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观明知的推定及其规范化路径——以认定主观明知的司法解释兜底条款为切入点

主观明知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我国通常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主观明知认定问题作出具体规定。然而,认定主观明知的司法解释往往设置兜底条款,当前司法机关对这种兜底条款的适用存在问题,这可能导致主观明知认定的扩大化。认定主观明知的司法解释规定乃推定规范,其中兜底条款乃事实推定规范,可以说,兜底条款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事实推定的问题,正是因为事实推定的内在缺陷,才导致兜底条款适用的种种困境。基于此,需要构建主观明知认定中的事实推定规范化路径。一方面,事实推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无罪推定原则而受到合法性质疑,另一方面,事实推定赋予法官过多自由裁量权而受到规范性质疑。为此,一方面需要回应合法性质疑,即探寻被告人权利保障新范式,另一方面需要回应规范性质疑,即完善事实推定规范性建设,具体包括:明确事实推定的启动条件、明确事实推定结论的确定性程度、确立事实推定的末位适用原则、强调基础事实的证明标准、构建规范的辩方反驳规则、构建有力的事实推定监管规则。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研究——以S省P县检察院2021—2023年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为例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频发,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殊性,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征。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司法认定方面存在证据数量少、直接证据无法形成印证、间接证据只能从某个侧面佐证被害人陈述真实性从而导致定罪困难等难题;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缺位、网络性侵难发现、难规制、犯罪源头难掐断、治理漏洞难填补等困境。构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格局,应加强事前一般性预防;坚持事中“零容忍”处理;强化事后持续性震慑。

论前诉民事裁判已决事实对后诉刑事裁判的预决效力

对于前诉裁判中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应由后诉所适用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来确定,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缺乏相关规范。既判力理论或争点排除效理论与已有规范相冲突,无法实现对预决效力性质的准确判定。依据现行法律规范,预决效力是一种事实证明效。在先民后刑诉讼中,影响民事裁判已决事实预决效力的因素主要包括证明标准的差异、推定方法的运用及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等。以事实证明效为语境,以影响预决效力的三个因素为内容,结合民事诉讼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的特点,构建出具体的民事裁判已决事实在刑事诉讼中预决效力规范。

刑事自认:认罪之证明效力的教义学阐释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认罪事实的证明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认罪与同意简化庭审质证程序、庭审调查的重点从案件事实转换为认罪自愿性、法官确信认罪真实性之间的逻辑关系亟须理论阐释。供述和承认可以融合并概括为认罪,在认罚及其程序从简、量刑从宽后果的加持之下,供述和承认共同产生刑事自认的法律效果。刑事自认的实质是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真实性达成了共识,形成共识性的事实,进而达到共识性真实。自愿和明智的刑事自认有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认罪在内容、形式和效力上已经具有了刑事自认的属性。刑事自认可以产生事实及证据合意、减轻控方的说服责任、省略庭审证据调查程序以及增强法官内心确信的效果。

刑法因果关系的立场选择和理论纠偏

在刑法因果关系中引入规范性的评价要素,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解决对复杂因果关系结果归属的认定问题。但当前我国司法裁判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杂乱无序、见仁见智现象,原因在于众多理论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危险的现实化理论)将本属于规范上责任划分的领域提前到构成要件该当性层面讨论,导致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相对化、模糊化。在因果关联明晰的情况下,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回归事实判断,坚持因果关系的客观属性;在事实不清时,应当坚守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不能将规范判断先于事实判断、规范判断代替事实判断。

跨境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要素检视

择一或叠加适用人民法院所在地与取证行为地法律的证据合法性审查模式,不能解决跨境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实践难题。这是因为,跨境刑事证据审查判断包含的事实性要素和权利性要素相互分离,无法由准据法的选择适用模式进行整合。事实性要素具有共通性,若人民法院在进行审查时对有差异的中外取证程序进行功能比较,实际上就适用了双重准据法。但是,境外取证程序中的事实性要素未被全面识别,使得功能比较无从参照。对权利性要素差异性的片面强调,会阻碍辩方参与司法证明程序,带来事实认定错误的风险。目前,应从三个方面融合两类要素,优化跨境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一是在进行双重审查的基础上,弥合权利保障要求的差异;二是从功能主义立场出发,实质解释取证程序中的事实性要素;三是加强对辩方程序参与权的司法保障,彰显权利性要素在提升事实认定准确性方面的功能。

