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样本数据正态性转换的VaR估测

VaR的发展就在于不断寻求解决风险测度的真实性,是一种克服或降低风险的方法。在揭示Del-ta-Gamma非线性模型计算VaR正态假设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转换函数Delta-Gamma-Johnson转换函数以及基于Delta-Gamma-Cornish-Fisher扩展方法构造的转换函数的梳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股票市场VaR的估值问题。实证结果表明,Delta-Gamma-Johnson转换函数中的SU型转换基本适宜于作为中国股票市场样本数据正态化处理的转换函数,利用SU型转换后的样本数据所计算的VaR值能明显改善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测度水平。

用Johnson分布族来计算非线性VaR

目前 ,最普遍的风险管理方法是 :VaR(ValueatRisk含义是风险中的价值 )风险测量技术 ,而该技术在测量包含有非线性头寸的资产组合回报时 ,因为资产回报分布已不是正态分布 ,因而在求组合回报在一定置信水平下的分位数时 ,遇到了前所末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 ,局部Monte Carlo模拟法被认为是一种较准确的VaR测量方法 ,但由于其计算的时间长、计算量大、且无法解决伪随机数的集聚性问题等本身缺陷 ,在实际中也不常用 ,针对这一情况 ,RiskMetrics技术小组于 1996年就提出以Johnson分布来将回报转换为标准正态分布 ,但参数估计除对数正态外不存在解析形式 ,且需要解一个非线性方程组。而本文采用分位点估计法来估计参数 ,不但不必要解非线性方程组 ,计算量上大大减少 ,而且JamesF .Slifker等人已经证明分位点估计比矩估计拟合得更好 ,所以本文把它用于VaR计算 ,并与局部Monte Carlo模拟法进行了比较。

中央企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基于景气合成指数和M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景气合成指数方法构建了中央企业与宏观经济的一致合成指数,在分析中央企业与宏观经济波动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央企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结论认为,总体而言,除中央企业改革年份之外,中央企业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具有一致性。中央企业与宏观经济的线性和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中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央企业对宏观经济具有先增强后减弱的正向冲击效应。通过"全产业链"循环和协同发展机制,中央企业对其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对宏观经济的促进。

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为了探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该研究采用了CRITIC法和因子分析法,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和宏观经济韧性水平指数。通过MS-VAR模型探讨了不同区制状态下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存在时变影响,短期内对宏观经济造成负向冲击,但长期来看反而会提高经济韧性。研究结果还表明,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实时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有序处置突出风险,有助于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通过将经济韧性作为宏观经济抵御风险和冲击的评价指标,为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宏观经济抵御风险、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导。

碳金融市场集成风险测度的新方法

文章选取核证减排量期货价格和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价格作为样本数据,基于非线性期望理论构建GE-Copula-VaR/CVaR模型,研究了碳金融市场各风险因子的不确定性与非线性相依性特征,并对碳金融市场集成风险进行动态测度。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的风险指标VaR与CVaR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巴黎协定》签署前的样本各风险因子波动存在更强的不确定性,碳金融市场风险较大;GE-Copula-CVaR模型在99%的置信水平下能通过Kupiec有效性检验,其准确性显著高于先进的非参数Copula-CVaR风险测度模型。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全面分析与科学把握我国税收政策方向与节奏不仅事关政府宏观调控与驾驭经济能力的提升,更是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文章首先基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税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采用MS-VAR模型与利用中国季度数据,从总量与结构双重视角实证考察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一是当处于区制1时,无论是税收的总量抑或结构效应,均表现出非凯恩斯主义特征,但并不显著;二是当位于区制2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总量影响表现为凯恩斯效应,而商品税与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商品税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所得税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另外无论是税收的总量效应抑或结构效应,在继续维持各自区制内的稳定性方面表现都非常强,从一个区制向另一个区制发生转换的概率非常小。文章研究结论对于创新政府宏观调控方式与增强税收政策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与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恒久不变吗——改革开放以来的路径演化分析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以及GDP年度数据,运用非线性MS(M)-VAR(p)模型,对我国教育投入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进行测度。结果表明:(1)教育投入增长率在较低水平时波动性较小、持续性较大,在较高水平时波动性较大、持续性较小。(2)宏观经济处于"低速"或"快速增长"态势时波动性较大,持续性较小;处于"中速增长"阶段时,波动性较小、持续性较大。(3)前期的GDP增长率对当期的教育投入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前期的教育投入增长率对当期的GDP增长率具有负向影响。(4)"教育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或"中速增长区制"时,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教育投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负相关;处于"快速增长区制"时,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教育投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正相关。

