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的期盼:中国古代君德论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君德论起源于殷周,发展于两汉,兴盛于唐,繁荣于两宋,变革于明末清初,一脉相承而内容不断丰富。君德的内容包含了君主的德性、器识、才智、能力等诸多因素,主要体现在君主个人修养以及施政过程中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方面。完善君德的方式主要有经筵讲读、皇储教育、家训教化、大臣谏诤、史书褒贬。古代君德论特征鲜明,君主地位的尊崇、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需要是君德论的起点,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理论是君德论的思想基础,读经观史,以经为则、以史为鉴是完善君德的重要手段,“致君尧舜”是君德修养的重点。古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围绕君主而展开的关于君德修养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要看到,古人讨论君德,既存在“师道”与“君道”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没有进行制度层面的反思,反映的只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政治伦理观。

忠君思想在战后日本教育中的重现与隐忧

“忠”原本是儒家思想中君子的修身准则。自汉代始,中国历代王朝推崇忠君思想以确立臣民的恪守之道。5世纪,随着儒家思想东传日本,大和王权在创建古代天皇制的过程中吸收忠君思想。明治维新后,为构建绝对天皇制政权,日本政府颁布《教育敕语》,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训规,要求国民为国献身,并将之与军国主义联系起来,鼓动国民支持侵略战争。“二战”后,《教育基本法》取代《教育敕语》成为日本教育领域的根本大法,废除了此前的“忠君爱国”教育。但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修订《教育基本法》、重新选用《教育敕语》为教材等行为,正欲逐步复兴“忠君爱国”思想,以颠覆《教育基本法》的根本精神,进而达到修改《日本国宪法》的目的。

康、梁“蒙养”差异及其对清末学术的不同影响

康、梁——清末思想界两大巨星。以“军功显贵”的名门 ,重气节、主经世、“学富五车”的名师 ,以及在早年就得以沐浴西方文明之光的优厚条件 ,使康有为树立起“王者师”的博大胸怀 ,故而其学“重体”;而“教化儒”的家风和“客家人”的拓荒习性 ,在幼年梁启超的心灵中就栽下了“仁、勤、慧”三根 ,这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主“动”而重“用”。康氏所重之“体”,乃是贯穿于物界与人界的平等大同之境 ;而梁氏所主之“动”,乃是从物之成因的角度讨论人与万物因其“自动”

董仲舒行政管理思想简论

作为"儒者宗"的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适应大一统政治之需要,他在继承先秦儒学并吸收其他诸家有利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儒家神学理论体系。而其行政管理思想则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行政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行政权力论、行政实施理论、人事行政理论、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等几个方面对董仲舒行政管理思想作以简要论述。

君主之鉴派与君主教育理论的发展

随着君主制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建立,作为君主之鉴派的人文主义者在君主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君主教育理论。他们不仅强调君主(廷臣)教育的重要性,而且阐述了对君主(廷臣)的要求,还探讨了君主(廷臣)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君主之鉴派的著作成为了当时西欧封建社会统治阶层必读的书籍,君主教育理论也对后世西方上层社会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君主教育理论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历代明君教子治国的历史借鉴

教子孙保江山是历代帝王的共同心愿。因此,历代统治者处心积虑地教育子孙学习礼仪、典章、皇规大法,使储君具备继承祖业父业的标准,以兢业进取,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其做法虽具有浓厚的时代局限性,但仍有许多值得今天的我们予以借鉴。

马基雅维里教育思想评介

马基雅维里被尊为"西方政治学之父",他的政治哲学的精致之处就是教育哲学。他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学习,强调个人才能和知识对君主的重要性。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观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都表现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人文主义特征。他独具一格而并不完美的教育观,也应该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论郭嵩焘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郭嵩焘作为清朝最早亲历西方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是近代史上较早从华夏文化中心论、本末之序、专制主义、教育思想、人心风俗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尖锐批判 ,并认为需要加以改造的人。其许多思想文化观念不但与当时正统的封建士大夫相径庭 ,而且并非一般洋务派人士所能望其项背 。

叶适士人教育思想新探

叶适的士人教育思想在宋代“回向三代”的儒学思潮中继承了皋陶创立的“九德”之教。叶适认为培养德行要以人的具体材质为根据,此种融合了才性、能力等标准的具体之“德”,不同于宋代理学阐发的纯粹统一之“德”,已经具有“美德”的意涵。叶适试图以“德才兼备”的“九德”之教解决儒学教育所面临的一元道德和多元人才的张力。叶适继承孔子开创的学统,确立统纪之学,以具有统一性的经学作为主要的教育内容,既回应了朱熹对浙学注重史学教育的批评,也在对科举考试的反思中发展出了以义理赋予教育内容的整体性的经学教育模式。叶适的士人教育为士人参与政治实践开辟了道路,其理想是通过德教培养多元型人才,最终实现“三代”的“君臣共治”理想德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