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

数字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与传统私法中损害的经典概念之间存在龃龉,使得个人信息侵权难以被损害赔偿请求权所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中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但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存在财产损害;同时,作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要件之一的严重精神损害也较少出现。个人信息侵权的实质是对人格利益,即人格自由与尊严的损害,从损害救济角度来看,传统的“损害”概念应当进行革新与扩张。故而,将非严重精神损害与升高的未来风险纳入个人信息侵权损害概念体系之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比较法解释基础。为了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和对被告予以充分威慑,文章认为,应当基于损害类型构建赔偿责任体系,淡化精神损害赔偿认定的标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确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小额损害最低赔偿限额。

全面禁止抑或严格限制:我国竞业限制制度的模式选择与规范进路

竞业限制涉及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权与劳动者的就业权,并对公共利益产生影响,相关制度设计及其司法适用应当平衡好各方权益。立法的不完善和司法审查的宽松标准助长了用人单位滥用竞业限制。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虽然我国不能移植美国最新的“全面禁止”规则,但可以借鉴美国审理竞业限制可执行性的司法经验,在竞业限制领域建立起较为严格的二重审查基准,并配套以预防“事实竞业限制”的相关措施。

金融科技应用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基于文本挖掘的实证检验

选取44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运用文本挖掘法构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指数,分析金融科技应用对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并检验作用机制和银行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应用能够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降低银行风险水平和提升运营效率在其中发挥机制作用;金融科技应用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农村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影响不显著;此外,资产规模大、资本充足率高的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受到金融科技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程序出罪的内涵重塑与判断标准

随着犯罪治理多元化进程的加快,程序出罪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在实体入罪的同时通过程序出罪实现犯罪治理多元化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既有研究未能妥善解决程序出罪的概念共识问题,导致程序出罪的理论基础不清、适用范围不明、体系协调性不足。对此,应通过逐级分析“不入罪”与“出罪”,以及“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的理念差异,凸显程序出罪的独立性。程序出罪的本质属性表现为因裁量性程序终止行为使行为人在法律意义上无罪。因存在犯罪阻却事由、法益恢复事由、证据不足、欠缺诉讼条件导致的法定性程序终止因不具有个案利益衡量特性,与程序出罪存在本质差异。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明确程序出罪的判断标准,处理好不同属性利益之间的衡量问题,即制定不同出罪情节的叠加适用标准,以及出罪与入罪情节之间的冲突衡量标准。

非讼化构造与治理性理念:公益诉讼的中国模式

2012年《民事诉讼法》增设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主要旨在发挥社会组织通过诉讼保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囿于社会组织体量资质、起诉意愿、诉讼能力的局限,立法预期并未充分实现。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以及单行法中公益诉讼条款的增设,扩展了公益诉讼的领域范围,丰富了公益保护的实现形式,改变了民行公益诉讼的关系,重塑了公益诉讼的制度内容和运行态势。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兼采执法逻辑和监督逻辑,并且检察院和法院在履职过程中都实行能动主义。执法逻辑决定我国公益诉讼在程序构造上呈现非讼化现象,监督逻辑决定我国公益诉讼在运行目标上呈现治理性理念。司法能动下的非讼化构造与治理性理念共同塑造了公益诉讼的中国模式。

论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它在性质上属于确认之诉。目前的司法解释仅对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受理条件进行粗略规定,致使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法院并未完全采纳受理条件规定、侵权警告类型和判断标准多样化、催告行使诉权的要件适用差异化、证明责任分配相关规定不够清晰等疑难问题。据此,从明确确认利益是诉讼要件而不是起诉要件,根据解决手段的妥当性筛选侵权警告形式,通过纠纷解决的成熟性修正书面催告程序,确立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为举证责任倒置等四方面提出确认不侵权之诉相关制度完善建议。

丰子恺“大艺术观”的思想之源、直接抒写与间接影射

从丰子恺的生平与经历切入,探讨了丰子恺“大艺术观”的思想之源:受到竹久梦二与中国本土佛教思想及儒释精神的直接启蒙,同时,借鉴了康德、利普斯及闵斯特伯格等人的西方美学理论。从直接与间接两个维度,以“绝缘说”“情趣说”等观点为例,结合观看态度、观看旨趣、观看目的分析“大艺术观”的直接抒写,并从思想呈现与现实批判的角度,言明“大艺术观”对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新貌和丰子恺反战思想的间接影射。

