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act of US Financial Sanctions on the Dollar's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2022,the United States stepped up its sanctions on Russia.Most notably,it restricted the flow of the Russian Central Bank's foreign exchange(forex)assets,using financial administrative power as a source of strategic leverage.This move should have reduced the appeal of US dollar assets but in reality has not accelerated as expected the decline of the greenback as a store of value.The US dollar's share of global forex reserves increased instead of decreased during 2022 and 2023.Despite the rise of economic costs caused by tightened US financial sanctions,countries that recognize the geopolitical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further accepted the dollar's international status;their continued willingness to live with the dollar's“security premium”has given a fillip to the US dollar in the short term,boosting its appeal as a reserve currency.Meanwhile,de-dollarization of forex reserves has yet to reach a sufficient scale,thus falling short of significantly challenging the dollar's reign.From a longer-term perspective,as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nditions shift,countries that accept the dollar's international role or seek de-dollarization may change their choices.As a result,four possible scenarios may arise:(i)the preeminence of the US dollar remains unthreatened;(ii)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plits into blocs;(iii)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fragments;and(iv)the dollar loses its throne.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last scenario is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域外管辖论纲

近年来,域外管辖和域外适用问题成为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议题,但学界对于域外管辖及有关概念尚存争议,实务界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呈现出不同理解。从本质上说,域外管辖权属于国家管辖权范畴,是国家的固有权利。域外管辖指的是国家在本国领土范围内针对境外的人、物或行为确立和行使管辖权,域外管辖包括域外适用,但不等于长臂管辖,也不能等同于经济制裁。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是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现象,国家往往会在属地管辖权的基础上,依托相关连接点扩张域外管辖权,但这种扩张需要符合“真实合理联系”要求,否则便涉嫌违反国际法,损害国际社会正常秩序。

美国实体清单制度对我国实体影响及应对策略--基于中兴、华为、联邦快递案的实证研究

美国基于技术霸权,利用实体清单制度等单边制裁手段对我国经济、科技等领域进行干涉,削弱中国的技术竞争力,触及中国安全。我国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积极应对美国制裁,维护国家安全。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大国博弈下,面临执行实体清单禁令和受到中国反制裁立法体系处罚的两难困境。基于此,我国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上,引入严苛的反制裁实体要件体系,并在逻辑上确立反制裁法律制度适用的平衡机制。我国在反制裁法律体系优化中应综合考虑行政救济机制的具体规则、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工作机制的程序性规范等因素,从而助力中国实体通过相关救济制度走出困境。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适用研究

追偿诉讼是一国阻断法的私人实施路径,其主要功能在于阻却外国法律及相关判决的域外适用,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性质、目的和功能上判断,该条规定属于阻断性质的追偿诉讼条款。在借鉴域外阻断立法追偿诉讼条款适用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在谦抑性原则的理念下对《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我国公民、组织”“任何组织和个人”“歧视性限制措施”等用语进行谨慎的界定,同时应积极制定后续实施细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保障条款,以明确第十二条追偿诉讼条款的请求权基础、管辖权依据、判决的执行途径等适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保障《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真正实施。

美国芯片立法的最新动向与中国对策

美国芯片制裁策略将阻碍中国芯片产业发展。《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对美国芯片企业在域外的投资与合作行为作出限制,将中国排除在合作范围之外,加剧了中国芯片产业链断链风险,同时扰乱了全球芯片产业链的布局。文章分析了美国在芯片领域相关立法的演进路径与发展趋势,探究芯片制裁对我国可能存在的影响,从国际、国内双重层面寻求应对策略,以期促进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

俄乌冲突下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及其应对:实施路径与阶段性效果评估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能源行业始终是西方精准打击的重点目标。西方力图通过全方位能源制裁,在减少俄用于支持战争的能源出口收入的同时,挤压其在欧洲能源市场的空间,实现化石能源供应“去俄化”。为应对西方制裁,俄开始在“向东看”战略的框架下加快开拓亚洲市场。从制裁及其应对效果看,西方未能实现最重要的预期目标——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俄罗斯亦功败输赢兼备,在石油行业,俄基本实现了石油出口市场从欧洲到亚洲的战略转向。但在天然气行业,用亚洲市场取代欧洲市场的目标还远未达成。欧洲在寻求替代油气资源、快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同时,也付出了溢价购气和经济衰退的昂贵代价。俄乌冲突已使国际能源市场发生重大调整,俄石油出口转向东方是最近30年来世界石油市场最大规模的贸易流转向,全球能源市场供求关系、运输通道、竞争格局和能源结构将进入深度调整期。

