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垄断协议帮助行为的违法性认定

《反垄断法》新增第十九条,对帮助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人实施惩戒,填补了原有垄断协议规则追责对象涵盖不足的漏洞。但新《反垄断法》仅通过“实质性帮助”表述概论帮助行为违法性,过于抽象,现实操作性较差,需要进一步释明,分界违法帮助行为与中立帮助行为。抽象到法理层面,具有可谴责性的垄断协议帮助行为应当具备“不法”与“有责”两大属性。在此基础上,可以抽象出垄断协议帮助行为应当满足五大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具有主体独立性;第二,行为人实施了具体帮助行为;第三,帮助行为具有促成垄断协议和竞争损害的双重效果;第四,帮助行为与行为双重效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五,行为人有促成帮助的主观故意。

“套路鉴”案件的定性——以诈骗罪的认定为切入的思考

“套路鉴”案件罪与非罪争议的背后涉及诈骗罪认定的刑法理论问题,而实务中有关司法机关对此尚未予以充分认识,由此导致诈骗罪的成立范围不当地得以扩大。因此,有必要从欺骗行为的认定、认识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财产损失的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等方面对“套路鉴”案件中诈骗罪的成立范围进行合理限缩。就判断交易型诈骗罪是否成立而言,主要应当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交易是否真实存在,二是交易是否为被害人所需要。在“套路鉴”案件中,如果鉴定公司提供了真实的鉴定服务,就可以认定交易是真实存在的;如果鉴定公司的宣传涉及一些价值判断的表述,应当认为被害人申请做鉴定是基于自身动机,可以认定交易是被害人所需要的。因此,对“套路鉴”案件能否以诈骗罪定性,不能一概而论。

电导法在食用油质量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食用油质量检测是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相关部门应借助可靠方法落实检测工作,避免存在问题的食用油进入市场。基于此,本文介绍了地沟油的危害与食用油质量检测的技术指标,分析了影响食用油质量的因素,阐述了食用油质量检测的常用方法,以及电导法在食用油质量检测中的应用,以供参考。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研究

为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正确实施,应当通过规范解读、实证考察、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价值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等具体研究方法,对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从被诉行为、适格被告、救济客体以及损害后果等方面对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了初步界定,但在规范、实践及理论三重视角下,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仍呈现出对被诉行为的违法性要求过于严苛、对适格被告范围的理解与立法规定的诉讼类型不符、将“众多”个人利益简单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尚未将侵害“众多”个人权益的“风险”纳入救济范围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要科学界定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当遵循法定性、必要性及合政策性标准,一是只有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违法行为在实质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才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二是只有当受侵害利益无法通过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等私益诉讼机制获得司法救济时,才有必要将其纳入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三是应当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留意政策倾向的价值维度,以积极、稳妥的态度对待政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指引,避免对案件范围的盲目扩大或不当缩减。具体而言,一是应将被诉行为的范围拓展为“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即仅就被诉行为而言,只要是“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就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二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规定的诉讼类型属于民事公益诉讼,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该类诉讼的适格被告,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不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三是不能仅因受侵害对象人数“众多”就将其纳入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将是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判断救济范围的实质性标准;四是为提前规避“实害”的发生,应当构建预防性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将那些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现实威胁的、紧迫的、严重的、不及时制止可能产生难以弥补损害的“风险”纳入该类诉讼的救济范围。

论社会信用立法的基本范畴

国家社会信用立法的征求意见稿,未对信用进行明确界定,留下了诸多争议空间。信用不是独立的权利类型,而是遵守法律规定与信守合同约定的客观状态。哪些违法行为须记为失信行为,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信用惩戒不是独立的行政处罚,而是种种“不利对待”的事项集成,须遵循合法、关联与正当原则,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基础清单与基础目录,是非常有益的做法。社会信用立法,是一次集成型法治活动,既要梳理既有法律渊源,合理界定失信行为,又要在法治原则的指引下,妥当设定惩戒措施。只有遏制公权扩张的冲动,妥当周全地保护私益,社会信用立法才能行稳致远。

长沙市网约车违法违规行为监管模式研究

根据长沙市网约车行业的发展现状及相关执法数据,归纳了网约车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及网约车平台、聚合平台、汽车租赁公司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探索性地提出了网约车的监管模式。

《刑法》(总则)第二章的完善及说明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的修改,有必要修改和完善刑法的滞后之处。刑法典与基础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应告别客观违法、主观责任原则,贯彻《刑法》第五条所隐含的行为违法、行为人责任原则。违法是对行为的刑法评价,责任是对行为人的刑法评价。具有形式违法、实质违法的行为,是与刑事责任相应的犯罪,即行为构成的犯罪、实质违法意义的犯罪,这区别于行为人所成立的最终意义的犯罪;对具有形式违法、实质违法的行为负刑事责任时,行为人才成立犯罪。在此指引下,对《刑法》(总则)第二章提出了完善建议并进行了说明。框架上的重大变化是将刑事责任独立为一节。在具体内容上,参考了德国《刑法典》,增加了“有作为义务和作为能力但未作为,以致危害与造成结果的作为犯罪相当时,是不作为犯罪”“由于慌乱、恐惧、惊吓而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的,不负刑事责任”等规定;参考了日本《刑法典》,增加了“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不违法”的规定;此外,增加了认罪认罚、单位合规作为减免刑事责任的事由;同时,贯彻行为违法、行为人责任原则,对一些条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删改。