基于小波神经网络的非线性误差校正模型及其预测

针对非线性系统的预测问题,在线性和非线性协整理论涵义的基础上,提出利用小波神经网络进行非线性协整系统的非线性误差校正模型的研究,并给出该模型的建模方法.对沪深股市进行实证研究,与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比较.研究证明,小波神经网络所建立的非线性误差校正模型有较好的预测效果,能够有效地预测非线性经济系统.

货币政策影响居民住房投资参与的非线性特征分析

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4—2015年《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包含市场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央行货币净回笼额、实际M2货币增速与居民住房投资参与变量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自回归模型,检验货币政策对居民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货币政策对居民住房参与具有显著差异,货币政策对住房投资参与的影响强度和持续时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在居民住房参与膨胀时,法定存款准备金表现正向冲击,而央行货币净回笼额、实际M2货币增速表现负向冲击,但其对房产参与低迷时期作用刚好相反,且具有更强的效应。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替代或互补——基于非线性有效消费函数的实证

以非线性有效消费函数为基础，笔者构造了一个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78年-2004年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但在长期内，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替代关系，即政府支出挤占居民消费支出。因此，在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支出增加居民消费以提高社会总需求；但在长期经济均衡时，政府不宜采用支出政策来实现长期经济目标。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基于非线性有效消费函数的经验分析

以非线性有效消费函数为基础,构造了一个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78-2004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分析等计量经济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在长期内,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替代关系。

开放与中国经济波动动态特征分析

通过构建SV-TVP-VAR模型从贸易开放、技术引进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三个方面研究开放与中国经济波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三个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都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具体而言:在贸易开放度较低时,贸易开放能够降低经济波动,但在贸易开放度较高的时期,贸易开放反而加剧了经济波动;在技术引进的前期,技术引进能够有效平抑经济波动,但到了后期,技术引进降低经济波动的作用开始减弱,甚至有可能成为波动的冲击来源;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大多数时期都会加剧经济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之一。另外,研究还发现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这三个因素都成为了中国经济波动的冲击来源。

欧元区超低利率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非线性特征——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欧元区1999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欧元区不同利率周期状态下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具有非线性特征。模型客观定位区制转换时点为超低利率政策的实施时点,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区制下,欧元区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即当利率处于常规期,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产出和价格效应比利率处于超低期时更为显著。这意味着超低利率时期信贷渠道发生阻滞,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率较常规利率时期明显降低。

TCR—TSC型SVC的非仿射非线性控制器设计

对由晶闸管控制电抗器 (TCR)型装置与多个晶闸管开关电容器 (TSC)型装置组成的静止无功补偿系统 (SVC)建立了一个新的非仿射非线性模型。该模型以晶闸管的触发角为控制量。根据非线性控制的逆系统方法 ,设计了相应的非线性反馈线性化和极点配置的组合控制器。在控制器的设计中利用插值法导出了一个超越方程解函数的具有较高精度的近似计算公式。仿真结果表明了该设计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基于遗传算法的SVC非线性控制器参数优化

对于含静止无功补偿器的单机无穷大系统建立了三阶仿射非线性模型,设计了基于非线性反馈线性化和线性二次型最优控制规律的控制器,并在此基础上用MATLAB编写的进化算法程序优化了控制器参数,最后进行了仿真结果的比较。

