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约式执法的三维论析:价值、挑战与控制

邀约式执法是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理念转变的基层智慧结晶与创新成果。邀约式执法创新实践面对着创新能够带来的共性问题:对现有规范的突破,行政目标与行政方式缺乏匹配,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产生形变。邀约式执法创新价值体现为违法责任豁免和推动涉企行政合规,但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检查混同导致的不依法履职的风险和新裁量要求突破现行规范的风险。长期来看,涉企行政合规工作需要推动行政合规整体法律体系的建设;短期则需要在具体试点实践中贯彻落实顶层设计,规范协议内容与程序,保障执法创新依法展开,完善对创新执法的监督并保障相对人的救济权利。

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规则的检视与重构

在单向诉讼结构下,行政非诉执行成为行政机关诉请行政相对人按照协议履行约定的唯一救济方式。但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过程中却存在非诉执行主体与行政协议主体不对应、执行对象与审查标的不同一、各地审查强度参差不齐和制度的控权功能与司法实效耦合度低四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法律进程滞后于社会治理发展的客观窒碍、行政协议自愿性与非诉执行强制性的正面对撞及现有具体规则无法满足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审查需求三个方面。为此,建议围绕启动要件、审查程序和裁判规则三个审查节点,构建区别于一般非诉执行、适合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的司法审查规则。

船舶油污强制清除费用法律性质辨析

明晰船舶油污强制清除费用法律性质是强化船舶油污精准防治机制的应有之义。随着国际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的日臻成熟,我国亟待厘清强制清污费法律性质以完善损害赔偿制度体系。通过批判和继承有关强制清污费法律性质的主流学术观点,沿着认定强制清污行为属于行政强制代履行、识别海事部门与清污第三人订立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和明确强制清污费只能由海事部门依公权力向清污义务人求偿这一层层递进的思路展开论述,试图优化强制清污费行政性质认定的论证逻辑。

资本市场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实施问题研究

《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发布实施后,资本市场行政和解制度试行结束,开始推行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制度实施过程中,除遵循制度内容和立法理念外,仍需在明晰当事人承诺执法特征的基础上,立足市场实际,着力提升执法效率和透明度。当事人承诺的“柔性执法”、所采取措施的综合性及不认定当事人违法行为,使其呈现独有的执法特征。案件处理过程中,应注重及时用承诺金赔偿投资者、对当事人履行承诺情况的监督以及执法信息的适度公开。承诺认可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影响着该类争议受到司法审查时应当适用哪种标准,而其作为行政协议进入司法审查程序,会对行政执法及监督产生一定影响。

行政协议强制执行的实践分歧与因应路径

针对实践中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义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9)第24条采取转介强制执行方法予以回应。由于此种方法对行政协议的解读过于单一化,未考虑行政协议的复杂性,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乱象。立足于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通过比较行政协议中两大基本变量——行政权力因素与合意因素的权重大小,对不同权重下的行政协议进行类型化研究,将行政协议分为替代性行政协议与合作性行政协议两大基本类型。基于这两类行政协议的法律属性与制度功能的不同定位,对替代性行政协议适用程序回流、合作性行政协议采取法院非诉执行,从而构建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行政协议执行制度,以解决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义务的问题。

论行政协助的协议化——跨区域行政执法的视角

囿于行政权的区域性配置,跨区域行政任务需要借助行政协助来实现。在我国相关立法未臻完善的背景下,行政协助往往因缺乏制度的保障而流于松散、临时或不稳定;加之地方利益分立化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其制度功能的发挥备受制肘。行政协议作为行政主体之间的契约制度,导入到行政协助中,以约定义务替代飘忽的法定义务来约束行政协助当事人,最大限度地促使行政协助发挥作用,还原制度的应有功能。当然,作为职权行为,行政协助协议化的适法性亦需关注与论证;而协议化效果的实现则需要依赖区域法制协调的系统化。

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解决路径

行政协议对当事双方具有受法律保护的拘束力。当相对人不履行协议时,因协议的高权性及行政诉讼的单向性,行政机关无法寻求诉讼解决;又因协议的对等性,行政机关也不能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司法解释确定的转介强制执行,容许行政机关另行作出要求协议相对人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进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协议关系的对等性及“两种行为并行禁止原则”,转介强制执行的正当性并不充分。根据功能及基础关系,行政协议可以分为等级关系协议和对等关系协议。等级关系协议旨在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替代来便宜地实现行政目的,相对人的不履行将使该目的落空,行政机关应回转至原有的具体行政行为模式。对等关系协议旨在通过公私合作共同履行行政职责,当相对人不履行协议时,应根据不履约是否影响协议目的分别加以处理。

WTO与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实施与完善

行政许可法关于原则、许可设定主体和设定范围、许可实施程序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WTO协定的要求,WTO协定的国内实施也将为该法的落实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比照WTO规则,行政许可法尚需进一步完善,主要包括应增设比例原则和宽容审查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需要补充和明确;

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强制执行程序

2015年《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其沿用的单向诉讼结构使得行政主体不能因相对人的不履行提起诉讼。为了确保行政协议的履行,行政协议强制执行制度应纳入立法考量。构建行政协议强制执行制度,需明确行政协议判断标准,并充分考量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与协议性,建立作出行政命令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非诉执行程序。

行政协议相对人违约救济路径类型化研究

《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明确了行政机关违约时相对人可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仍处于法律空白,导致行政协议相对人违约纠纷解决的理论和立法仍争议不断。文章通过对学界观点与司法实践的整理与归纳,对我国相对人违约救济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借鉴域外行政协议相对人不履行协议的救济制度,试图在不违背现有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有效解决行政协议纠纷。

论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及其制度建构

环境行政执法和解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与相对人就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理,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合意并签订和解协议的执法手段。当前环境治理转型的需求、传统环境执法手段的局限为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必要性支撑。但该制度在环境法领域尚未体系化,为了防止其被滥用,造成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应规范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启动程序、协商程序以及和解协议的履行,促使该制度落到实处,真正发挥环境保护实效。

论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制度的优化

行政协议约定内容的设定没有受到立法程序中关于公众参与程序和立法机关备案审查程序的控制,也往往没有协议内容公开和相关程序的要求。相较于行政决定(由行政协议转化而来的除外)作为非诉执行依据的情形,行政协议作为非诉执行依据时更难以解决行政法上的代理人问题,即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一方更难以全面地代表公共利益。从现行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制度的执行名义、申请程序、审查程序和标准来看,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主体一方应代表的公共利益的全面考量和保护,并提出如何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议。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的影响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知识产权”章中,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执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对于中国行政执法能力及制度衔接做出了较高要求。通过对《协义》文本和国内立法及实践情况的分析梳理,本文认为,对于中国知识产权执法体系本身,虽然“运动式执法”具有效率优势,但协调机制相对缺乏,应当建立高级别、常设性的机构,对全国范围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进行统筹规划;对于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与刑事司法体系的衔接,《协议》体现了美国对于“以罚代刑”现象的担忧,应当降低案件的移送门槛,确保罪刑一致;对于中美知识产权法合作,一方面应当增进交流,消除误解,另一方面则应当立足于国内发展情况,对于不合理的要求和指责不能一味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