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本土的执行理论与实践

在中国,执行是政治意图及其实现的全过程,涉及公共权力系统的全部运作,极富中国本土特色。中国的执行可以提炼为一个由“政治意图”“具体化”“部门化和本土化”“可操作化”“操作”“影响环境”以及“反馈和调整”七个环节构成的闭环结构,这一结构可以视为一个全新的本土化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新的框架清晰表达了中国执行背后的独特运作特征,充分揭示了中国政治体制守正变通的显著优势所在。中国的执行既是整体协调、一体运作的政治杰作,又是单独成篇、羽化成蝶的精彩过程。然而,在中国执行体制中,从政治意图的传递到最后实现实际还有多个“断点”“堵点”和“痛点”,执行的技术操作和经验积累还相对不足,仍需在改革实践和制度建设中补齐弱项短板,加以不断发展完善。

一体化视野下自由刑执行衔接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自由刑执行需要司法机关、执行机关以及安置帮教机构的协同配合。然而,多部门在自由刑的执行过程中呈现出交付执行衔接脱节化、执行变更衔接割裂化、执行完毕衔接滞后化、执行监督衔接形式化的现实表征。自由刑衔接困境的形成是执行理念、执行体制以及刑事治理体系综合形塑刑罚执行机制的结果。为此,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念统合多部门之间的工作理念,以特殊预防为目标统筹指挥不同机关的协作配合,以刑罚适应性原则促进自由行执行与刑事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遵循国家的顶层设计,从刑罚执行的管理机制、指挥机制、协调机制三方面入手,促进自由刑执行全链条管理、统一性指挥、适应性协调的现代化转型。

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和政府质量安全数字化监管的探析

以信息技术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本文结合深圳市智慧工地建设及政府质量安全数字化监管服务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和政府质量安全数字化监管构想,希望为监督机构推进质量安全数字化监管提供参考。

美国信号情报活动的最新指导:第14086号行政命令解析

[研究目的]拜登于2022年10月发布了第14086号行政命令《加强对美国信号情报活动的防护》,对该文件进行细致梳理和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美国信号情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研究方法]以第14086号行政命令文本为基础,采用文献研读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剖析了该行政命令出台的时代背景,系统梳理了其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并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价。[研究结论]第14086号行政命令是美国对信号情报工作的最新指导,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工作规范。它继续坚持以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为优先的理念,秉持区分国籍确定公民保护措施的原则,其内容既体现了应对当前形势的调整,又为未来信号情报工作保留了主动作为的空间。

“administration”的三大翻译之争

"administration"是一个用法极广、含义丰富的词汇,通常被翻译为"政府"、"管理"、"行政"等意思。本文主要围绕"administration"与"government"、"management"、"executive"等三词的翻译冲突,并较详细地探讨了它们之间的语义及语用区别。

行政拘留纳入听证程序探析

行政拘留作为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未纳入行政听证程序近年来饱受争议。然而,专业理论和实践指导经验的缺乏、行政效率的片面追求、听证结果公平性不足以及暂缓执行制度的确立不应成为拒绝行政拘留听证的理由。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程序需要在宏观上明确行政拘留听证适用范围、确定行政拘留听证的形式,微观上完善行政拘留听证告知制度、听证主持人制度、案卷排他制度、说明理由制度以及监督机制,这对推进法治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

大数据背景下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实证问题研究

行政检察监督重点是以行政诉讼监督为基石,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为延伸,提升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质效。而司法实践中,因未有效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职能作用发挥尚不够充分,主要表现在立法层面、监督体系、监督效能等方面。检察机关应积极研究大数据背景下解决相应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依法、全面、有效、智慧实现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效能,夯实行政检察监督“基石”,为大数据背景下的司法办案实践提供有效遵循。

