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中不公平高价的违法性认定框架

关于不公平高价的认定,在我国的执法实践中,囿于成本核算、利润率界定、价格比较中相关产品难以确定等因素,仍存在很多实际性的困难,如成本测算复杂、利润率界定模糊、相关产品选择基准不明等问题,进而导致不公平高价行为的认定框架模糊、简略。在具体规则完善上,可尝试构建两步骤分析法为不公平高价的分析框架:第一步以“成本-利润”分析价格是否过高,第二步以多种基准价格同被调查价格进行比较,判断价格是否不公平。采取更为直观、明确的不公平高价认定标准,有利于提高反垄断执法的精细度和准确性。

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的“死灰复燃”?——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的修改

相对优势地位不同于市场支配地位。从理论层面看规制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具有现实意义,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不应当、不适宜由反垄断法或民法介入干预的行为进行调整:例如补正本不应当由反垄断规制的所谓剥削性滥用行为的“假阴性错误”。但从实践层面规定并适用相对优势地位条款的前提必须是规制收益显著大于规制成本;如果《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不能有效控制规制成本溢出的风险则不应贸然引入相关优势地位规制条款。

平台经济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反垄断法必要及实现——以德国脸书案为例的解说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强制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的行为不仅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在跨边网络效应的影响下,还可能侵害到平台内经营者乃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利益,从而危害公平竞争与公平交易秩序,由此引发了反垄断法关注。认定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的平台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坚持个案分析的原则,以涉案行为为导向,着眼于现在或行为发生当时的市场情况来界定相关市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评价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行为是否存在“强制”,可以用户是否对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程度享有选择权为判断标准。立足于平台多边市场的特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强制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排他倾向的非纯粹剥削性滥用,在对平台经营者、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竞争者等多元合法利益进行比较衡量的过程中,应当增加对个人信息自决能力及实现程度的考量权重。

我国剥削性滥用行为违法性判定基准审视——以非价格型剥削性滥用为视角

从2010年底的“3Q”战,到2019岁末的“京东与淘宝”之战,互联网经济在我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似乎被施以了“二选一”的魔咒。对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始终困扰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互联网市场的治理。虽然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为规制以非价格手段侵害用户(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实践中尚未形成对此类行为违法性判断的一般性基准。故可考虑借鉴域外经验,在阐释一般性的违法性判断基准的同时,细化“显著性”和“不当性”的内容。比如,对“显著性”的判断要综合考虑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行为发生的时间、次数与持续期间,被侵害消费者的范围,相似市场上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条件,交易条件变更前后市场支配经营者的成本变动程度,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差异,等等。对“不当性”存在与否的判断,应当具体考虑行为的目的是否在于追求过度的垄断利润,行为的性质,行为的持续期间,市场结构和特征等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个案分析,提高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数字经济背景下剥削性滥用的规制难点及其应对策略

当今,数据成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对数据的控制力也成为企业在数字市场中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由于数据驱动型企业容易获取用户数据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竞争筹码,围绕数据产生并具有隐秘性的剥削性滥用行为屡见不鲜,已演化出数据的不当收集及使用、数据交易中的不质疑条款、大数据价格歧视三种典型行为。然而,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剥削性滥用行为,我国传统反垄断法规制方法存在较多问题。在坚守原有反垄断法规制滥用行为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应转换规制理念、明晰行为认定方法、确定违法性判定的新标准,加重考量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有效规制数字经济背景下剥削性滥用行为,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维和人员性侵问题“零容忍”政策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主要职责是保护平民免受暴力侵害,然而,部分维和人员很快演变为施暴者。他们利用其地位和资源,对平民进行性剥削与性虐待。联合国虽然制定了关于性剥削与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但维和人员性侵丑闻还是层出不穷。分析维和人员性侵问题现状和原因,初步探析了联合国"零容忍"政策及其困境,并提出了解决维和人员性侵问题的举措与建议。

