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释八二宪法中的受教育条款——一个历史分析

针对受教育条款的既有解释欠缺历史维度,未能实质性贯彻八二宪法是对五四宪法的继承性发展这一共识。只有在参考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予以联动解释,才能发现八二宪法受教育条款的真正意涵。回顾历史可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受五四宪法过渡性与权利保障现实性的影响,受教育义务没有入宪。当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落实促使人们侧重受教育权的积极面向,认为公民受教育权只能且必须依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新中国方能实现。改革开放后,为展现国家复兴姿态,受教育义务得以入宪。这种规范变动以及当下的社会变迁共同引发受教育权积极面向的淡化及其消极面向的回归。于是,人们不再下意识地认为受教育权的实现必得依赖国家,而是将国家供应的义务教育视为一种满足基本需求的“底线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转而寻求实现更高质量教育的多样化途径。

我国“体育权”概念设计之问题及其规范体系之建构——以各国宪法体育权规范作参照

从“体育权”英译“sports rights”可以看出我国体育学界设计的体育权概念存在权利范围过于庞大的问题。各国宪法体育权条款的英文表达式大致呈现出四种类型,其中三种有国际法渊源,体现出体育接近权、体育实践权和完整意义上的体育权三种权利理念。以此为基础,根据人们对“体育权”需要的大致流程以及每步流程在权利主体、权利性质、权利关注点及其价值取向上的各自不同,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以“体育实践权”为理念核心的中国体育权规范体系。

如何从宪法文本中获取宪法规范?

宪法论证是以证成宪法判断为目的进行的论证工作,宪法规范是作出宪法判断的规范前提,但宪法文本与宪法规范并不等同,研究如何从宪法文本中获取宪法规范对宪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以规范设定的法律地位为标准,可将规范分为两组、八种规范类型,该规范分类有助于解释者从宪法文本中获取宪法规范。基本权利条款以连锁规范的形式发挥规范作用,防御功能解释表现为“国家义务规范+国家无权规范”的规范结构,保护功能解释表现为“国家义务规范+国家义务规范”的规范结构。国家机关的地位条款应被解释为施加职权分工义务的规范。授权规范长期被公法学界忽视,其内容是,认定主体作出的特定行为将造成一定规范性变动。我国宪法中规定“权力”“职权”“权”的条款并不当然表达授予职权的意义;需要区分国家机构的许可职权与权能职权。文献对国家目标条款存在不同解读,解读的差异表现为,将相同的条款解释为不同主体、不同法律地位或不同行为的规范。

“五四宪法”中行政权塑造的权利视角

在国家建构的整体目标下,“五四宪法”通过“机关样态”的方式塑造了行政权,而公民基本权利与行政权的对应关系则为理解后者的一条“暗线”,借助分析法学的基本范畴,“五四宪法”中行政权呈现出了“义务”“无权利”“权力”“无权力”“特权”等多种样态。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需要,本应主要表现为“义务”的行政权更多以“权力”性质的裁量权存在,这一情形在过渡时期是合理且必要的。有鉴于此,在“八二宪法”框架之下应为工具性的行政权注入更多的权利保障价值,通过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等宪法实施监督机制以及裁量基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应诉等执法监督制度推进行政权的运行完善。

个人数据权保护宪法分析:国际比较与中国进路

数字时代社会转型带来严峻挑战,社会共同体成员以不可直观的数据形式存在于网络空间。纵观世界各国相关法律实践,数据泄露事件屡见报端。科技异化叠加公权力的滥用侵蚀现代立宪精神,减损公民基本权利。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关系中,信息自由和私权保护的博弈既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关系的基本矛盾,也是各国宪法保护实践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各国不断深化个人信息重要性认识的同时,以欧陆国家与美国为代表的科技先发国家,展示出不一样的立法抉择与价值判断,分别形成了“信息自由”和“私权至上”两种不同的模式。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基本权利率先在德国登场,随后在欧陆国家宪法理论中得到长足发展。与之对应,美国通过系列宪法判例探究个人数据的宪法定位,Carpenter v.United States(2018)案将个人数据纳入宪法隐私权客体。这在反映不同法律文化的同时,也体现出不同国家对宪法审查运用的强调,以此平衡个人信息的个体性与公共性。被称为我国数据领域“基本法”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自出台便备受关注。全面认识个人数据权这一新兴基本权利的各国实践,需要基于比较法的范式,在基本权利原理指引下,开展学理继受与实践演变的脉络性考察。