个人自治法益观下“不作为诈骗”的保证人地位分析

从只考虑法益客观侧面的传统观点来分析不作为诈骗并不全面,需要转向个人自治的法益观,考虑诈骗罪法益的主观“自治”侧面。“自治”的范围要分别受到社会效率与安全、主体相互间自由价值辩证统一的约束。为满足不作为与作为等价性评价与区分民刑诈骗的要求,可以采取危险来源控制说的立场,将内容限于能对受骗人造成损失且难以救济作为基础事实判断。

NFT的法益识别及保护路径

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类型,NFT属于民法和刑法共同保护的对象。NFT民事权利性质的确立,为刑事法益的识别提供内在依据与外在边界。在民事权利性质的讨论中,新型权利说的分离视角导致NFT的权利内容和边界不明;债权说将NFT作为网络技术服务合同的客体,但NFT与债权客体在管领支配、转让规则与救济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信息化时代的物权客体不局限于有体物,权利人对NFT具有排他性支配力,属于物权的客体。NFT具有经济价值性和事实上的支配可能性,属于刑法保护的财产性利益。NFT是数据的功能性体现,非法获取NFT的行为未侵害数据安全法益,不构成数据犯罪。NFT是知识产权的价值载体,区别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客体。非法获取NFT的行为排除原权限,建立新支配状态,符合财产性利益盗窃的构造。

合规不起诉中的程序出罪理论探析

合规不起诉作为赋予涉罪企业出罪机会的诉讼制度创新,其正当性备受质疑,而解决该争议需阐释程序出罪理论这一法理根基。程序出罪是指刑事程序法独立于实体法对罪与责的规定,赋权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犯罪案件非犯罪化处理,我国的酌定不起诉、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域外的暂缓起诉、暂缓判决制度,都是例证。在积极刑法观的推动下,犯罪圈扩张引发“过度犯罪化”的社会问题。程序出罪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直接式出罪与暂缓式出罪、公诉出罪与审判出罪等多样化的程序路径能弥补实体出罪灵活性的不足。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应当作为合规不起诉试验的立法选择,通过内嵌限制性机制避免“程序消解实体”的风险,以“暂缓式公诉出罪”应对企业过度犯罪化。

星形胶质细胞表观遗传学调控机制研究进展

星形胶质细胞(astrocyte,AS)是中枢神经系统最丰富的神经胶质细胞,其参与神经系统诸多生理和病理过程。其表型的改变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健康尤为重要。表观遗传学机制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非编码RNA调控和染色质重塑等,皆与AS增殖、分化、炎症等表型特征的改变紧密联系,但这些机制如何发挥作用仍需要探索与总结。通过综述在不同的生理和病理状态下表观遗传学机制对AS作用的最新进展,以期为相关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电商预售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

2023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了1328496件消费者投诉,而作为新兴消费模式,电商预售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更是亟待规制。虚假宣传屡禁不止、平台自拟的机制缺乏法律依据、“定金不退”条款含法律风险等问题都是电商预售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容忽视的现实障碍。基于对相关现行法律规章与司法实践的研究,电商预售模式下要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依靠细化和补充相关的法律条款,优化平台的立体化治理机制,强化行政指导和行业自律等对策,以促进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非营利性原则抑或公益原则——围绕我国《慈善法》第3条、第4条慈善的界定和特质展开

慈善非营利性原则关系到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构建,进而影响到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4条对其进行了明确规定。从法律文本出发,非营利性原则涵盖目的、过程、结果三个层面内容,包括“禁止财产分配”规则、“剩余财产近似处理”规则、“禁止利润分配”规则等规范要求。本质上,非营利性原则属于公益原则中的禁止性规则。我国慈善法之所以确立非营利性原则而非公益原则,是对中国国情和慈善实践的现实回应,但限制了公益原则的范围,相关规则的可操作性也较弱,从而导致社会公众对慈善非营利性的质疑,以及慈善组织存在营利性之偏差、慈善活动存在功利性之倾向、慈善财产存在模糊性之窘境。应正本清源,通过强化非营利性原则彰显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公益性。