Granger因果分析模型研究进展

由于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不具有有限方差,所以高斯—马尔科夫定理不再成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参数估计不再是一致的,出现伪回归的现象,从而导致错误的因果关系。同时由于时间序列的非线性,常规的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难以正确描述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G ranger因果分析模型研究进展情况,可见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GRAPES区域扰动预报模式动力框架设计及检验

设计了适用于四维变分同化系统的扰动预报模式GRAPES_PF。根据GRAPES的地形追随坐标非静力原始方程组,采用小扰动分离方法推导微分形式的线性扰动预报方程组,并利用与GRAPES非线性模式相似的数值求解方案求解线性扰动微分方程组。在设计扰动预报模式时采用了两个时间层半隐式半拉格朗日方案对动量方程、热力学方程、水汽方程和连续方程进行时间差分,空间差分方案的变量分布水平方向采用Arakawa C跳点网格,垂直方向采用Charney/Phillips跳层。利用代数消元法进一步推导得到只包含未来时刻扰动Exner气压的亥姆霍兹方程,进而通过广义共轭余差法(GCR)求解,在此基础上得到未来时刻扰动量的预报值。基于所开发的扰动模式开展了数值试验。首先在非线性模式中施加一个中尺度初始扰动高压,得到初始扰动在非线性模式中的后续演变,然后将相同的初始扰动作为扰动模式的初值进行时间积分,将扰动模式预报的结果与非线性模式的结果做了对比。结果表明,所开发的扰动模式GRAPES_PF较好地模拟了惯性重力内波的传播过程:初始高压扰动激发了一个迅速向外传播的惯性重力内波,在气压场向风场适应的过程中,水平风场、垂直运动、位温和湿度等变量均出现了扰动增量,与非线性模式得到的结果相当接近。GRAPES_PF作为GRAPES非线性模式的合理线性模式为建立基于线性扰动预报的区域四维变分同化系统奠定了科学基础。

湖南省商品市场周期波动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商品市场运行与宏观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商品市场波动可以视为经济波动在流通领域的一种反映,同样也会呈现类似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本文基于三区制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模型),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商品市场周期波动划分为"低速增长区制"、"适速增长区制"以及"高速增长区制",以识别其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商品市场周期波动在不同区制间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处于适速增长期和高速增长期的频率相比于低速增长期要高,平均持续时间更长。1995年以来,湖南省商品市场周期没有出现在低速增长区制内,集中在适速增长和高速增长两个区制内转换。与湖南省经济周期波动相比,商品市场周期波动更为频繁,湖南省经济周期波动是商品市场周期波动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最后提出促进湖南省商品市场平稳运行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的非对称效应

量化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的非对称效应对于促进一国经济政策的合理制定和经济活动的平稳运行具有指导意义。基于1985—2019年19个样本国家的月度数据,运用非线性VAR模型,从国际层面实证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同规模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对产出增长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国内产出增长都具有直接影响,同时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他样本国家的产出增长亦存在溢出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是否具有非对称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自身变化幅度有关;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幅度较小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各国产出增长的影响基本未出现非对称特征,但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幅度的增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大部分国家产出增长产生了非对称效应。

多机系统中励磁与SVC的协调控制

主要研究基于结构保持模型的多机电力系统的暂态稳定性。将连接与阻尼分配?无源控制方法进行从常微分方程到微分代数方程的拓展,求解一类仿射非线性微分代数系统的调节问题。并用所提方法设计多机系统中的发电机励磁与静止无功补偿器的协调控制器,不再拘泥于单机系统的协调控制研究。该方法充分利用整个系统的物理结构,通过引入电气与机械动态之间的耦合项进行能量整形,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保证闭环系统的渐近稳定性。仿真结果说明了协调控制器在阻尼振荡和增强电压稳定性上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