俄乌冲突下的能源安全及我国的应对

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实施的严厉制裁将严重影响全球能源安全。俄乌冲突对欧洲地区能源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能源供应链出现较大程度的断裂,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遇阻两方面。美国虽然已实现了能源独立,但由于与全球能源市场的高度一体化,亦使其深陷能源危机的漩涡,加速了美元地位的下降。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使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下降,传统能源生产和出口受到重创。为有效应对能源安全问题,欧洲地区正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并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美国一方面积极抢占欧洲能源市场,另一方面缓慢补充石油战略储备;而俄罗斯积极寻求能源出口转向,加速能源经济技术转型。我国应在顶层设计上抓紧审议通过《能源法》,加大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力度和支出,深度参与全球能源市场,不过度依赖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能源。

对象国国家能力与经济制裁效果

经济制裁效果及其影响因素是制裁研究的中心议题。既有文献对此展开了大量富有意义的探讨,但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忽视对象国的能动性,默认所有对象国具有相同的国家能力。文章借鉴比较政治学、内战和经济增长文献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解释制裁效果差异的新观点一一对象国国家能力影响经济制裁效果。经济制裁的逻辑是发起国给对象国制造经济损失以此迫使后者做出政治让步。不过,经济压力向政治领域的传导转化受到对象国国家能力一一包括强制、汲取与分配、信息及其管控能力的影响。国家能力强者更有能力阻断经济压力传至政治领域,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局面,也就能更好地承受住发起方压力,拒绝做出妥协退让。基于1989~2015年美国经济制裁数据的统计检验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说。文章得出两个启示:一是应完整地理解经济制裁发挥作用的逻辑链条,重视对象国在制裁博奔中的能动性;二是面对不断增多的美西方经济胁迫,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对策在于加速国家能力建设、增强国家能力。

美西方经济制裁何以低效——基于理论机制与现实案例的分析

美西方对外制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水平。原因主要是:(1)制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受国内利益集团掣肘,对目标国难以造成最大经济损害,政治市场内生着减轻制裁效果的机制。(2)通过国际市场,制裁的经济效果会因第三方存在而被稀释。(3)以联盟方式进行制裁,制裁的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摊具有国家非对称性,制裁政策难以得到一致有效执行,达不到预期效果。(4)目标国通过调整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内经济运行可产生对冲制裁影响的机制。因此,美西方针对别国特别是大国进行制裁的效果尤其不理想。面对美西方制裁,中国利用非对称优势进行反制的手段越来越多,通过内循环形成自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强,借助外循环产生的稀释作用越来越大。美西方制裁对中国经济发展短期内会产生干扰、带来不便,但是中国通过理性应对可以形成相对有利的新平衡。

金融制裁是否遏制了主权财富基金对俄投资?——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主权财富基金是一类特殊的国际投资主体,与政府联系紧密,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与战略影响决定了其在金融制裁中更易触发制裁国的关注。本文分析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以及金融制裁遏制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合成控制法量化评估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对俄罗斯吸引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14年以来的金融制裁使俄罗斯年均损失超过36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流量,该规模达到制裁前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年度峰值的84%;而且制裁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以上结果证明,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比较有效地遏制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的投资,从而对俄罗斯构成经济孤立的压力。在当前金融制裁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对俄罗斯投资以及与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投资的行为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应当及早做好预案,防范美西方国家的连带制裁。

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制裁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制裁国意图通过制裁措施改变被制裁国的政策和行为,被制裁国通过反制裁措施抵消制裁的消极影响。制裁和反制裁的效果归根结底有赖于制裁国和被制裁国的国家能力。金融制裁取代贸易制裁等传统制裁正在成为制裁和反制裁的主要场域和工具。金融制裁和反制裁所依赖的国家能力建设具有具体指向和多重面向,存在着复杂性和技术性的特征。理解金融制裁和反制裁场域中的国家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为设计金融反制裁工具和措施提供理论框架。

经济制裁对两岸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经济体价值链关联、经济体生产距离和销售距离,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经济制裁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并基于“台湾地区—内地—美国”三角贸易,考察了美国经济制裁对三角贸易和两岸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结果表明,两岸价值链关联不断深化,经济体在GVC活动中的生产和销售并未出现明显的“近岸”特征;经济制裁对经济体价值链关联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聚焦于三角贸易,美国经济制裁显著降低了美国与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价值链关联,并且促进了两岸价值链融合。最后,文章从创新驱动机制提升两岸价值链关联、以两岸携手嵌入内地内循环应对经济制裁、两岸携手开拓外部市场塑造新型贸易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ISDS语境下“干净之手”原则之再审视——兼论其与经济制裁的互动

