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确认程序审查规则检视与优化

司法确认审查是司法权引领、推动和保障调解的重要方式,应当契合非讼程序的程序特征,坚持平衡程序效率和程序公平、私法自治和公法监督的理论导向,坚持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和保障司法确认结果正当的价值取向。实证考察发现,司法确认审查存在着程序规则尚未明确,内容尚未统一,部分案件的审查超出了司法确认程序范畴,现有审查规则难以满足防范虚假调解的需要。优化司法确认审查规则,应当明确司法确认审查的程序规则,统一司法确认审查内容为“调解真实性”和“调解自愿性”,补充司法确认审查界限为“调解基础合法”和“纠纷来源合法”,并从识别规则和防范程序两方面加强虚假调解行为的识别和防范。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研究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作为一种新兴的专利纠纷解决机制,既能通过司法确认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力,充分发挥行政保护高效便捷的优势,又能确保司法发挥主导性作用。但目前该机制存在着立法层面支持不足、司法确认范围不统一、司法确认申请主体受限、司法确认审查边界不清、错误确认的救济机制有待完善、相关主体存在认知偏差等诸多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应该进一步完善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配套立法,科学构建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做好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实施的相关辅助工作。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范围探析

为了弥补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力不足的短板,《新加坡调解公约》在认可国际和解协议效力的基础上建构了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直接执行机制,并限定了可申请直接执行的和解协议范围,提出了“国际性”“商事性”“调解性”和“形式性”的具体要求。鉴于我国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完善商事调解制度的急迫要求,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界定问题变得至关重要。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应当涵盖国际和解协议与国内和解协议,兼容机构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与临时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同时排除具有作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执行可能性的和解协议。此外,只有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产生且符合特定形式要求的和解协议才可被纳入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

《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冲突及破解之道

《新加坡公约》是中国发展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重要指引性国际规则,但当前中国国际商事调解与《新加坡公约》存在着诸如和解协议的“国际性”界定标准、和解协议审查执行制度、商事调解独立救济功能的认可等方面的制度冲突。建议中国明确和丰富“国际性”和解协议的界定标准,充分利用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变动适用”司法确认制度,包括扩大司法确认制度的适用范围以纳入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与经个人调解行为作出的和解协议,同时适当调整司法确认程序的审查和执行规则。考虑到国内现有的“大调解”格局,建议以整合型立法模式制定统一“调解法”以规范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纳入调解员资格认证与激励约束机制,且构建调解组织商业化管理制度、规范商事调解市场化发展监管体系,为形成健康稳定的商事调解市场提供制度支持与保障。

离婚财产分割影响债权实现的法律规制

夫妻个人债务的债权人因受债务人离婚财产分割影响而无法获得清偿时,须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但实践中却存在着严重破坏营商环境的法律适用困境。为此,一方面要厘清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复杂性,破除离婚协议整体性,结合女方利益、子女利益和婚姻过错等家庭法要素判断离婚财产分割方案的适当性;另一方面则要化解规范自身的局限性,在协议离婚的情形下,通过类推适用《民法典》第538条的方式将债权人撤销权适用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在调解离婚的情形下,民事诉讼法上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因主体不适格和调解书无错误难以适用,应直接将实体法上的债权人撤销权适用于调解协议。

司法确认程序的系统建构

司法确认程序的建构不应依据“非讼程序论”,司法确认应立足我国本土实际的实践。在司法确认的启动程序方面,须由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但具体管辖法院可逐渐扩展。在司法确认的审查程序方面,法院的审查对象应是经调解组织或调解员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应以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并重,采用合适的审查方式积极审查。在司法确认的后段程序方面,确认调解协议有效裁定应具有消极既判力,但不予受理、驳回申请裁定不具有任何既判力,且为充分保障调解协议当事人与案外人权益,可逐渐扩展并完善司法确认的救济路径。

法院调解自愿原则的实现路径

学界关于法院调解自愿原则的理解是调解启动上和调解协议的达成上均应确保当事人自愿。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在调解方式的启动、调解协议的达成以及调解协议的履行方面均难落实自愿原则。其要因是,法院调解的发展受司法政策的过度影响,且学界对自愿原则的理解尚未探及当事人的心理层面。结合法院调解的司法实践,落实自愿原则应贯彻"当调则调,当判则判"之司法规律。法官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在采用调解方式时应适度突破"自愿"之禁锢,在调解协议的达成上则应确保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凸显其自愿。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贯彻落实调解自愿原则。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有效衔接了行政调解程序与司法程序,确保了协议的强制执行力,有利于分流专利纠纷和纠纷实质性解决,缓解审判压力,顺应大保护格局,应在《专利法》确立。在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中一度被纳入,但《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却未能延续。从全国唯一试点实践看,其存在部门角色定位困境、法院管辖障碍、审查边界不清等现实难题。须从以下方面完善:合理定位程序性质;审慎界定适用范围,排除权属纠纷的适用;为瑕疵调解协议设置补救机制;确立专业法院、法庭管辖的规则。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问题探讨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是一种特殊的非诉程序,其设置的初衷在于挖掘行政调解的制度潜能,提升专利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整体合力。厘清司法确认的对象、选择可行的管辖法院、明确司法审查的内容和司法确认的效力、保护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等内容是构建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几个关键问题。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应对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做出原则性规定,有关行政和司法部门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进一步推动行政调解与司法程序的有机衔接和制度创新。

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与民事诉讼的衔接机制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作为一种新型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有效地弥补了诉讼等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对高效化解医患矛盾、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相互配合和协调运作,保证第三方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我国立法应当设置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为诉前程序,确立第三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赋予第三方调解协议法律执行的效力,建立对医疗纠纷证据的互认制度,构建第三方调解组织参与诉讼制度;遵循第三方调解合法原则、赋予第三方调解协议既判力、构建以第三方调解为核心的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体系;实现第三方调解的司法化,为公平合理的解决医疗纠纷,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司法保护。