实现道路交通安全的营运车辆监控系统框架研究

当前营运车辆监管中,交通管理部门、运输企业和司乘人员3方没有直接的信息通道,导致监管不到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笔者探讨了营运车辆监控的信息传输通道;以GPS、无线通信技术和互联网为基础,设计了营运车辆监控的技术框架,实现了联系3方的信息传输通道;分析框架实现的关键技术,包括道路限速数据库,车辆超速、疲劳驾驶、超载等违法行为的判定模式等;以广东省营运车辆监控系统为例,验证了框架的可行性。该技术框架使司乘人员的交通违法行为被及时警告和提醒,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及时制止交通违法行为,可以主动预防交通事故,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水平。

不正当竞争情报行为及其对策研究

本文对目前开展竞争情报活动中的一些不正当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 ,提出了有利于竞争情报活动健康发展。

体育非法行为及其司法控制刍议

体育非法行为是体育竞技领域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它在范围上包涵违法、犯罪、违规以及反道德等各种复杂的行为。本文主要从社会学和法学等理论角度，分析了体育非法行为的主要种类以及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较为系统的对策和建议。

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审查标准省思

2017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中,判断存在违法行政行为是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关键。只有明确违法行政行为的一般审查标准,才可以为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进一步规范化提供参照。现有的行为审查标准或结果审查标准不能完全契合行政公益诉讼保护公益的目的,按照行为标准或结果标准审查违法行政行为可能不当减少行政机关的履职积极性,违反权力分工原则。在审视现有标准的基础上,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行政行为时,应修正分段审查模式,确立包括行为标准和实质性合法标准在内的综合性审查标准,确定审查要素,明确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限于组织体,审查依据应以法律法规为主、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为辅。

短缩的二行为犯“目的”的体系归属及其共犯问题探究

在我国刑法中实质的故意概念之下,短缩的二行为犯中的"目的"无法纳入到故意之中,是和故意并列的主观要素。短缩的二行为犯中的"目的"应例外地被承认为主观的违法要素。短缩的二行为犯的共犯问题应依据客观违法论"违法是客观连带的,责任是主观个别的"的基本立场加以解决。

对无过错违法使用警械、武器的民警刑事追偿质疑——一例国家赔偿案引发的刑事追偿条件反思

现行国家赔偿法对违法使用警械、武器职权行为的刑事追偿条件失之于宽,缺乏主观过错要件。国家赔偿法中的违法与通常所称的违法不同,并不包含有主观过错条件。而追偿是对主观过错的惩戒,对无过错违法使用警械、武器的公安民警进行刑事追偿,则违背了立法的初衷,也与行政追偿的主观过错要件相矛盾,显然是一种立法疏漏。国家赔偿法应增设主观过错要件,将此情形排除在刑事追偿范围之外。

绑架罪研究

婴幼儿型绑架罪是勒索型绑架罪的注意规定,勒索型绑架罪是人质型绑架罪的一种类型,绑架罪的实质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绑架罪的目的实现行为原则上不并罚。我国《刑法》7个法条中的"绑架"的规范意蕴并不一致,需要根据体系解释规则具体查明。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性质是法律拟制,可将该款类推适用于"有正当理由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成立非法拘禁罪。绑架罪与抢劫罪,劫持航空器罪,劫持汽车、船只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是竞合关系,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医事犯罪理论研究述评

建国60年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对医事犯罪的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和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等具体医事犯罪的研究都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进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研究逐步深入。但是,在医事犯罪的诸多问题上还存在较大争议,通说性的观点少,不少观点还值得继续商榷。

涉毒违法行为若干问题探讨——解读《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涉毒违法行为的立法与处罚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施行后,将成为公安机关处罚涉毒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该法继承了《关于禁毒的决定》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涉毒违法行为的有关规定,并在调整范围、处罚幅度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解决了我国法律在惩治涉毒违法行为的立法和适用上的部分问题;但仍存在立法上的遗漏和适用上的不足,应进一步制订实施细则加以完善。

环境公益侵权责任中“国家规定”范围的界定

“国家规定”的范围决定着行为主体承担环境公益侵权责任的边界。实践中,对“国家规定”的范围界定存在标准模糊、观点不一等问题。通过比较刑法第96条对“国家规定”的定义并遵循法益协调原则,人民法院在认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时,应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强制性生态环境标准为依据。同时,基于环境治理政府主导与有效应对新型污染物的考虑,必要时也可参照生态环境政策的相关规定,但司法解释、环保规范性文件、技术规范因其性质和功能方面的差异而需排除适用。就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属于“国家规定”发生争议时,可将之作为法律适用问题呈报最高人民法院,由其审慎决定。

论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诉讼适用原则理论与实务之抵牾

如何处理好同一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的问题,一直都是刑民交叉问题中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在刑民诉讼程序选择顺序的问题上,理论的观点与司法实务的做法存在抵牾。文章以非法集资案件这种典型刑民交叉型案件为视角,通过对理论界主张的“刑民并行”原则与司法实务所执行的“先刑后民”原则的矛盾比较,剖析产生矛盾之原因。认为造成如此局面的症结在于:理论界重视论证自己所主张观点的科学性,却忽视了这一观点在司法实务上的可行性研究,并因缺乏司法实务的实证研究而对实务界所适用的原则存在一定误解。因此,应当在研究中重视理论可行性的论证,同时立足现实辩证地看待司法实务中与理论观点抵牾之处,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构成要件问题探讨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客体应是“国家的计划生育制度”;其客观要件是实施了非法进行节育手术而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主体法条规定限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据此,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也可构成本罪;其主观要件则为直接故意。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社会控制体系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不仅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引起了越轨行为的上升。现阶段,构建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控制体系显得尤为重要。社会控制体系主要由控制目标、控制主体、控制规范系统、控制手段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