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认定的特殊规则——以监督管理职责为逻辑起点

法定职责是普通行政诉讼中确定适格被告资格的核心要件。以负有法定职责作为适格被告的认定标准增加了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的难度。与以“个人利益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普通行政诉讼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是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客观诉讼,应以功能主义模式为进路,确定行政公益诉讼中案件适格被告的认定规则。立足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实现法律统一实施的制度设计,应将内部层级监督职责、宏观管理职责、行政决策职责、规范性文件制定职责等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有的监督管理职责中。凡具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均具备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资格。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教义学展开

《公司法》第191条在一般条款层面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理论基础上与法人机关理论形成内在协调,其逻辑根基在于董事执行职务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具有组织法和行为法上的复合可归责性,该责任无法因组织关系而免除。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是具有复合属性的法定责任,须同时满足两个法域面向的构成要件。组织法层面包括主体要件、执行职务的行为要件、违反对公司信义义务以及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主观要件的认识对象系执行职务;行为法层面包括侵害行为、损害结果以及相当因果关系要件,损害范围包括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责任形态应为补充责任,同时根据不同董事行为的具体过错程度及对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确认其责任范围,以保证过责相称。

新增特殊背信犯罪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二)》新增了三类关于民营企业人员的特殊背信犯罪,旨在从立法上进一步落实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要求。要注意实质性地理解平等保护要求,从侵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利益行为的实质特征出发,通过构成要件的“增减调整”,真正落实平等保护要求。在具体适用新增罪名时,要注意《刑法》与新修订的《公司法》中关于忠实义务等规定的有效衔接,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下确保刑事违法性的独立判断。根据刑法解释并参考指导性案例,《刑法》第165条、第166条、第169条新增第2款应对第1款法定刑“全部援引”。

论行政公益诉讼中“不履行法定职责”判定标准的构建

我国行政诉讼的体例以普通行政诉讼为主,行政公益诉讼为辅。相较于传统的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具有保护公共利益和客观法秩序之目的、检察机关为起诉主体、诉讼程序呈“双阶构造”、判决具有对世效力等新特征。因其特殊性,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内核也发生了变化。应将“不履行”类型化分为未履职、未有效履职、履职但有瑕疵、未及时履职和不回复检察建议等类型。法定职责的范围除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外,还包含了“三定方案”和权力清单等。对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定,应当首先从行为要件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如果行政机关在行为要件已尽其所能,则要根据行政机关的抗辩事由与公益受损状态的因果关系再确定其是否履行职责,而不是仅通过结果标准直接给予否定。

关于完善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思考:围绕《刑法修正案(十一)》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一)》四十五对《刑法》第九章渎职罪第四百零八条之一第一款进行了修改,细化了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中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的情节,但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法定刑设定标准相同,这与罪行相当原则相抵牾,且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的危害结果认识不一、标准过于宽泛以至于实践中难以认定,而条文中的兜底条款也增加了量刑裁量的不确定性和司法适用的困难。为此,有必要以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立案标准为基础,区分食品药品监管滥用职权和食品药品玩忽职守的法定刑,通过结合食品药品“上游犯罪”的危害结果综合认定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的危害结果,并通过“只含同类规则”、侵犯法益、参考指导性案例、综合运用多种法律解释方法等对兜底条款加以明确。

我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物警戒职责分析

目的梳理我国法律法规中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药物警戒工作的职责要求。方法采用文献归纳法对我国法律法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归纳、总结。结果我国当前对药品注册申请人及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药物警戒工作方面的主要要求为,建立健全药物警戒体系和开展药品风险的监测、识别、评估、控制等具体活动。结论我国应完善药物警戒法律法规体系,做到上下呼应、前后连续、新旧衔接;配套相关细化指南,实施精准化指导,促使持有人有效开展药物警戒活动;合理设计监管路线,加强监管力度,推动药物警戒制度落到实处。

法制化视角下的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建设初探

以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为指导,分析我国高校辅导员的法律地位及辅导员专业化的法律依据,提出依法推进我国辅导员专业化建设的思考,强调宏观层面国家要依法明确辅导员的职责和身份及依法设置辅导员教育专业,微观层面高校要尽早实行"以方向和梯队定编"的队伍配置模式及尝试"三层次一助一"的实践操作模式。

行政主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研究——以政府法治为视角

政府对法律负责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基本前提和要求。行政主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没有及时实施相应的行政行为而使行政相对人在特定行政执法中权益受损的状态。它有拖延做出行政决策和行政决定、拖延回应社会关切和答复当事人诉求等表现形式。行政主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违背了行政法治精神,造就了行政官僚化,阻滞了行政过程顺利推进,降低了行政公信力。为此,应通过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行政不作为矫正制度、拓展行政行为的参与制度和泛化行政职权剥离制度,将行政主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治理纳入行政法治的总体系中。

