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伙犯罪中基于PageRank的嫌疑人犯罪影响力分析

如何准确评估嫌疑人的影响力是侦破团伙犯罪的关键,为此,在PageRank算法的基础上,结合团伙犯罪的网络结构特性,提出团伙犯罪中嫌疑人犯罪影响力评估模型.该模型首先结合已掌握的作案信息将团伙犯罪网络转化为有向加权网络,再根据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两大网络特性确定罪犯影响力转移矩阵,最后该模型以实际的案例为实验数据得出具体的嫌疑人犯罪影响力,并以两种成熟的模型为对比模型,实现结果显示该模型的评估结果与实际案件结果拟合度较高,且准确率也高于对比模型,验证了该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人民检察院跨行政区划职务犯罪办案基地中的犯罪嫌疑人应急救护机制建设研究

我国人民检察院跨行政区划职务犯罪办案基地中的犯罪嫌疑人应急救护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应急救护的相关规定不完善、获得犯罪嫌疑人医疗健康信息的途径受限、应急救护基础条件差和传统办案模式应急救护风险较大。应针对性地完善应急救护的相关规定、建立犯罪嫌疑人医疗健康信息获得机制、提升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应急救护能力、加强应急救护基础条件建设以及通过演练不断健全应急救护机制;其中由应急救护专家帮助设计应急救护机制和建立“基地+医院”联动机制的经验值得推广。

职务犯罪涉案人员及其监察管辖

《监察法》第22条第2款赋予监察机关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采取留置措施的权力。这里的涉案人员包括公职人员和非公职人员,可能指向每个人,范围过于广泛。而涉案人员中的多数不是党员或公职人员,不属于监察对象。《监察法实施条例》第46条第4款作出扩大解释,明确监察机关对涉案人员中的非公职人员实行并案管辖,存在一系列隐忧。为此,应当进一步优化职务犯罪涉案人员监察管辖制度,严格控制作为留置对象的涉案人员的范围,从严掌握留置条件。监察机关并案管辖限于涉案人员中的公职人员,并合理限缩管辖的罪名。待主案监察调查结束后,涉案人员中的非公职人员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或补充侦查。同时,加强监察管辖中涉案人员的权利保障。

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标准的反思与重塑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行为规制上的交叉与竞合,决定了二者存在相互衔接的问题。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的关键则是设置科学合理的案件移送标准。当前我国立法中规定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标准过度限缩了行政执法机关的裁量权,致使执法机关面临着机械化案件移送和惯性违法的两难困境。事实上,刑事不法与刑罚处罚并非全然对应,实践中很多涉嫌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并不具有移送司法的必要性。因此,应当赋予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必要性的裁量权,确立“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移送标准,从而保证案件移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基于Probit的犯罪嫌疑人判定方法研究

为了在涉案人群中实现计算机识别犯罪嫌疑人,协助办案并提高办案效率,提出了一种基于Probit模型的犯罪嫌疑人判定技术.采用聚类的分离算法、关联算法以及Probit模型的显著性水平参数发现重要属性,通过对重要属性提取后的数据进行训练得到犯罪风险判定模型.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对嫌疑人判定的平均准确率达到90.5%,平均查全率达到92.7%,判定效果较好.

疑罪不诉的证据问题探讨

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疑罪不诉证据运用中存在存在这样一些问题:(1)对疑罪不诉案件缺乏类型化的研究;(2)对疑罪不诉的适用条件存在认识误区;(3)对疑罪不诉的证据标准认识不统一;(4)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不强;(5)对疑罪不诉决定作出后发现"新证据"如何处理意见不一。对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面的制度完善来加以解决:细化公诉证明标准、完善疑罪不诉条件、赋予辩护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建立证人保护和经济补偿制度以及证据开示制度等。

“三角诈骗”的法理质疑与实践批判

“三角诈骗”是一个伪命题。正像要证明一个人的父亲是个女人一样,其命题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如果说,“三角诈骗”的观点和理论给中国的刑法理论带来了某种虚假的繁荣景象也值得欣赏的话,那么这种理论热闹之后能否得出理性的结论而又经得起证伪的质疑?这是中国刑法理论应该直面、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说,“三角诈骗”给中国的刑法实践带来了快刀斩乱麻的“爽快”结果,那么这种没有坚实理论基础和理论自洽支撑的刑法结论,是否是中国刑法实践一种背离法律轨道的盲人骑瞎马现象?“三角诈骗”理论违背了最基本的刑事法律关系构造,违背了刑事司法实践应当遵守的“循名责实”、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操作原则,违背了刑法设定诈骗罪基本概念内在的规范要素和外在的认定要求。因此,从刑法基本理论的层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质疑,从而在刑事司法实践的层面对其进行必要的批判,是我国刑法学的职责所在。

论疑罪现场的概念及其意义

疑罪现场是指可能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场所。疑罪现场从现象上往往具有犯罪现场的疑似现象,是现场与犯罪现场之间的一个认知层次与过程。疑罪现场需要通过现场勘查与研究才能确定其事件性质。确立疑罪现场概念的学理意义是科学地界定现场勘查学科的基础概念。在现场勘查专业理论和教育培训中引入疑罪现场的概念,可以使现场勘查学科体系中对现场勘查等概念的描述更科学。疑罪现场概念的确立与运用也可以使侦查人员对现场勘查的认识与把握更精确更客观。

