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charts of Patent Prosecution and Litigation Procedures

I. Procedure for Filing and Examination of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Grant of Patents (at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China) By Wu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关于《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几点思考

近日,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上日程。学界对本次修改整体上较为积极,也有部分观点对修改存有隐忧。从整体上看,启动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其必要性和重要的时代价值,应当抓住此次难得时机,同时,也要对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氛围保持高度警惕,牢牢把握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目标和方向。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应当将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作为目标,采取大修的立法模式,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系统规划,分步实施,迈出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的关键一步。刑事诉讼法修改也要设定改革的亮点,这些亮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重塑刑事诉讼法的篇章体例、以技术主义路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因应轻罪时代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探索构建律师无效辩护制度、重塑强制措施体系、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完善证据制度等。

“非羁码”的风险隐忧与前景展望

“非羁码”作为数字技术与检察监督的跨界融合产物,不仅助力实现数字赋能“云”上监管,还顺应了我国数字检察创新发展的要求,有力推动了新型法律监督数字化道路的建设。然而,在适用过程中,“非羁码”存在运行困境以及潜在风险,如:研发机关权力边界不明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缺位,诱发“数字伪造”“数字接管”,多元化、系统化的监管联合机制尚未建立等。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手段,“非羁码”应着力降低自身风险隐患,助力维护人权保障与诉讼权利的有机平衡,以实现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新跨越为目标。这具体包括:明确“非羁码”的功能定位与研发机关的权力边界;加强对数字人权的保障;打破思维定式,以“非羁码”使用者的立场为导向;厘清司法主体地位,坚守“技术服务于法治”的初衷;通过优化协作式监管方法,明确各机关之间的责任分工和数字平台建设及应用的职责,构建多元化联合机制,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管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建构和完善应对新时代数字化的监管体系,助力实现“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的美好愿景。

轻罪治理背景下酌定不起诉的扩张适用

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犯罪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轻罪治理模式成为刑事法治和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基于慎诉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一定程度地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能够有效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审前分流功能,符合我国轻罪治理的情势需要和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制度基础已具备的前提下,我国应通过适度扩展并规范起诉裁量范围与标准,以满足慎诉目的下的合理需求;通过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度融合、加强刑罚替代措施的有效适用、完善权力监督审查机制,增强起诉裁量权扩张的正当性、合目的性与可接受性,在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之下,为更新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提供可替代的优化方案。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论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刑法机制

立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法律机制。存量腐败的清除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刑罚的消灭,故可结合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和赦免这两种刑罚消灭制度具体展开。追诉时效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常规机制,但可能时间长、代价大。赦免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非常规机制。可由全国人大适时制定专门决定,设立统一的全国性廉政账户,对党的二十大之前的存量腐败犯罪予以有条件赦免,并在涤清巨大腐败存量的同时,确立公职人员家庭财产和重点事项申报与公示制度等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主导模式”、“控审合作模式”、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与被追诉人自身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差别性法律帮助权是引发辩护冲突的主要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处理辩护冲突应当以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出发点,坚持有限的独立辩护原则,强化辩护律师的协商义务,并在特定情形下履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认罪”协商与“认罚”协商之辩护冲突分别处理,并确立审查起诉阶段控辩争议问题待处理的程序机制。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定性”与“定量”存在争议的案件分别处理,并构建审判阶段辩方否定认罪认罚的程序规则。

数字检察在处理企业合规案件中的优势探究

通过探讨数字检察的概念及其含义,分析其在提升企业合规改革案件处理质量和效率方面的作用。发现检察机关在实际处理企业合规案件时面临第三方组织工作机制存在不确定性、数字化检察常态化机制尚未形成、缺乏兼具法律与数字化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等挑战和现实困境。对策建议:(一)抓住数据开放共享的机遇,完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二)加快数字检察的多元化应用;(三)系统培养具有数字化知识的检察人才。

民营企业涉罪案件负责人诉讼境遇研究

我国刑法对企业犯罪实行“双罚制”,即同时追究涉案企业和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指引下,司法机关关注涉案企业境遇的同时也要关注企业负责人的诉讼境遇。办案机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负责人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既有助于企业合规整改的顺利进行又能够保障企业的经营运转,有效避免刑事追诉对涉案企业造成的“灭顶之灾”。在涉案企业通过合规考察后,检察机关应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负责人做出不起诉决定,为避免个案罪刑适用的不均衡,在不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企业负责人提起公诉更为适宜。如果负责人在企业合规改造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可以作为法官量刑从宽的裁量事由。

认罪认罚案件中侦查中心的表征、是非与应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皆可适用,解剖其适用实质,是侦查奠定了认罪认罚的主基调,形成了以侦查为主,检法辅助的运行模式,是较为明显的以侦查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围绕的核心还是侦查,核心的外围,是对侦查的细化、补充、完善,并未真正动摇侦查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形成检察中心或者审判中心。于此,认罪认罚与侦查中心交集的提升效率、庭前预断、要件审查、二审信任可以保留,但对实体和程序错误需要警惕。应当确保侦查机关对案件取证、定性的准确性,强化公安司法机关对疑点和争点的实质审查,将明知性、明智性、自愿性分列保障,保障被追诉人反悔后的对抗能力,以维持实体和程序的底线公正。