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的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的解释呈现“一定区域”划定模糊化、“一定行业”类别扩大化和控制程度相对降低的问题。平稳、平和的经济社会秩序法益和公众安全感法益均无法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具体分则犯罪的本质进行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本质是侵夺国家对社会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权限,应当坚持限缩认定的立场。“一定区域”的解释应从功能性、规模性和开放性方面明确大小的下限,控制和支配对象应包括不同行业与“消费群体”,坚持从犯罪事实支配角度理解非法控制与重大影响的关系。应综合具体案件时空环境来对排除非法控制特征的情形进行整体判断。

环境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生态损害民事诉讼中的效力规则

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民事诉讼中的效力是刑民交叉诉讼中最为典型的程序性难题之一。对于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民事诉讼中效力的法律属性,我国学界有特殊既判力、预决力、免证效力、争点排除、证明效力等多种学说。既有学说对效力的范围、对象和强度的理解虽有不同,但均强调立法者需要在考虑多种因素基础上平衡个案正义与司法效率。生态环境案件的复杂性和科学性特征,使得环境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牵连性生态损害民事诉讼中的效力问题更为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8条沿袭了我国立法上的“免证效力”规则,其内容过于粗糙,易导致实践困境。基于生态损害民事诉讼的特殊性,环境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生态损害民事诉讼中的效力规则建构应当趋向体系化和精细化。

刑法上的财产占有概念

刑法上的占有是指对物的事实上控制与支配 ,它的成立必须兼具客观支配状态与占有意思两个要件。自罗马法以来 ,就存在着民法与刑法上占有的区别。较之于民法上的占有 ,刑法占有的客观支配形态更为现实 ,主观占有意思更具规范成份 ,占有性质合法与否也不重要 ,这与两种占有制度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密切相关。几种特殊情形的占有归属 ,如存在上下主从关系的占有、共同占有、以及包装物、死者财产、不动产和遗忘物的占有 ,应依具体的事实支配关系来确定。

论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关系

认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这并不正确。在诉讼中 ,证据并不就是事实。而事实并不是人。证据作为在诉讼中证明待证事实的根据 ,必须有物质形态 ,能够为人们去收集并向裁判者举示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讼中的证据与事实 ,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是证据的内容 ,而证据是事实的载体 ,“人证与物证”是证据的存在形式 ;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 ,并不是证据 ,而是证据中蕴含的证据事实。证据并不就是事实 。

审判中心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层逻辑

在事实查明层面,案卷移送制度、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判中心主义存在功能主义关联,因三者功能重叠且程序前后相继而形成“实质化的阅卷+有必要才召开的庭前会议+形式化的庭审”之事实查明的结构,进而导致审判中心主义被消解。以司法一体化为特征的刑事诉讼纵向线性结构或行政结构,对于事实查明的程序正当化没有功能需求,是消解审判中心主义的深层原因。因此,我国刑事诉讼需要完成两次转型跨越三个阶段:从行政结构到司法结构;从职权主义模式到当事人主义模式,才能实现实质的审判中心主义——被告人中心主义,才能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刑事诉讼的从技术到理念的一系列问题。

证据中的事实信息

证据不是(案件)事实,但证据与事实存在内在联系,即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证据本身并不就是事实根据,“根据”也并不等于事实。证据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基于证据蕴涵着事实信息,通过事实信息能够揭示证据事实,查明案件事实。事实信息就是存在于证据中的那些能够据以做出事实判断的信息。事实信息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事实信息既是证据存在的前提,又是证据事实得以发现的根据。控辩双方收集证据并从中识别和收集事实信息的证明活动,法官对于证据和事实信息的认定和运用,是整个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主要内容。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界限

