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国内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包括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以是否违背公平、公正和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标准;国内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应参照适用特别程序,仲裁庭应为"法定证人",应允许当事人对司法审查所作出的裁定上诉。

承认与执行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一样。国际体育仲裁裁决也可能需要它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外国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由于当事人身份地位及争议性质等的特殊性,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又具有不同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特点。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体育仲裁裁决(包括北京奥运会仲裁裁决)尚面临诸如商事保留、体育管理和体育纪律处罚争议不可仲裁解决等法律障碍,须从立法上消除这些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