我国选择性不起诉制度的反思与超越

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选择性不起诉制度,是我国检察机关公诉裁量权的一次重大发展,其在适用对象、适用条件与适用程序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要求。从功能视角看,选择性不起诉呈现出“大”与“小”的背离,在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权利化、公诉裁量权的扩大与控辩协商的制度化上有新的发展;同时,由于适用条件较为严格、集中由最高检察机关核准、裁量形式难以应对多样的实践,以及实务部门的限制适用态度,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以公共利益衡量、当事人权利保障与比例原则为完善的理论基础,我国选择性不起诉制度有必要增加裁量形式、降低适用条件,并视不同情况而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省级人民检察院进行分级核准。作为一种特殊的选择性不起诉形式,污点证人制度具有控辩协商下利益交换的特点,应当限制在办案需要的情形;污点证人制度的适用案件范围不应受到限制,但同案犯作为污点证人不合适。

个人信息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增加的未来遭受不法侵害的风险不属于损害,但个人为了避免因个人信息泄露而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其他侵权行为而支出的费用属于应当赔偿的财产损失。因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而造成的财产损害,既包括合理的维权成本与下游损害,也包括因侵权行为导致信息主体丧失了对个人信息进行商业化利用的损失。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的精神损害分为两类:一是同时侵害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其他人格权而造成的精神损害,二是单纯地因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而给自然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对于后一种损害,即便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也可以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2款。在《国家赔偿法》没有作出特别规定前,国家机关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赔偿责任性质上属于民事责任。

自杀行为规范属性及刑事归责的法教义学诠释

刑法理论中对于自杀行为的性质是合法、违法还是归属“法外空间”的分歧,缘于将生活语意上的自杀现象与规范意义上的自杀行为混为一谈。根据主观上的纯粹自愿自主与客观上的完整自我支配与否,规范意义上的自杀行为可分为自主性的自杀和非自主性的自杀。自主性的自杀行为在法规范上是完全自由地组织、处分自己生命的行为,不存在法益侵害的空间,彰显公民真正的自治自律,是宪法赋予公民自我决定权的全部实现。非自主性自杀行为是在他人介入、干涉的因素影响下实施的,基于生命法益的高度人身专属性和不可流转性,非自主性的自杀行为实质上具有法益侵害性。它在形式上符合“杀人”的构成要件类型,具有客观的实质刑事违法性,而自杀者终极性地陷入自杀决意后无法形成反对动机,丧失了他项行为选择,在责任上由于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免于刑事非难。

基于加权效用的最优投资组合

在随机利率模型下研究了基金经理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问题。在同时考虑到绝对财富值和绝对财富值相对于某个参照点的变化值对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的情况下,基金经理以使得某个凹效用和S型效用的加权平均效用最大化为原则来选择最优投资策略。应用凹化方法和鞅方法得出了加权效用下的最优财富及最优投资策略。

基于近红外光谱的大枣表面损伤检测方法

为了提升大枣表面损伤检测精度,提出基于近红外光谱的大枣表面损伤检测方法。构建近红外光谱采集系统,采集大枣样本的近红外光谱数据,利用SpectraSuite软件实现光谱曲线的可视化呈现;对光谱数据进行黑白校正处理,提取大枣样本的感兴趣区域,剔除包含大量噪声的波长;采用基于竞争性自适应重加权算法提取大枣样本的光谱特征波长;构建基于SVM的损伤检测模型,实现大枣表面损伤的检测。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实现大枣表面损伤区域近红外光谱反射率的变化分析,选取的光谱特征波段较为精准,自然条件损伤检测误差率仅为3.32%,人为损伤检测存在1个误识别和1个漏识别样本,提高了检测精度。

检察公益诉讼“行政化”之反思

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须立足于程序运作实际检讨既有的逻辑困境。以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为样本,检察公益诉讼在权力行为属性上呈现出偏离检察权的“行政化”趋势,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同执法的“直接行政化”及诉前检察建议异变为行政指令的“间接行政化”。检察公益诉讼运作的“行政化”根因于检察机关自身的行政式工作理念与办案逻辑,解脱之道亦在于此。检察机关应通过调整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方式,借助支持起诉强化公众参与。同时,为弥补社会团体在公益代表性方面较之于检方主导模式的不足,需要明确法官以公共利益监护者的身份主导环境公益诉讼,与之相应,须引入非讼法理以支撑法官主导的程序构造。

公益诉讼检察抑或公益检察:一种非诉讼中心主义视角

公益检察是公益诉讼检察的上位概念,是检察机关跨越多个法律领域的法律监督实践,是法律监督职权在公益保护领域得以全面充分展开的逻辑起点和现实根基。非诉讼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公益检察,强调诉讼作为检察公益保护的手段不具有唯一性与核心性,淡化公益诉讼检察蕴含的诉讼对抗色彩,更益于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保护法律制度框架下协力共进,达成多赢共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