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之治:两汉时期非军功赐爵与民生建设

从“草创”走向“守成”,统治重点的转变为汉代非军功赐爵对社会民生建设作用的发挥创设了空间。以爵恤民,经济扶助,奠定民生建设的基础;以爵安民,安定秩序,维护民生建设的稳定;以爵励民,挖掘资源,增添民生建设的动力;以爵导民,树立标杆,激发民生建设的活力。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两汉时期执政者实施的非军功赐爵在一定程度上从物力、财力以及人力等方面推动了当时维持百姓基本生存的民生建设的发展。但从中也可看出,非制度性、差异性、交换性、有限福利性等问题的存在使其与民生建设存在较大背离,决定了其作用极为有限。探究两汉时期非军功赐爵与民生建设,有利于深化对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实践的认知,也为新时代荣誉体系的完善提供了镜鉴。

吕后二年赐田宅制度试探——《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二

《二年律令》第一次发现汉代赐田宅的具体数字。吕后二年的赐田宅 ,是按不同等级进行分配 ,爵位最高的彻侯可食邑、受 1 0 5宅 ,没爵位的庶民只受田 1顷、1宅。这种受田宅制度 ,实际就是名田制。《二年律令》中的赐田宅制度 ,与秦商鞅变法 ,汉五年及汉武帝时的军功赐田宅制相比较 ,他们之间既有联系 ,又有明显的不同。说明《二年律令》中的赐田宅制度并非西汉的通制 ,而是吕后当政时为适应其政治需要而制定的具体政策。这一政策培植一大批军功地主 ,形成汉初军功地主掌权的局面。

朱绍侯先生与军功爵制研究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他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和简牍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很多建树。其中对军功爵制的研究用力尤多、成就最著。其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了军功爵制产生、发展直至衰亡的基本线索,揭示了军功爵制的价值、历史地位和作用等。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

军功爵制本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 ,但由于史书记载分散、简略 ,后人已很难知道军功爵制的真实价值。根据《二年律令》的珍贵资料 ,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以爵赎人、赎罪等方面来看 ,军功爵制在西汉初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例如 ,西汉初年各级军功爵受田宅的具体数量、爵制与官级的对比关系 ,一级爵可以免死罪一人等是前所未见的资料。因军功受田宅制实际上就是名田制 ,汉政府就是通过名田制培埴了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故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 。

治学不为媚时语 惟寻真知启后人——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春秋至秦统一后“五大夫”在军功爵中的历史定位(下)

"五大夫"爵,于两汉时期,一直是吏六百石及高爵(官爵)的分界点。但春秋时期"五大夫"便已被授予,传世文献中,至少可见魏、秦、赵等三国。"五大夫"既是爵名,也是官名。当时能够领兵作战的将领,多必须拥有"五大夫"爵,因"五大夫"是赏给对国家有极大功劳之人。商鞅变法中,得爵"五大夫"者,除了可享有《商君书》所规范的一切高爵权益,还能免除徭役,食邑最多者可高达六百家。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五大夫"的政治权益虽多和统一前重迭,但秦时的领土,已是由偏处西陲而扩张至全国,史料及新近出土的简牍中,虽未见秦统一后,又增多了哪些权益,但至少在食邑上,恐将随其地域的扩展程度,而得到更高的受益。此外,秦始皇二十八年(219BC),除了授为其遮风避雨的大树为"五大夫",还将陪同其出游及参与议政的大臣,从战国时期的十级门坎,下降至第九等"五大夫"。秦始皇用皇权高举了"五大夫"的尊宠形象,使"五大夫"因此而奠定了更崇高的政治地位,此举或已深植人心,故至汉初惠帝即位,便将"五大夫"规范为官爵的起点。

卢绾受封异姓王原因初考

卢绾受封异姓王意义重大,其代表着西汉由被动因功封异姓王向主动因亲封异姓王的转变。在此前提下,认为卢绾得封之原因主要有四:试行计划已久之新政附带而来的结果;亲而不缘的私人关系;军功平平的战绩;可安边又易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