我国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生效为背景

2019年8月开放签署的《新加坡公约》通过明确肯定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正式强调了国际商事调解独立解决国际争议的价值。在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起步较晚,长期以来调解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地位,国内现行的执行途径与公约构建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跨国执行机制存在较大冲突。考虑到《新加坡公约》所体现的全球调解发展趋势,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内商事调解法律制度,包括加强调解员队伍的建设与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以良好衔接《新加坡公约》规则。

华寨的“自治合约”与“劝和惯习”

华寨是黔东南锦屏县所辖213个行政村之一。华寨《村民自治合约》以前是纸质文本,2010年6月以后,以石碑形式竖立于华寨村接龙亭,华寨村《合约》形式新颖,内容涉及到村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较丰富。《合约》由全村每户签字或按手印认可,其中有一条规定,严禁骂街,严禁夫妻、婆媳邻里漫骂打架,违者由村劝和小组到其家进行劝和,并承担参与劝和人员当餐伙食,"劝和"是华寨化解家庭纠纷的民间制度设计。2008年9月至10月间,笔者带领贵州大学8名硕士研究生就该村典型的《华寨村民自治合约》背景、内容、形式、功能、特征以及民间调解和"劝和惯习"进行调查,通过查阅档案、采访群众和发放调查表的方式了解情况,目的是研究其社会作用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困境与突破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我国《人民调解法》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制度创新。通过司法程序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更高的确定性、权威性和执行性,对我国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在理论与实践中该制度还存在诸多困境,亟待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有关部门和广大基层人民调解员大胆创新、敢于突破,积极探寻行之有效的举措,以应对和解决该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使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得以可持续地规范化成长和运行。

劳动争议民间调解协议的效力及其加固

中国正在构建中的劳动争议"大调解"体系,其效率取决于劳动争议民间调解协议的效力。由于劳动争议民间调解协议的效力不含有强制执行力,难以实现有效拦截劳动争议案件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的目标,实践中创建了民间调解协议效力加固的两种模式,即司法确认和仲裁置换,而这两种效力加固模式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建议就劳动争议民间调解协议的效力及其加固,遵循如下思路完善立法:统一规则并提高位阶、公平正义与效率并重、突出劳动争议调解协议特殊性。

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瓶颈及对策——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人民调解法》的出台,是多年来人民调解制度改革的结晶。但是,现行人民调解制度仍存在受理范围不甚明晰,人民调解员"专业化"路径欠针对性,调解协议的性质含混不清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民调解制度功能的实现。明确人民调解制度的受案范围、选择可行的人民调解员"专业化"路径、明晰人民调解协议的社会约束性,是突破人民调解发展瓶颈的举措。

不起诉契约不具有诉讼法上效力——诉权契约原理

不起诉契约的核心问题是诉权是否可以放弃、什么情况下被消耗的问题,单从当事人合意行为是否属于诉讼行为进行分析不足以解决问题。诉权的属性是人权,因此具有绝对性,不可放弃。不起诉契约是私法上的民事契约,不具有诉讼法上的效力。诉权只能经当事人依法定程序行使而消耗。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公证程序均不导致诉权的消耗。任何人不得剥夺当事人的诉权。

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变迁

作为东方之花,人民调解制度在社会矛盾化解和纠纷解决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体现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及价值定位,是人民调解制度功能发挥的关键所在。在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史上,有关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不尽一致。2010年通过的《人民调解法》更是在协议效力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对此,学界和实务界褒贬不一。通过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历史考察,文章旨在审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历程,总结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规律,评析当前立法的科学性及可行性,进而为进一步完善提供知识积累。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主要包括:调审合一的制度设计使法官角色定位出现偏差,从而使调解容易违反当事人的意愿而丧失调解的特质;法院调解制度中的一些原则设置不尽合理;调解书这一法律文书的效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强化等。对此,可以采取如下对策予以解决:实行调审分离的模式;废除调解制度中的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增加保密原则,明确合法原则的内容;以及赋予调解书应有的法律效力,使其摆脱效力的不确定性等。

论司法确认程序的结构性优化

按照现行规定只有双方共同提出申请才能启动司法确认程序,并且双方的意愿需要一直维持到程序结束时。这种制度设计意在防止存在重大意思瑕疵的调解协议通过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但它导致程序入口太窄、将大量并无意思瑕疵的调解协议拒之门外,造成不愿诚信履行协议的一方能轻易避免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要求共同申请看似不得已而为之,实则出于对司法确认程序的误解。该程序能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容纳和处理纷争,不必以共同申请作为前置条件剔除所有双方就协议存在争议的情形。应当对现行司法确认程序进行结构性优化,包括依单方申请启动程序、允许双方适度对抗、由法官视双方对抗的状况赋予相应程序结果等举措。通过这种系统性调整可以提高司法确认制度对调解协议的保障效果,促进调解制度功能的发挥。

我国在线调解机制实效化困境及对策

在我国在线调解机制实效化过程中,理清在线调解机制的运行概况是基础,剖析在线调解理论的实效化困境是关键,破解在线调解理论实效化困境是保障。对此,应当首先明确在线调解的概念,探究其基本类型与运作模式。当前在线调解机制实效化面临规则体系不健全和在线调解协议执行困难两大困境。在破解之策上,首先应当健全在线调解机制的规则体系,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范在线调解机制运行的关键程序规则,同时加快在线调解平台的建设,包括传统调解主体在线化和建设互联网专门化在线调解平台,并对在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予以在线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