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的生命觉醒与生命的美学觉醒——从宗教时代、科学时代到美学时代

在美学时代,美学的生命觉醒与生命的美学觉醒是统一的。人类已经走过了宗教时代与科学时代。在其中,都是奉行的。美学时代奉行的是“生命模式”。人类开始自己去做自己的先知,也第一次地恢复了“生命”作为价值设定的根本动力的至尊地位,以“生命”作为解释动力,也以“生命”作为解释的最高标准。因此,找回生命,就是找回美学,也是找回美学的生命。生命问题的应运而生,就是当今时代的美学问题。回应生命问题,就是时代地回应美学问题。

从台湾生命教育到华人生命教育

台湾地区的生命教育源生于一所天主教中学的伦理教育和宗教教育,具有深厚的西化倾向和宗教色彩,倘若普及推广于各地华人社会,有可能出现不相应状况,有待进行本土转化扩充与在地落实扎根。台湾生命教育偶然走上以哲学为核心学问的道路是其特色,转化后的“华人生命教育”将据此发展以中国人生哲学与生死哲学为中心价值的生命学问。这种“生命的学问”反映出传统儒道思想与民俗信仰的智能结晶,具有“后科学、非宗教、安生死”的性质。

蔡元培“美育代宗教”中的国民性改造——以“一战”前后文化实践为中心

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并非出于单纯的学理思考,其中也包含国民性批判的时代话语。他有感于国人执着于私利,借法兰西“优美”的民族性审视中国,试图以美育改造国民性。1916年蔡元培反对孔教为国教,是“美育代宗教”提出的另一背景,“美育”同时指向儒家礼乐文化,“非孔教”仍是为了批判国民性。蔡元培的美育论述倡导舍己为群、从容超脱的精神,此二种倾向的平衡构成蔡元培理想中的国民性格,为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改造提供了世界化与中庸化的模式。

利玛窦儒学观的困境与张力

从记载文本来看,利玛窦从自身对宗教的体会出发,曾经把儒家列为中国的三种宗教之一。随着利玛窦本人对儒家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利玛窦做出了儒家非宗教的判断,这种判断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引起较大的关注,但是从一个较长范围来说,仍然具有学术史的意义。利玛窦敏锐地认识到儒学发展的阶段性,肯定"先儒",批判"后儒",但是没有看到中国儒学发展的连续系,也没有看到中国儒学发展断裂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利玛窦儒学观的内在张力。

宗教批判实在论与宗教非实在论之争

当前国际学术界关于宗教批判实在论和宗教非实在论之间存在着许多的争论。前者认为我们的宗教语言最终指向客观实在 ,而后者却认为我们关于终极实在的任何表达都是我们自己的观念之投射。作者最后认为 ,我们凭有限的经验不能判明谁对谁错 。

生态关怀:一种准道德、准宗教、准审美的情感

生态关怀是指对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组成要素的关爱之情。它是人类在与自然界长期共存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超越于狭隘功利主义的博爱之情,是一种非道德的道德情感,非宗教的宗教情感,非审美的审美情感。

谈墨子的宗教思想价值

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节用”等思想 ,构成了墨家学说的核心。墨子认为“天”是现实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人必须顺天意才能得天之赏 ,才能达到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的目的。墨子的宗教思想虽然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 ,也并非墨家学说的主体 ,但却是为其主体学说服务的。探讨其宗教思想价值 ,是研究墨子学说不可回避的问题。

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深入人心的大潮下,有关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折射出的光芒,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

佛教净土、基督教天国与非实在论宗教哲学

传统佛教和传统基督教都是持实在论立场的,但佛经和《圣经》中同时包含了非实在论的哲学思想。佛教的净土可以从非实在论的立场得到理解,而基督教的天国则可以在非实在论意义上得到解释。它们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存在,而只体现人的生命状态。这一理解和当代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具有很多契合的地方,基于非实在论的净土观和天国观颇有相通之处,这为在佛教和基督教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提供了哲学基础。

再论纳西族东巴教的性质问题

东巴教是纳西族的文化象征体系和信仰制度,在民族宗教和历史发展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民族宗教,同时兼容了民俗宗教,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特点,它具备了宗教的本质特点及社会功能,它广泛深刻地生存、影响于纳西族民众的生活与文化世界,东巴教的性质绝非以"原始宗教""原始巫教"能够界定。它首先是由纳西族民众创造、传承的民族宗教,它又是与纳西族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相互交融的民俗宗教,是纳西族民众中长期广泛流传的民间信仰,属于民间宗教的范畴。

“新党”、“志士”、“洋场习气”的讥讽者——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与反乌托邦的市民写作

"谴责小说"的兴起与"清末新政"时期朝野上下咸与维新的时代氛围有关。从更宏阔的历史视角看,谴责小说的意义不仅限于其对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的批判,更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各类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的迷信和神化,它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心态来描画社会转型期光怪陆离的人情世态,在此过程中,政统和道统、学统合一的传统信仰被瓦解,非伦理的政治和非宗教的道德开始产生,这些正是现代性的世俗文化出现的突出表征。