“干净之手”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发展历史反映出其规范定位尚不清晰,原因在于包括ISDS在内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对该问题缺乏系统分析与论证。“干净之手”原则在国内法中的发展及运行表明该规则构成一项“一般法律原则”,其本质在于给寻求法律救济之人施加道德要求。然而,ISDS现有实践对该原则的适用及适用后产生的法律效果均存在混乱和偏差,这进一步削减了其与经济制裁互动的现有实践价值。回归国内法理论,会发现各国阻断法规定将可能成为该原则在ISDS中与次级经济制裁互动的中间桥梁。

论闲置水权收储的法律性质

为规范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界定因散见各地方水权规范性文件而缺乏明确边界的闲置水权收储行为的法律性质,将闲置水权收储的特点与常见行政行为,包括行政许可撤回、行政征收、行政处罚与行政协议解除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基于闲置水权收储规范存在缺少信赖利益、补偿条款、负面评价与协议形式的特性,导致闲置水权程序无法归类于现有行政行为体系之中。指出应分别针对财产权社会性义务与行政协议解除的方向进行调整,在减轻其行政限制程度之余,明确闲置水权收储应作为终局手段,在其他催告手段穷尽之后再行实施。

美国对外金融制裁的表现及我国应对——基于俄罗斯、伊朗、朝鲜三国的案例研究

金融制裁属于定向和定位灵活的制裁方式,是经济制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压力外交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年来,美国针对其竞争对手或“敌对国”频繁使用金融制裁手段,以最小化成本实现对制裁对象的精准打击。研究美国金融制裁的方式、效果以及被制裁国的应对举措,对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以美国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金融制裁为案例,围绕制裁特点、反制措施、影响结果三方面展开论述。研究发现,尽管美国对三国金融制裁的范围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烈度不断提高,且已对它们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但美国却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三国在政治立场上对美更趋强硬。有鉴于此,面对美国金融制裁的威胁,我国应综合采取临时性、进攻性、防守性应对策略,稳步增强经济实力,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联合各国构建应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制约机制,来维护自身金融安全。

行政执法视角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设定——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时效的借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法诉讼,有别于民事私益诉讼,然而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在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中仍沿用民事诉讼时效的框架或规定,无助于解决该制度面临的困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解决行政失灵应运而生,应回归到公法制度下考察。本文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之间的制度架构共通,救济手段可相互替代,同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与环保署执法行动间的关系类似。因此,可考察和借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适用行政执法时效的制度规范与实践,通过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的考量,证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行政处罚时效的优越性,并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性和行政处罚时效的规定,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的期间长度、起算点、终止以及延长规则。

“实体清单”制裁对在京科技企业影响研究--基于实地调查研究的启示

随着中美博弈事态演进,美国对华“实体清单”制裁趋势呈现深度化、精准化、扩大化等趋势特点,北京“实体清单”所涉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总数和占比居全国之首,覆盖19个行业,细分362个经营领域。“实体清单”制裁带来重大挑战,这种挑战既涉及应当怎样看待制裁的问题,又涉及应该怎样应对制裁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底线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重新审视“实体清单”制裁对在京科技企业的总体影响、延伸影响和具体影响。要因势应变,“跳出制裁”看制裁,从政策精细化、人才规模化、技术替代化、场景应用化、主体协同化、金融多元化、组织功能化、维权法治化等八个方面突围“实体清单”制裁。

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2023年中俄贸易:特点与问题

2023年,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在此背景下中俄携手并进,共克时艰。2023年中俄经贸合作的特点为:夯实经贸合作基础、货物贸易创历史最高水平、贸易联系更加密切、贸易平衡明显改善、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跨境电商不断创新、对俄贸易省区更加广泛、民营企业成为贸易主体等。与此同时,中俄双方在运输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和医疗服务等领域加强合作,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地方经贸合作更加务实。尽管中俄贸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包括物流运输短板突出、俄方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欧美次级制裁的持续性影响以及双边贸易发展受到制约。展望未来,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全球经济风险上升,中俄双方应加强形势研判与政策沟通,真正落实两国领导人确定的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加大合作力度,推动两国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国家豁免例外研究

我国现行《外国国家豁免法》是否将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纳入国家豁免例外则不甚明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及国外立法实践表明,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符合国家主体归因属性、侵权行为及其主体在法院地国的双重限制原则,以及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侵权客体等三个国家豁免例外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在《外国国家豁免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方面,完善国家豁免例外案件的级别管辖,明确外交部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或意见的程序,建构国家补偿制度,以保障在反外国单边经济制裁司法救济中的我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