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据资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0—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数据资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据资产显著正向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据资产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资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企业、行业和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企业数据资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低企业、低竞争行业和高智能化水平行业更为明显,同时较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利于发挥数据资产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据资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验证了数据资产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重要作用,对数据资产的实践发展亦提供了有益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企业生产要素配置视角

本文基于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生产要素配置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且底层数字技术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生产要素配置,既通过提高数字资产占比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也通过劳动技能结构升级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后者作用超过前者,总效应表现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在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以及员工平均工资的同时,并不会挤出企业利润水平,相反会优化自身经营绩效并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因此,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关键基础技术的创新和布局,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论国有企业公司改制的若干观念的转变

目前我国在公司制度规定中,公司资本的外延还没有扩展到可变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虽然聚合,但始终未能融合。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改制,必须充分重视人力资本在公司中的价值。公司应逐步从单边治理结构向多边治理结构转变,公司治理结构的创制要体现出公权意志与私权意志的有机结合。

加强政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校专利成果转化

高校专利具有无形资产特性,通过对高校成果转化现状的分析,阐述了高校专利成果转化率低的原因,加强政产学研合作是促进高校专利成果转化的最有效途径。

商业银行“大资管”业务转型路径分析

中国经历了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内居民个人收入与财富积累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居民的投资热情高涨,对财富管理的方式早已不限于存款,而正在向更加多元化的资产配置转变。由于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银行理财产品的市场需求下降,利润空间也被其他金融机构挤占,商业银行面对大资管时代必须转变资产管理业务的思路,以资产管理业务为突破口,需求新的盈利增长点。

炼油厂转型方案比较

为积极应对日益激烈的成品油市场竞争,不断适应能源结构变化,规划炼厂由燃料油型向燃料—化工型炼厂转型,将产品由汽油、煤油、柴油等油品通过DCC催化裂解装置转换成丙烯、苯乙烯等化工原料,打造企业发展升级版。通过不同加工方案比较,分析各加工方案的投资,资产回报率,产品分布,公用工程消耗情况等内容,为炼油厂转型发展提供依据。

资产专用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0年209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第三,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生产效率与转型升级——基于房地产业的分析

[目的/意义]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着微观企业行为,新的经济形势要求房地产企业必须转变经营观念,改变经营模式,因此各房地产企业开始谋求转型。各企业转型方向各有千秋,转型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企业转型方向的分析至关重要。[方法/过程]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利用DEA-Malmquist模型与DBSCAN算法,综合考虑各项财务指标,计算92家房地产上市企业2013—2017年各年全要素生产率和历年平均值,并且将92家房地产上市企业财务指标与TFP值进行聚类分析。[结果/结论]结果显示:房地产企业的经营方向逐渐向着两个趋势——高资产负债率+低技术进步率和低资产负债率+高技术进步率演进;我国房地产行业大部分企业处于低要素利用率、低技术进步率的阶段。

新时期我国林草业的使命及其转型发展战略的思考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蓬勃发展,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环境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文明发展道路。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生态产品短缺已成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生态文明建设正处在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经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森林、草地及湿地等生态基础设施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压舱石”,是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人类栖息地以及实现美丽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绿色根基。新时代,我国林草业发展也将进入“肩负国家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使命、统筹生态系统五库(种库、水库、碳库、粮库、钱库)功能、近自然经管国家生态资产、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新时期。本文在分析了我国林草业历史及新时期转型发展的新使命基础上,认为我国林草业发展需要落实“五库统筹、近自然经管、筑牢国家生态基础设施”的转型发展新战略,并由此提出了推动我国林草业转型发展的8项措施,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激起“学术争鸣”之浪潮,为推动国家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资产监管及生态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

非经营性资产转向经营性资产的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占有权和使用权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保障国有资产不受侵犯,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必须探索"非转经"资产管理模式,走出一条规范管理的路子。在明晰产权关系的前提下,建立以产权管理为纽带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立起规范的闲置资产调剂机制,加快资产的合理流动,一方面可以解决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资产原拥有单位换来一些经济上的收益,同时可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浪费,充分利用好资产使用期限内的使用效能。

银行业的双重转型与全面市场风险——以次贷危机中的花旗集团为例

花旗集团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反映了银行业在机构和产品双重变革下面临的全面市场风险,也暴露了功能性监管体制与银行内控机制的双重脱节。有鉴于此,美国2008年监管改革蓝皮书提出建立基于目标的最优化监管架构。处于综合化转型期的我国商业银行,应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夯实监管协调机制,强化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市场稳定性监管,在银行内部建立健全多元业务的风险协同管理,全面履行新巴塞尔协议,并在此前提下稳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

资管新规延期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资管新规的延期有利于处置存量资产,有助于减轻银行表内压力,有利于降低信用风险爆发概率,有利于平滑理财产品收益,也有助于实体经济应对疫情冲击。但是资管新规延期后,仍然面临着存量资产处置难、新产品发行接受度不高、机构转型动力不足等问题。为了避免资管新规一延再延,维护政策的严肃性、权威性,监管部门应提出退出路径、加强预期管理、明确奖惩措施、统一监管规则,并实行宽严相济、灵活有度的政策,保证资产管理行业转型真正落地生效。

天然硬阔叶林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与财政补贴方案研究

基于广东省天然硬阔叶林经营数据,根据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理论、天然林山林价等相关研究成果,对不同林龄时点的现有和潜力天然林进行评估,以资源资产化和价值货币化的方式衡量其可实现的各种生态产品价值。在当前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背景下,提出政府财政补贴作为实现天然林生态产品价值最优途径的建议。该补贴方案可以分为:补贴因生态效能提升导致山林价增值的经济转换价值;补偿或资助由于限伐或停伐导致的经营损失;补助成熟可更新择伐但受限制无法实施的林木经济损失。基于机会成本原理,提出限伐或停伐后科学、公平和公正的财政补贴标准,并与当前实施的标准进行了比较,发现当前标准严重偏低,存在提升潜力的空间。通过实证分析可知:采用的方法科学合理,可为制定和修订生态效益财政补偿政策提供技术参考,并为自然保护地建设中集体和个人天然林木的流转赎买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为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资产公共价值核算提供实用的方法借鉴。

资产短缺、家庭资产配置与商业银行转型

本文研究发现,在资产短缺阶段,人们的储蓄行为发生了深刻变化,收入快速增长提高了人们的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且投机性需求增长更快,这使得家庭在资产配置方面更倾向于高收益金融产品。在资产短缺时代,商业银行应以金融产品创新为核心和工作抓手,着力于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在满足家庭资产配置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金融资产配置的视角

本文围绕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展开研究,并利用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将由抑制作用转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缓解金融资产配置的挤出效应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