行政诉讼恢复效力判决的反思与修正

恢复效力判决由我国司法解释所创,但目前该判决类型尚无法对应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既有判决方式。在司法解释中,恢复效力判决与责令重作复议决定判决被置于同一条款且二者的适用条件未被严格区分。当复议改变决定实质违法、达到可撤销程度且已消灭原行政行为的效力,同时满足原行政行为合法或虽违法但须保留效力的条件的,才有适用恢复效力判决的余地。作为积极形成类判决,恢复效力判决与尊重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存在某种冲突,但引入“裁量权缩减至零”作为隐含适用条件,可有效缓和上述紧张关系。尽管在法律规范层面,恢复效力判决已构成诉外裁判,但我国尚无禁止诉外裁判的原则性规定,且在具体条款中兼有隐含禁止或允许诉外裁判理念的实例。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原告提供更彻底的保护是此种判决方式被允许诉外裁判的正当性基础。未来应从以下方面对恢复效力判决进行修正:细化该判决与责令重作复议决定判决的区分适用情形、引入“裁量权缩减至零”的隐含条件、为人民法院增设通知受原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义务。

不起诉案件行刑反向衔接的实践思考与完善进路——以63件不起诉案件为研究对象

检察机关对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处罚案件的反向衔接制度,是强化行刑衔接配合,共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后置型”的犯罪治理模式,行刑反向衔接不仅能够填补不起诉决定作出后“不诉了之”所留空白,还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风险治理体系。其背后折射出从重刑轻行向行刑衔接转型、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配合制约”、治理犯罪与预防犯罪并重等逻辑。但在实践中,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出现了行政处罚时效判断标准不一、内外部移送缺乏明确规定、被不起诉人和被处罚人的定位混乱、存在不刑也不罚追责盲区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当前行刑反向衔接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及原因,进而在制度设计、平台建设、统筹协调等方面完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

证券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与行刑衔接--以“阳雪初内幕交易案”为例

证明标准是影响实体裁量结果的重要证据制度,证明标准的不同是同一案件的裁判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我国学界对行政证明标准存在多元论与一元论之争,现阶段立法缺乏对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明确规定,导致行政处罚和刑事程序对同一事实能否作出不同评价存在疑问,“阳雪初案”即为一例。行政与刑事程序作为两个独立的程序,理应独立适用各自的证明标准。并且,对于证券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应当适用严格证明标准。明确证券行政刑事处罚的证明标准对严格依法执法,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行政机关党组制与首长制关系辨析

党组制是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关系,将党的领导行为转化为执政行为,实现党依法执政的重要组织形式。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党组集体领导与行政首长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二者分属两套逻辑不同的决策组织体系,涉及行政机关内部决策职责权限、程序安排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本质上体现为行政机关中党的领导作用如何具体发挥的问题。党组集体领导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其进一步完善过程中,还需要通过具体的执行机制予以衔接和协调,即党组决定前置于行政决策的程序安排,党组议事规则、决定程序的进一步规范,党组成员个人意见的充分表达等,才能更好地将党的领导、依法执政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的有机统一。

党政合署的运行机理及其行为规范

党的十九大提出职能相近的党政部门实行合署办公,引发了党政机构的深层次变革。党政合署办公并未突破法治的基本框架和动摇现行的法律制度,合署后的党政机关亦并非新的国家机关或行政主体,只是一种具体的工作形式,不因合署办公而改变党政机关性质和地位。党政合署办公应坚持党务与政务相对分工的原则,党务应由党的机关依据党内法规并遵循党内程序作出党的决策,政务则应由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并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为,从而形成党委决策、行政法律执行的实施机制。合署办公后的党政机关共同对外行为必须以行政机关的名义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应将其侵益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新时代完善党政合署办公体制,应加快组织立法并从制度上提供支撑和保障。

智能一体化:再犯危险性评估的模式选取与体系建构

再犯危险性评估在量刑与刑事执行中的应用愈发广泛,其评估结果是刑罚决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再犯危险性评估呈现出评估机关二元分化、评估模式多元并存的现状。不同评估模式在二元体系内交叉适用不仅限制刑罚效率,而且影响刑罚公正。基于刑罚效率与公正的考量,宜选取智能化评估作为我国再犯危险性评估的统一模式,促进司法行政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智能一体化评估模式的生成具有权力逻辑、实践逻辑与技术逻辑。智能评估体系的构建过程应遵循其生成逻辑,通过建构技术性正当程序规制算法权力,建立“常设+派驻”的组织形式以满足实践需求,建置全要素的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流程以发挥技术优势。