商业判断规则在我国的引入:争议、实践与德国镜鉴

我国《公司法修订草案》呈现出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的趋势,在明确勤勉义务内涵、加强董事权责的同时,应配套相应董事行为标准和免责出口,以实现权责平衡。为此,学界长期关注的美国法上的商业判断规则,可为董事的决策提供法律保护,以鼓励商业创新并构建商业问题司法审查的谦抑性。司法实践中,早有法院通过商业判断规则为董事决策提供保护。但由于缺乏明确的依据和指引,法院对该规则存在诸多适用问题,需要通过成文法规则予以导正。在此过程中,可考虑借鉴德国法将商业判断规则法典化的经验以解决我国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勤勉义务虚置、大股东压制等问题,包括采取严格的勤勉义务过错标准和举证责任倒置等方式。

警察职务防卫的正当性根基与规范完善——兼论《人民警察法》相关内容的修订

警察职务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在于其属于法令行为,是基于法益衡量的独立的违法阻却事由。"警察紧急权说"容易使警察职务防卫行为丧失规范约束,出现警察权的超法规扩张,进而损害不法侵害行为人的权益、破坏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正当防卫说"忽视了警察职务防卫行为的公权力属性,将其直接与正当防卫行为等同,容易使警察职务防卫行为丧失必要性和比例性约束,导致警察职务防卫走向极端化。应以"法令行为说"作为正当性基础,建构警察职务防卫的制度体系,为警察职务防卫提供规范支撑和制度保障。在立法层面,应在《刑法》第20条之后增设一条专门规定警察职务防卫免责的内容;在行政性法律、法规层面,应进一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中有关警察职务防卫的规定。

略论我国继承法的修订与完善

我国现行继承法制定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计划经济时代,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私有财产的规模越来越大,导致继承法中的一些规定已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需要,及时修订和完善继承法已成为当务之急。主要应从以下几点修订和完善我国的继承法:应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合理调整法定继承人的顺序;进一步规范配偶的继承权,明确配偶的继承份额;更好地贯彻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维护对被继承人尽主要扶养义务的人的合法权益;建立特留份制度,限制遗嘱人损害继承人权益的随意行为。

政府职责和机构编制法定化刍议

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不仅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也是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本文试从政府职责和机构编制法定化的重要性、主要任务以及实现法定化的途径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适法性

新《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使行政协议的理论研究和审判实践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司法解释将行政协议的范畴限定在"法定职责范围内",未将行政机关超越法定职权签订的协议纳入行政协议的范围。本文认为,协议的依据不应限于正式法源,应包括公共政策等非正式法源,协议应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签订。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判例的方式,逐步实现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类型化和法定化,从而在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协商共治的同时,提高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合理预期。

公安机关处置民间纠纷问题探析——以3起公安行政败诉案为例

长期以来,处置民间纠纷引起的警情是基层公安机关面临的重要日常工作。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公安机关处置民间纠纷面临新挑战。我国公安机关处置民间纠纷具有法律依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公安机关对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可以采取治安调解和治安处罚两种方式。对于其他民间纠纷,原则上应当由当事人协商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公安机关不应当擅自介入,以防止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驱动下,通过行政手段、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破坏正常经济秩序。但对于违法私力救济行为侵犯了债务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对社会治安秩序形成危害的,公安机关应当履行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职责。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中的职务犯罪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职务犯罪立法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角度和我国刑事立法的现实状况来看,我们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努力追求整个立法"严而不厉"。特别是就职务犯罪立法而言,更应以此为立法指导精神。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认定标准

针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认定标准问题,虽然学界提出了“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复合标准”“三步认定标准”以及“行政机关抗辩事由标准”等五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但这些标准实质上均无法脱离“行为标准”或者“结果标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也主要根据“行为标准”或者“结果标准”作出实务回应。“行为标准”以职权法定原则与规范主义为支撑,其目的在于使行政机关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照程序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结果标准”以客观诉讼理论与功能主义为依托,更突出行政机关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上的主动性。建议以“结果标准”为原则、以“行为标准”为例外确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认定标准,以期促进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有效推行。

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辨析

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一直以来都被作为相同的行为对待,但两者在含义、构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行政法治的建设要求对两种行为应当重新进行认识,准确界定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精确分析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含义以及它们的构成,区别对待,以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企业环境应急管理法定职责研究

我国企业环境风险日益加剧,突发环境事件频发,而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却起步晚、底子薄。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不明确,法定职责不清晰,环境安全形势严峻。为改善企业环境应急管理的现状,本文对环境应急管理法律体系、责任体系,以及企业的环境应急管理法定职责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阐述,给企业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依据。

欧美国家反洗钱金融防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文章阐释了欧美国家反洗钱金融防范体系中核心部分的相关措施,旨在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反洗钱金融防范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并对我国建立与健全反洗钱金融防范体系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二元责任主体架构下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则建构

大数据时代,国家机关成为最大的个人信息处理机构,随之形成了国家机关与信息业者并存的个人信息责任主体二元格局,但现有法律规范实质上仍保持着个人信息责任主体的一元架构,未能有效回应国家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强制性、处理的公益性、共享的限制性和安全保障的严格性等独有特征。为协调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角色冲突、利益冲突和逻辑冲突,《个人信息保护法》应以“一头转向,两头强化”为理念基石,将合法性基础从信息主体同意转向法定职责履行,遵循分阶段保护和分类别保护两项准则,并强化个人信息收集、储存、数据画像、算法自动化决策、共享、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的正当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