人工智能时代个性化定价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从大数据杀熟展开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规模显著扩张,算法能力持续优化。科技实力雄厚、市场力量强大的经营者凭借大数据与算法工具的紧密结合,收集和分析能够反映消费者特征和行为的相关信息,以无限接近消费者购买能力和支付意愿上限的方式对消费者实施个性化定价。个性化定价行为涉及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上实施差别化待遇,可能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价格歧视行为。但与以往反垄断实施重点关注的排他性价格歧视不同,个性化定价突出表现为直接针对终端消费者实施的剥削性价格歧视,且在具体情形下呈现出不同的限制竞争效果,引发消费者选择能力与选择范围的双重限制。鉴于此,个性化定价行为的反垄断规制需要准确识别涉案行为,综合判断竞争效果,慎重选择福利标准。对于同时降低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的个性化定价行为,可认定其具有限制竞争效果且不具备正当理由,从而构成违法价格歧视;对于降低消费者剩余却提高社会总福利的个性化定价行为,如果选择消费者福利标准则可认定其构成违法价格歧视,如果选择社会总福利标准则可认定其具备正当理由;对于同时提高消费者剩余与社会总福利的个性化定价行为,因涉及消费者之间的剩余转移,对其竞争效果的评价仍待反垄断实施予以明确。

平台不平衡价格结构的剥削性滥用效应

不平衡价格结构是平台的独特定价方式,如何评价其社会福利效应是平台经济学和反垄断政策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对平台利润最大化价格结构的分析显示,不平衡价格结构既包含了反映经济效率的逆弹性定价规则和交叉网络效应贡献,同时也包含了平台市场势力。因此,平台不平衡价格结构是福利非中性的,其有可能成为一种剥削性滥用行为。不平衡价格结构的反垄断审查需要考虑对平台所有用户的影响,综合考虑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的变化,并重点分析交叉网络效应的影响,不应错误地采用价格-成本分析法。

平台佣金征收的影响因素及剥削性滥用分析

不同类型的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往往具有较大差别的佣金水平,这主要是受到平台收费模式和收费定价方式的影响,不存在简单的高佣金就一定构成非法的判定标准。本文分析指出,影响平台佣金水平的因素为成本因素、市场需求因素、平台竞争因素和供应商的谈判能力。成本因素、市场需求因素、供应商的谈判能力决定了平台佣金的基础水平。从反垄断审查的角度来说,成本因素、市场需求因素、供应商的谈判能力决定的佣金水平是合理的,而基于市场势力索要的高佣金是不合理的。本文在测算在线零售平台(淘宝、天猫、京东和拼多多)和在线订餐平台(美团)市场势力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所设定佣金的合理性,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反垄断政策建议。

数字市场中的单方排他性和剥削性行为——中国的视角

在大数据语境下,数字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应纳入数据集合、数据控制能力、“云”的支配能力等多维考察内容。而从各大竞争法域的研究和实践来看,数据的互操作性障碍、不公平的商业条款与限制、数据的不当抓取与歧视性供应等排他性或剥削性行为,则可能触发反垄断法对数字市场的监管和审查。数字市场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样态多元,短期内冀图形成融贯统一的规制框架并不切合实际。在欧盟、美国等不同法域的比较分析之外,应立足于中国视角,结合数字市场的发展特征和本土法律实践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从而为中国数字市场的竞争执法与监管提供更为妥适的指导思路。

新组织形态下工资基准的解构与重构

当前以最低工资制度为代表的工资基准制度依旧属于“劳动关系的基准”,将此种工资基准的适用范围扩张至新组织形态下劳动者群体,存在制度成本过高、可行性较低等现实问题。出现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最低工资制度与新组织形态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逻辑并不相符,解构既有工资基准确有必要。劳动者以提高抽成比例为代表的收入提升诉求,实质属于劳动定价权的配置问题,工资基准在新组织形态下的重构应着眼于劳动定价权的规制。劳动定价权背后隐含市场主体定价自由与政府定价约束之间的张力,《价格法》规制框架下的劳动定价权涉及劳动法与竞争法的协同。以反垄断法规制剥削性滥用的竞争法手段在劳动定价问题上力有不逮,以合规制度为代表的激励型监管或可成为劳动定价权的规制手段。具体的规制内容需要兼顾定价权的行使逻辑和劳动基准法的强行法属性,因而在国家立法与企业章程的合法性控制层面须实现“手段强制、内容自治”,议价能力、激励因素、价值因素应当在合理性控制层面得以凸显。