司法警官院校刑事执行专业群建设探索——以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为例

刑事执行专业群建设是司法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核心所在。近几年来,国家对高职教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提出新标准,监狱工作提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迫切需要融合与创新,面对这些新要求、新问题,为促进司法警察类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彰显司法警察类高职院校办学特色,应从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群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教师教学队伍质量提升、产教融合、社会服务等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自治机构的沿袭和变革(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自训政开始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央层级主持地方自治工作的机构经历两次变革,最终成为核心权力的组成部分。其沿革可分为三个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地方自治专门委员会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下属地方自治指导委员会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时期。这一历史过程,既展现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现代化方面的不断尝试,又揭示了国民党的党政矛盾和党内矛盾是推动中央政治组织变迁的主要动力。政治机构组织化程度增强、政治权力下沉等结果,并非事先计划的目标,只是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和处理各种矛盾时的副产物。

我国行政执行罚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执行罚的规定有较多模糊之处,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偏差。为规范行政执行罚的实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对行政执行罚制度予以完善。在行政执行罚的依据上,要明确《行政强制法》第45条第1款并非普遍、直接授权条款,行政机关采用行政执行罚手段必须另有法律依据。在行政执行罚的设定上,行政执行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在行政执行罚决定的作出时间和方式上,加处罚款决定不能和罚款决定同时一并作出,只能在罚款决定作出之后另行单独作出。在行政执行罚的实施程序上,行政执行罚决定作出之前必须践行催告程序。在行政执行罚的使用顺位上,行政执行罚的优先使用须以该手段在个案中有助于达成执行目的,且法律上没有相反规定为条件。

党内法规执行机制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基于系统论视阈的分析

从系统论的视阈来看,党内法规执行机制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开放性等系统特质。优化党内法规执行机制是推动依规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就当前而言,实践中的党内法规执行机制仍存在执行主体素养不足、执行客体参与受阻、执行监控力度不强、执行环境负向干扰、执行资源供给不畅等问题。鉴于此,可运用系统方法,通过提升执行主体综合素养、激发执行客体互动参与、增强执行监控约束力度、加强执行环境正向支持、优化执行资源配置保障,使党内法规执行机制经由系统化的提质过程达成整体有序、运转顺畅的良好状态。

行政认定的刑事证据归种与审查——基于对31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作为定案依据的行政认定在刑事审判中被广泛使用,但在现行行刑衔接制度和刑事证据制度的框架下,无法将其归入到现有证据种类之中,也无法适用现有的证据审查规则。行政认定纳入刑事审判领域目前有三条可选路径,即归入现有某项证据种类之中、单列为第九大证据种类、在不归类的情况下直接适用证据规则。若以稳定性与适应性的二元价值体系为评价标准,应当将行政认定归入刑事诉讼鉴定意见作为最优路径选择,进而制定行政机关作出证据的行刑衔接规范,完善现行行刑衔接制度。

大数据法律监督赋能行刑衔接工作路径研究

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根本是法律监督的现代化,而大数据技术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囿于数据来源途径较少、分析研判能力有限、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因素,传统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双向衔接工作存在脱节和漏洞。应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内生数据和外部数据,在行刑衔接工作的正向衔接和反向衔接中分别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比对碰撞发现监督线索,实现对行刑衔接工作的双向监督,减少“以罚代刑”“不刑不罚”的情况,提高检察机关对行刑衔接工作的法律监督效能。

行刑衔接机制下企业合规研究

历经两年半的企业合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衔接、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衔接以及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我国已出台多个促进司法一体化的政策文件,在某些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但适用于企业合规改革的政策文件却略显不足。因此,对于企业合规改革而言,需要重点从程序启动、合规考察、处理结果等方面进行把握,要以检察机关为引导,推行行刑衔接小组制度和联席听证会议制度,有效实现企业犯罪的去源头化、去违法化,在处理结果上遵循手段配合原则、结果互认原则,形成事前协议制度,进一步推进企业合规改革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