刑事诉讼的本质与特征、刑法的机能与特点决定了必须实行“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但是，司法机关不得滥用本原则，而应注意适用界限：（１）只有对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时，才能适用该原则；（２）对法律存在疑问时，应根据解释目标与规则进行解释，不能适用该原则；（３）在立法上就某种情形设置有利于被告的规定时，对被告人的有利程度，应当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根据；（４）在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认定存在疑问时，应进行合理推定，而不能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５）虽然不能确信被告人实施了某一特定犯罪行为，但能够确信被告人肯定实施了另一处罚较轻的犯罪行为时，应择一认定为轻罪，而不得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

论刑法之真——刑法文化的第一个勾连

刑法之真是指刑法在符合事物的状况和规律中得以制定出台,后在自身的内外协调运行中反映刑事个案的事实真相,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且行刑科学。刑法之真是"刑法之本真""刑法之自真"和"刑法之用真"的有机整体。立于"符合论"以"事实真"来界定刑法之真,则主体客体化是刑法之真之哲学本质,而这也符合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刑法应然价值。在与刑法之善的关系之中,刑法之真之意义最终体现为刑法应然价值的实现。刑法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与有机整体是刑法文化的一种"化境",而刑法之真便是刑法文化的第一勾连。

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刑事案件事实认定是刑法司法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内容。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是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符合经验法则的直接体现。运用常识、常理、常情可以对刑事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关键情节或重要情节和因果关系进行认定,也可以对刑事案件的主观事实包括罪过形式、犯罪倾向和犯罪动机等进行认定。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之所以应该常识、常理、常情化,是因为常识、常理、常情本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则或指引,故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能够在一种方法论和价值论中确保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刑事裁判的正当性。

从事实到规范:犯罪化立法原则层次论

作为犯罪化立法原则,英美法系的危害原则和大陆法系的法益侵害说与我国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内涵、地位、功能上具有同质性。单一的犯罪化立法原则缺乏足够的适用性,多元的犯罪化原则缺乏一条主线贯穿其中。我国犯罪化立法原则体系的构建应当以犯罪的概念为基础,将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化的逻辑起点,应受刑罚惩罚性作为犯罪化的应然补充,但应受刑罚惩罚性自身有循环定义之嫌,可以从刑罚的必要性、有效性、经济性对其做进一步的说明,刑事法定性作为犯罪化的最终归宿。如此沿着从事实到规范层层递进的思维路径,方能合理划定刑法的界限。

范畴理论与刑法解释立场

根据认知语言学、家族相似性原理,刑法范畴不是特征范畴,而是以典型原型为核心事实所建立起来的原型范畴。所以,刑法范畴都有明确的核心和不明确的边缘,无法用共同的语义特征来描述内部所有成员。在进行刑法解释、考察差的样本是否归属于某刑法范畴时,必须将该样本和典型原型进行实质性的对比,根据其相似度确定其是否属于该范畴。在该过程中立法原意、刑法的字面意义均提供不了帮助,而只能留给法官行使自由裁量,由法官根据具体语境并结合自己的前见对文本进行客观解释、实质解释。

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

公正处置涉案财物是刑事司法领域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物处置依附于定罪量刑活动,对于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理,这一“合一型”模式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迫在眉睫。考虑到与定罪量刑程序的紧密衔接及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吸收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以及实践先行带来的启示,当前应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通过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接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争议及主张,决定是否开启针对独立性财物事实的专门审理,实现实质性审理。同时,应根据证明责任设置分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时进行必要的程序回转,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人工智能方法

人工智能方法应用于辅助认定刑事案件事实在法庭科学中逐步兴起,刑事案件专家系统开启了人工智能方法应用的序幕,从早期的经典逻辑到非经典逻辑,认定案件事实的人工智能逻辑基础不断得到丰富,贝叶斯模型的衍化使得认定案件事实从定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可计算论辩模型帮助厘清了刑事案件事实中证据论证的结构,大数据、算法和区块链技术的变革使得证据指向案件事实的过程更加准确、精细和科学。人工智能的应用不断克服自身的技术缺陷,也不断靠近法官和陪审员判定案件事实的思维和方法,它的作用在于辅助司法判决,提高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度,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论刑事证据的客观真实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及与持不同观点者的辨析上,进行科学总结,并对此标准在运用中的利与弊进行剖析。着重从刑事证据本质特征及司法实践适用中的问题等方面,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展开深入论证,以期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