颅脑创伤所致精神障碍责任的评定

目的 阐明颅脑创伤所致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责任能力评定的原则。方法 对天津市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委员会 1986年至 1998年间颅脑创伤所致精神障碍 3 6例犯罪嫌疑人的鉴定材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3 6例犯罪嫌疑人中有责任能力者 10例 ,占 2 7 78% ;有限定责任能力者 9例 ,占 2 5 % ;无责任能力者 17例 ,占 47 2 %。结论 颅脑创伤所致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责任能力评定 。

论疑罪不诉的法理争议与现实困境

疑罪不诉的核心价值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直接践行,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疑罪从轻传统思想的否定与制约,同时疑罪不诉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节约司法资源。疑罪不诉在法理上产生的争议都与疑罪不诉的理论价值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证据不足标准难以理解把握,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缺乏实际效果,疑罪不诉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应等是疑罪不诉的现实困境。解决疑罪不诉理论缺陷与现实困境,应取消单独条款的疑罪不诉规定,作为法定不起诉的情形之一;加强证据不足特点与原因研究,明确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明确规定疑罪不诉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通过司法审查疑罪不诉决定,保障被害人权利。

冤假错案的成因及对策

审视近年来不断披露的冤假错案,不难发现任何一起冤假错案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应当对冤假错案的发生起着重要防范作用的审判环节,却因未能将程序公正的价值根植于法官内心,导致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审判依法独立等原则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无法实现,是一批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根源。需要坚持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三大原则,以求将冤假错案的发生率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内。

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以事立案”模式研究

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是一种典型的立案难、侦破难、取证难的"三难"案件。该类犯罪案件因其多数罪名都是结果犯,犯罪事实容易暴露,但该类犯罪责任分散,犯罪嫌疑人不易锁定。针对这些特点,检察机关应转变传统的单纯"以人立案"的做法,积极探索"以事立案"模式,切实确立"以事立案"为主,"以人立案"为辅的综合立案模式。"以事立案"模式是提高侦查效率、降低办案风险的内在要求,是促进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的关键。运用"以事立案"要确立一条立案原则、把握两个立案条件和掌握三种立案技巧。

“疑罪从无”原则的西法渊源

疑罪从无是处理罪与非罪类疑罪案件应坚持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已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从罗马法探寻疑罪从无原则的渊源,发现有""嫌疑不得判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等原则,是为疑罪从无原则的雏形。另外,从罗马法中还可探寻到无罪推定、正当诉讼程序和合理的证据制度、较完备的辩护制度、限制国家公权力等相关制度和原则以及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罗马法启迪我们要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并有效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制度、人道主义思想等,努力使刑法理性回归,更加注重人权保障。

论命案犯罪嫌疑人刻画的依据及方法

命案现场勘查是公安机关法医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对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又是现场勘查工作的重中之重,成功的刻画是划定侦查范围、明确侦查方向的基础。从尸体检验角度对命案犯罪嫌疑人进行刻画的方法、注意事项作一讨论,从而为确定犯罪事实提供依据。

“疑罪从无”原则的证据学之维

“疑罪从无”以人权维护理念为价值导向 ,从证据学维度 ,其本质是一项刑事证据规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宏观上表征一种“以人权为本”理念的刑事证明责任 ,同时 ,它在刑事证明活动的技术层面上 ,也面临一个证明标准的确定问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来审视“疑罪从无”原则的运作和“疑罪”的界定 ,以程序为依托 ,以证据为依据 ,才能引导法官“疑罪”心证的合理形成并导演一个“看得见的正义”的过程 ,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宏观指引。

疑罪赔偿实现正义的困境

疑罪案件是存在罪案事实,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案处于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状态,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罪人的案件。一般表现为撤销案件、不起诉、无罪判决、疑罪从挂等情况。疑罪案件赔与不赔,处于两难,可能还与责任追究挂钩,因此,在我国一直饱受争议。我国的国家赔偿法适用违法与结果的多元归责,实行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赔偿程序,"疑罪从挂"也可获得赔偿,我国正在形成提高侦办质量的倒逼机制。但疑罪案件不可避免,要减少它难,判无罪者则易。疑罪赔偿实现正义具有悖论,其机制是否适度,还需接受实践检验。

疑罪不诉之“证据不足”研究

对于疑罪案件,绝大多数国家都根据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予以不诉。疑罪不诉的实体要件在于"证据不足",即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嫌疑,但经过侦查和补充侦查,全案的证据仍未达到提起公诉所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不能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在对"证据不足"的把握上,应以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为基准,突出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审查判断,并注意各种案件和各类证据的内在差异,予以区别对待。

立体足迹压痕特征定量化检验的统计方法

足迹是犯罪现场最常见的痕迹之一,但公安系统以往主要凭经验进行目估尺测的辨别,因而对足迹所提供的信息利用率较低。我们在文献[1]、[2]、[3]中,对成趟步幅特征定量化检验提供了四种检验方法,已用于实际破案,并取得了成功。本文是在步幅特征定量化统计检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单个立体足迹压痕特征定量化检验的统计方法,经三年来反复试验,取得成功,并于87年4月通过了部级鉴定。

海峡两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程序机制研究——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6条为依据

《金门协议》确立了两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机制,《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对这一机制进一步完善。两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时,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决定遣返时,还需对遣返的请求进行行政性审查,存在双重审查和单层审查两种机制。为了保证遣返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被遣返人可以视情况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如拘留、逮捕、监视居住等。最后,移交被遣返人时,当前在移交主体、移交方式、移交时间等方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做法。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问题实证研究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有权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并会见当事人。从实践情况看,侦查人员普遍担忧律师会见权的落实会使部分甚至全部言词证据变得不稳定,从而导致职务犯罪办案难度的增大。对此,应转变思想,充分认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意义,通过采取积极措施,强化初查工作和证据固定等方式,切实维护律师的会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