剥削性滥用的法律分析逻辑迷思与数字剥削性滥用的调适

剥削性滥用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典型形式之一。当前理论与实务界多主张对剥削性滥用适用竞争损害理论,以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基础搭建其法律分析框架。从现实角度看,这虽然考虑了《反垄断法》竞争损害原则约束、剥削性滥用认定的现实困境以及排他性滥用作为优先执法事项的传统,但是从竞争损害理论的适用前提上看,有一些市场天然不存在竞争,导致不可能存在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从适用对象上看,基于效能竞争、价格要素的竞争损害理论无法解释没有价格衡量交易公平性的新型数字剥削的损害生成问题。这不仅不能还原数字剥削性滥用行为的本真,还会导致反垄断执法结构失衡、反垄断执法效能低下、反垄断法多元价值彰显不足等问题。确立反垄断损害“二分说”,回归剥削性滥用的损害本质,重塑剥削性滥用法律分析逻辑,并对数字经济领域不同场景反垄断损害的裁量因素作出相应调整,应是重塑数字剥削性滥用反垄断规制理论的有效途径。

老年人经济剥削现状的研究进展

老年人经济剥削是老年人虐待的重要亚型,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老年人受到经济剥削不但会损害其身心健康、降低生活质量,还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外对老年人经济剥削的研究开始较早,而我国关于老年人经济剥削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就老年人经济剥削的概念、理论框架、现状及对策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老年人经济剥削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中的隐私保护与支配地位滥用

数据驱动型业务的发展,使得涉及个人数据的隐私保护成为反垄断法的关注对象。对于如何将隐私保护纳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框架,通过剥削性滥用规则还是排他性滥用规则去规范隐私侵犯行为,目前仍存在争议。现阶段我国应坚持以反竞争效果作为支配地位滥用的认定基础,在《反垄断法》修订过程中可以研究剥削性滥用规则的合理性。为提升消费者的隐私保护意识,促进企业围绕隐私保护度展开竞争,执法部门可以通过竞争倡导、培育隐私保护竞争文化。

反垄断法规制平台剥削性滥用的争议与抉择

各司法辖区反垄断法对是否规制剥削性滥用秉持不同的政策主张,平台剥削性滥用行为则推动了上述政策主张的反思与探索。对各国(地区)规制平台剥削性滥用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实践的研究表明,为保障平台经济领域公平交易目标的实现,反垄断法应对平台剥削性滥用行为予以规制并秉承如下原则,即:在平台反垄断中,对剥削性滥用的规制不应改变反垄断法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重点仍是排他性滥用的共识;反垄断法规制平台剥削性滥用应恪守各司法辖区反垄断法规制滥用行为的分析框架,且需要具备“显著的不公平交易”的后果要件和“很难寻求其他法律救济渠道”的前提条件。建议我国现行《反垄断法》第6条修订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或显著损害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反垄断法对消费者的保护——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为中心

随着我国法治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消费者保护方式的多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日益增长的需求。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石,从立法目的和规范功能上具有对消费者保护的特定价值,但是由于缺乏具体化和现实化的措施,其在价值实现,以及与现行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的对接上存在着一定障碍。为此,以近年来多发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为中心,通过重点解析日前审结的"3Q"案中消费者的定位及其救济途径,来说明目前我国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对消费者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建议从基础理论厘清和具体制度细化两方面努力,切实推进反垄断法对消费者的保护。

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规制--基于路径检视的逻辑展开

我国反垄断法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窄化为“垄断高价”“限定交易”等滥用类型的专门规制,不仅造成规制范围的限缩,也容易导致规制标准的混淆。文本规范的限制和解释进路的乏力,与大数据市场滥用规制的必然需求形成冲突对立的紧张关系。传统规制框架须因应大数据领域的市场特性,从市场势力识别、滥用行为甄别和竞争损害效果分析三方面作出相应调适。具体而言,首先,要结合数据价值链的现实场域识别市场势力;其次,借助“单方排他性和剥削性滥用”的法律构造,甄别和归纳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类型;最后,对反映大数据竞争扭曲形式的“限制互操作性”“不当采集和使用数据”等行为建立相应的识别方法和竞争损害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