论积极刑法立法下刑事检察的发展

积极刑法立法对犯罪结构与刑罚目的产生深刻影响,微罪、轻罪以及法定犯的比例越来越高,积极一般预防理论成为罪名确定和量刑建议的考量因素。这些变化均要求,刑事检察应顺应犯罪结构与刑罚目的发展的实质要求,以不断接近积极刑法立法下刑事检察发展的应然状态,包括追求具体个案的实质公正,丰富刑事诉讼的程序体系,注重刑事治理的现实成效等。为此,针对当前刑事检察表现出的与当前犯罪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格局、路径方式仍不一致的情况,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强化刑事检察中罪名确定和量刑建议的公正,消解刑事检察中权力行使的张力,消除刑事检察中的负面效应,以回应和实现新时代刑事检察发展的要求和目标。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检察的路径、风险与纾解

数字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发展人工智能刑事司法的重要技术力量。理论层面,数字检察改革以数字技术推动法律监督模式改革为核心的理念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备融合基础。应用路径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从构建应对预测性侦查的法律监督模式、完善类案监督机制、辅助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程序、赋能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为数字检察改革提供技术支撑。由于技术的两面性,在风险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检察可能会引发司法“工具主义”、技术风险因素、非传统国家安全风险问题,可从保证检察人员的司法亲历性、搭建联盟区块链破除数据壁垒、算法监管与安全法治体系建设并重等路径纾解应用风险,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检察,助力检察机关成为实现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论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规范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附条件地降低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刑法》第17条第3款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类案中对情节恶劣的判断应当坚持主客观综合评价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仅是程序条件,是否负刑事责任仍应当由法院判决确定。核准追诉应当以不核准为原则,以核准为例外,具体应当重点考察除前几项条件以外的能够不核准的事由。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被核准追诉的被告人裁判时,应当同时适用《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4款的规定,不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刑法的公平正义并不全部体现于对犯罪人的惩罚与保护,也有部分体现于安抚被害人的情绪,需要构建更加全面的被害人安抚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应避免被情绪干扰,以确保实质正义的实现。

不起诉权行使的负反馈调节——对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的反向审视

不起诉权“隐性扩张”后引发不起诉案件数量与不起诉率“双升”,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数量随之增加。不起诉权运行的合理调试需要进行视角转换,既要关注不起诉决定作出前的法律适用过程以及不起诉率等静态指标,也要关注不起诉决定作出后的运行反馈情况,化解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引发的社会矛盾。不起诉权合理运行过程需要明晰裁量标准,完善证据审查体系、顺畅运行衔接机制、以释法说理强化当事人诉讼参与程度、运用多元机制化解矛盾纠纷,破除上述障碍才能确保不起诉权合理高效运行。

重罪案件中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合规制度体系中的程序出罪模式,是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部分涉重罪案件的企业尝试运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予以出罪,这既是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和企业犯罪特征的要求,也是推进诉源治理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重罪案件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在我国仍存在若干程序性机制障碍和“双不起诉”的争议。应当在确立检察机关对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主导责任的基础上,适时推动改革在立法层面的合法性支撑,建立合理的企业与自然人二元化归责体系,同时落实重罪案件企业合规改造中检察机关的监督审查职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精神。

犯罪预防、被害人保护与犯罪追诉权配置——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十二)》引发了有关亲告罪设置范围的讨论。当前支撑国家追诉原则的“公共利益”,在法益侵害的框架下理解,混入了不具有法益资格的宏大概念,且犯罪与法益之间的事实关联常被替换为被害人的主观联想;在犯罪预防的意义上理解,则会导致过度主观化、情绪化。犯罪追诉权的配置是一个权衡问题,如果犯罪仅侵犯个人法益,追诉犯罪可能反噬被害人的利益,且预防犯罪的利益并非明显优于被害人因犯罪追诉而被侵蚀的利益,就应当将犯罪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人。立法未将民营企业内部犯罪规定为亲告罪,但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对相关规定作合目的性改造,将其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企业。

数字司法的法治边界

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现代司法发生了基础上的底层变革,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数字司法创新,演绎出数字司法的时代逻辑,形成了新型的数字司法运行机制,使得司法质效获得了空前提升。然而,数字司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风险,需要在司法能动与司法谦抑、数据业务与数字正义、数字技术与法治人文上进行恰当的“三重”平衡,从而确立数字法治理念,推进司法制度变革,厘定数字正义原则,构建数字正当程序,实现数字司法的形态转型和选代升级,进而绘就数字法治的“中国图景”。

数字检察战略研究——以河北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应用情况为视角

数字检察是检察机关依托大数据、智慧平台、办案模型等科技手段开展的新型法律监督工作模式。针对公益诉讼检察业务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存在线索来源少、调查取证难、数据获取难的实际,通过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工作机制,突出智能应用、协同发展与侦查思维,实现对河北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全面提质增效。通过“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发放类案法律监督模型”运用实例,介绍业务分析、数据获取、智能研判平台建模等相关内容,实现了用大数据进行法律监督,解决了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存在不精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