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导学关系失序的产权分析及制度规制——基于产权理论的视角

导学关系失序是制约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难题,也折射出了研究生教育的内在困境。本研究基于产权理论视角,深入探索导学关系失序的内在机理及规制路径。研究发现,导学关系隐含产权属性,导学双方在清晰且受保护的产权安排中形成的激励是构建高效合作机制的关键。导学关系失序的内在机理为:漠视导学主体的“理性人”身份是导学关系失序的诱因,产权制度缺失引发的利益机制失衡是导学关系失序的表征,产权伦理缺失是导学关系失序的根源。导学关系失序的治理路径为:遵循理性选择原则,把握导学关系的产权意蕴;明晰和保护产权,保障产权主体利益均衡;产权伦理规制法治化,尊重和维护产权主体正当权利。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指定管辖研究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指定管辖在实践中出现了常态化运用现象,尽管提升了打击职务犯罪的效能,但也导致制度成本上升、监刑管辖衔接不畅、权利保障隐忧等问题。如何看待和应对此现象,存在审判管辖统一说与维持现状说的认识分歧。为破解由此出现的监刑管辖冲突问题,学界提出了特殊审判管辖说、异地法官当地审说等方案,实务部门则主要采取了指定下级调查、就地同级诉审模式或者指定下级调查、回转本地诉审模式。这些方案或做法尽管各有其理据和意义,但也均存在理论困局或现实难题。基于价值权衡的考量,在职务犯罪监察指定管辖制度建设方面,应当限制监察指定管辖的适用条件,纳入案件性质、情节轻重和影响大小的考量因素,严格跨地区指定管辖的适用;完善监察指定管辖程序,赋予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对监察调查指定管辖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建构“一般回转当地诉审,例外时原地诉审”的监刑管辖衔接模式,强化衔接顺畅性。

监察委员会调查公民通信的合宪性证立

基于《监察法》与《宪法》之间法体系的融贯与衔接,监察委员会在行使常规性调查和采取技术调查措施时影响公民通信权的规定,需要进行合宪性证成。《宪法》第40条第2句的公民通信权规定没有在限制理由和限制主体中明确列明“因反腐败调查取证的需要”和“监察机关”,但不能据此认为《监察法》有合宪性疑虑。《宪法》第40条形成了保障性条款与限制性条款的双层规范结构,以及对公民通信权限制的三重限制体系。据此,监察机关调查公民通信的行为,可具体分解为影响公民非通信内容、通信内容、全部中断通信自由等情况,应纳入第1句的一般法律保留、第2句内的特别法律保留,以及第2句外的宪法续造,并结合比例原则完成合宪性证立。宪法内在包含由其他机关协助监察委员会调查通信的意涵,实践中应注意发挥协助机制的监督与执行功能。

监检衔接中的实践冲突与规则重构

独立监察程序的立法构建使得监察调查具有了区别于刑事诉讼的特殊属性。此属性差异导致了监检衔接的实践障碍,主要表现于管辖、证据以及人身状态与权利方面。同样因为属性差异,《刑事诉讼法》中相对成熟和完善的侦、诉衔接机制难以直接适用,此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职务犯罪追诉的顺利进行。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规则的重构,具体应在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下,借鉴《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设计,同时兼顾当前改革背景下国家对腐败治理效能的需求。

论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监督权的改革

近年来,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潜含着强化监督权的价值取向,其目标可概括为让“监事更像监事”。然而,公司监事基于信息匮乏、监督方式消极等原因尚难以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监督者应有之效用,其显著表现在监事对公司经营决策过程参与不足。虽然我国公司法第54条规定了监事有权列席董事会会议行使监督权,但此监督权因主动行使和被动救济制度均存在不足,导致监事沦为“董事会会议旁听者”而非“经营决策参与者”。完善列席监事监督职权,将有助于解决监督者信息匮乏困境和推动监督方式嬗变,并打破召开临时股东会作为监督权受阻唯一救济途径的局面。列席监督权完善路径包括列席权利之职权属性厘清、质询建议权可操作性优化、重大不当经营决策阻止权等方面,并对怠于履行职责的监事苛加不真正连带赔偿责任,促成“让监事更能监事”的局面。

论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在监察赔偿中的适用

在监察赔偿制度尚处于探索建立阶段,相关法律条文语意模糊、存在争议的背景下,应当通过确立有利于受害人原则解释监察赔偿的相关规定,破解监察赔偿制度存在的解释难题。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可适用于持续性侵权的认定、赔偿义务机关的确立,以及政务处分损害救济等场域。监察留置及扣押措施应当被认定为持续性侵权;批准行为的上一级机关、派出监察机关及提出职务协助的监察机关应当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政务处分造成损害的,在一定条件下属于监察赔偿范围。有利于受害人原则的适用必须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的前提下。

机构投资者是更积极的监督者吗:来自创业板的证据

基于新兴市场的制度背景,以2009年~2012年在创业板上市的新创企业为样本,综合分析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行为的监督效应。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新创企业研发行为的增量显著正相关,但异质机构所发挥的监督作用不一;对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后发现,在与被投资企业仅存在投资关系时,监督作用明显;在存在着业务依赖的商业关系时,监督作用并不显著。另外,在当前制度环境下,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越集中,机构投资者的监督收益越能弥补监督成本,监督作用也越明显;而政府干预企业的程度越大,控制人与政府关系越密切,机构投资者行使话语权的监督效用反而越弱。这些结论为机构投资的监督作用受到制度环境影响假说提供了充分证据。