中国近代科学主义与宗教的思想互动

五四期间,中国对科学可以说达到了"全国一致的崇信"。而在1922年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科学主义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其两大先锋就是进化论与实证主义。进化论认为宗教只是人类理智不够发达之时主观情感的投射与幻想的产物,随着人类的进化,终究会被科学所取代;而实证主义则强调宗教的一切从理性角度和用科学的方法来审视,都经不起检验。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同样遭到了质疑,尤其是"科学万能说"被批判为同样具有宗教式的盲目崇拜。而关于科学是否能够完全替代宗教解决人生观和价值体系方面的问题,在学界却一直存有争议。

制度化宗教与民俗宗教——以羌族民间故事文本解读为例

宗教存在着哲学宗教(philosophical religion)的一面,也存在着实践宗教(practical religion)的一面。然而在研究现状中,文字社会的哲学宗教与无文字社会的哲学宗教却被诸多研究者人为地赋予了时间先后关系,并根据这种时间关系给多种多样的宗教定出了高低、优劣之分。此类研究不仅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也割裂了同一时空下的制度化宗教与民俗宗教的联系,当然也无法解释人类多元性的宗教现象。而在实际的宗教生活中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民俗宗教还呈现出强大的文化借用能力,即便是无文字的少数民族社会也能够借助文化自信,在宗教实践中将制度化宗教的元素整合进自己的体系里,并付诸于自己的宗教实践。

基于社会转型下广东宗教社团功能和地位的思考

近年随着广东社会全面转型,广东宗教功能与此日趋耦合,但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更加凸现。基于宗教教义、历史传统和经常性活动,广东宗教社团在其中日渐发挥组织经济活动、救灾扶贫、教化、旅游、保护生态环境、整合社会等功能,正受到各方面重视和良好评论,但也存在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能力积弱、数量不足等问题,为此应采取相应对策与措施,以适应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

论宗教经验的神秘性与非神秘性的两个维度

作为宗教的几个基本要素之一,在当代宗教学研究的语境中,"宗教经验"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术语。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宗教学理论体系中,它常常有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我们首先必须对它的名称、内涵进行一番考察,然后再来分析它的核心问题,即"宗教体验",进而对它的神秘性和非神秘性的两个维度进行讨论,从而得以窥探宗教经验本质之所在。

宗教信仰对中国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WV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宗教信仰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国内学界对此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笔者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13年关于中国部分的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发现宗教信仰和参与宗教活动不会对公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倾向产生影响,但会对公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倾向产生影响,也对公民的政治兴趣度起着中介效应。

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宗教活动的思考

进入新的世纪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又面临一些新的情况 ,其中一个亟待引起重视的问题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加宗教活动呈逐日增多和扩大趋势。目前应采取广泛深入地开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宣传教育等措施 ,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宗教活动进行疏导和规范。确保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确保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超能与无能——从《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看唐代的宗教文化风土

在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大量来华的胡僧是一道特别的风景,也给当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素材。《太平广记》所收唐代小说中所表现的胡僧形象,其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是无不具备神奇的法力,同时又被很极端地划归为“超能”与“无能”两大类别。这与不同宗教信仰间的争斗有关,也与胡僧的“外国人”身份有关。唐代小说中的胡僧形象脱离了真实,带有道具的功用,从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宗教文化风土。

浅论“控制自然”思维——从巫术、宗教、科学三时期控制自然观念入手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类控制自然的思维是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源。人类控制自然的思维观念及其发展变迁,隐藏在人类学家弗雷泽所著《金枝》中划分的巫术、宗教、科学三个发展历史阶段。通过巫师控制、神灵控制、人类先以为可控制后意识到不可控制三种划分可以看到人类对自然的思维态度变迁。控制自然可以作为解读部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的标准,并可在环境伦理中明晰立场、判断实质是否为人类中心主义,思考人与其他生物间法律关系。

阿兰·德波顿散文的哲理叙事艺术探索

阿兰·德波顿是当代文坛一位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英伦才子型作家,其作品寓情于理、寓理于事,寓哲学探索于文学创作;其文字清新俊逸、温和睿智、幽默风趣,能给予读者非一般文学作品所能带来的独特享受;他巧妙利用文学语言感性细腻的艺术特性传达出了严肃敏锐的哲学思考才能带给人们的独特理性愉悦。换言之,阿兰·德波顿善用文学语言讲述哲学道理;其创作灵感既源自个人经历,又源于对人世百态的敏锐观察和深切体悟。《哲学的慰藉》《身份的焦虑》和《写给无神论者》是阿兰·德波顿哲学意味最浓的三部散文作品,且都延续他一贯的创作风格,表达了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深厚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