论中国集体林产权流转监管制度的完善

在分析中国集体林产权流转现状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的资产评估体系不完善、交易不规范、登记发证存在缺陷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从规范林权变动审核制度、健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体系、完善林权流转合同制度和改革森林资源档案管理4个方面来加强集体林产权流转监管,以保护森林资源产权主体合法权益。

放宽准入 完善机制 加强监管——2017年中国油气政策综述

2017年,中国政府积极出台实施油气政策举措,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推进矿业权竞争出让;推动天然气价格改革,在天然气管输领域推出天然气长输管道企业成本监审,成本核减16%,管输费下降15%;有序放开原油进口,增加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同时加强监管,阶段性停止审批进口原油使用权;环保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出路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置初衷是监督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于监察委员会以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对象已经不存在。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专业性、秘密性、高效性等特征,综观世界各国立法,没有通过外行人以参与具体程序的方式对该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的先例。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民众参与检察的制度与实践,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回归其应有功能,即只对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进行监督,防止检察机关不当起诉或不当不起诉。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对监察委员会侦查行为的监督需要通过检察监督和司法审查来实现。

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如何对检察官做到“放权不放任”?

中央政法队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要求健全司法责任体系,这是加强监督管理的重要措施。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出现了办案质量下降、权力失控、监管不力、“放权”不到位、追责难落实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应加强部门负责人的监督管理职能:一是通过权力清单对分管检察长、部门负责人和办案检察官的权利进行科学配置;二是赋予分管检察长、部门负责人对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不捕、不诉、抗诉等案件的审核权,充分发挥检察官联席会议的功能,优化统一业务应用系统(2.0版),强化司法责任追究;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对口业务条线的指导。同时,注意平衡员额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与检察长、部门负责人监督管理权之间的平衡。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法规制定权研究

国家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法规”制定权是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国家监察委员会不享有制定职权性监察法规的权力,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依据,且获得《立法法》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不能创设公民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不能制定涉及法律绝对保留事项的内容;“监察法规”制定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既不能逾越立法边界,也不能超越司法界限。

未成年人监护:一个应由公权监督的法律问题

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纳入公权监督,不仅是我国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外在要求,而且是弥补监护缺位,社会监督失灵,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本体需求,既要私权自治又要适当国家干预,符合公权监督私权的法理要求。因此,应当设置检察官走访制、出具报告制、诉讼辅助人和设立强制举报制度等一系列监督法律制度,做到事前预防和事后法律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明确责任主体,多层次、多角度地构建未成年人人权保障监督机制。

论宪法在我国民事案件中的适用——以新闻侵权案件为例

我国的新闻侵权案件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为表达自由与名誉权或隐私权的冲突;另一类则为表达自由与公共权力的冲突。从法律关系的性质看,体现表达自由与公共权力冲突的新闻侵权案件,不是民事案件,而是宪法案件;纠纷双方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宪法关系。公民或媒体享有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而接受这种监督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宪法义务。所以,对这类案件中侵权行为的认定,不应当适用民法的归责原则,而应当适用宪法的归责标准。

监督与制约: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困境及其改进

随着司法体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面临着权力制约和监督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作为控权制度的两种基本方式,制约与监督在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上具有不同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和作用效果。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虽赋予了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锋利"牙齿",但在"一府一委两院"的权力结构中,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法律监督与权力制约的双重困境。为进一步巩固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实现,在处理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权力关系上需进一步调整思路,从权力制约和监督两个方面改进调查核实权行使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衔接协调机制探索——兼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监察委员会整合了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转隶了检察机关的反腐职能,并对涉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后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监察体制改革应当厘清其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在诉讼中的关系。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明确监察委员会在办理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权力界限、权力制约等问题,确立律师在监察委员会查办涉嫌反腐案件的介入机制,确保监察委员会在特殊调查程序中能够尊重和保障人权并体现"依法反腐"的制度价值。

监察案件中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及其完善路径

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对监察权及其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进行双项审视。监察权主导下的监察实践运行不能单一化地主张权力而否定权利,监察法治与监察全覆盖的推进都要在权力与权利的二元轨道上合理兼顾彼此。监察法的诸多条款包含了对被调查人权利保障的内容,但是零散化的规定与权力依附性的特征决定了这些条款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现实困难。因而,应当从价值理念与法律规范的完善上进行细化构建,从而真正有益助推被调查人权利保障的客观实现,促进权力行使与权利保障之间的相得益彰。

留置概念及性质研究

留置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法治反腐进程中的重要成果。留置概念是留置制度大厦的基石,把握留置性质是界定留置概念的前提。政治机关是监察机关的本质属性。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权与刑事侦查权具有表象上的相似性,实质上的差异性。监察委员会行使的是独立的监察权,留置的性质是监察强制措施。留置是监察机关为保障调查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法限制或剥夺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监察强制措施。留置具有强制性、人身自由限制性和保障性三个特征。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权性质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200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产权性质差异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能显著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且这一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受公司盈利能力、董事会规模及代理成本的影响,表现为盈利能力越好、董事会规模越大或代理成本越高的公司,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越容易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作用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以通过提高审计费用的渠道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