“地摊经济”的宪法原理阐释及证成——以公民生存权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我国公民遭遇困境,众多公民因失业而面临生存难题,此即国家保护公民生存权之缘由。“地摊经济”作为我国保民生、稳经济、促就业的一种经济形式,落入非公有制经济保护范畴,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摆地摊”符合公民生存权的构成要件,通过宪法解释可以发现我国宪法中规定了生存权的具体内容,“摆地摊”落入公民生存权的保障范围。当公民生存权转化为一项具体的请求权时,便形成国家保护义务之基础。当前我国“地摊经济”存在法律断层现象,应在统一的法律指引下,先确认“地摊经济”的合法地位,再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地摊经济”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最后由各地政府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细化,切实履行“地摊经济”的国家保护义务。

经营者论:基于经济法规范与原理的分析

根据现行经济法规范的规定,将经营者定位为"经济法上的人"之一是合适的。如要突显经营者的经济法主体属性,必须认识到"经营者"这一范畴具有多重属性。应在考察法律经验意义上的经营者的基础上,用富有经济法标签意义的经济法理念去阐释经营者的概念,从逻辑上推导出应然法上的经营者的内涵,并应着力建构和规整经营者的权利义务结构。

受教育权性质:国际法与中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宪法权利,国家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义务主体,这是国际法有关受教育权立法的基本精神。而我国现行宪法对受教育权性质的规定则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观,其表述存在着语义与逻辑上的固有缺陷,其立法精神也与国际法不符,不利于我国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因而有必要对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基础进行重新审视,以便对现行宪法和法律法规做进一步的修改,使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能够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

民法典中环境权的规范构造——以宪法、民法以及环境法的协同为视角

我国《民法总则》独创性地规定了绿色原则并作为民法上的基本原则。民法中的环境条款以宪法环境条款为依据,具有独特的规范内涵和功能,并蕴含着环境权的要素。这意味着在民法典的其他部分的构造中,应该直接或间接规定环境权。人的尊严及对人的权利的保障是宪法和民法最大的通约性。从人性尊严、法律体系的内在关系及不同法律部门的特殊功能上看,宪法、民法以及环境法中的环境条款应该协同实施。

论我国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及其义务边界

我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确立模式是“权利+义务”模式。言论自由作为宪法的基本权利,不能将其权利属性仅仅归结为政治权利和自由,而把非政治性言论排除在宪法言论自由条款保护之外,否则就会背离了我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条款的意旨与目的。应当把宪法言论自由条款看作是一个统一的、严谨的、不可分割的条款,是所有正当言论都得以保护的条款。《宪法》为第三十五条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设定了义务性限制条款,它们构成了宪法上的言论自由的义务边界。依照宪法,我国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时,必须履行不得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等九类宪法义务,它构成了一切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法源,因此,所有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性义务均可归到宪法上的某类义务边界之中。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研究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在现代法治政府之下政府行政系统的责任越来越突出,“责任政府”概念也成了政治学、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学解释相关问题的基本概念。在责任政府这一现代理论的指导下,行政主体对公民、社会、国家承担义务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行政法治以及行政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之相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基本范畴就成了近年来各国行政法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行政主体应具有推行宪法和法律,接受立法和司法监督,改善社会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使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接轨等宪法义务;具有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利益和保护,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和承担赔偿责任等行政法义务。

企业人权责任的新发展——从2003年《责任准则》草案到2011年《指导原则》

在现代社会,工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于人权的实现和维护产生着重要影响,企业人权责任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2003年《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草案试图直接为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种商业实体规定强制性的人权责任,但因各方之间的分歧最终未能获得通过。经过随后的多年酝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1年6月通过了一份《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以"软法"的形式对工商企业如何尊重人权和预防其活动在人权方面的负面影响作了规定,对于推动企业人权责任国际规范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新时代中国生态宪法学的体系构建

为更好服务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实践,形成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生态法治话语体系,有必要提出生态宪法学的概念。作为一门新的子学科,生态宪法学应确定自己的学科定位与基本范畴。生态宪法学属于部门宪法学,与环境法学、生态法学等形成交叉学科。生态人、生态权利与义务、生态行为以及生态制度构成了生态宪法学的四大基本范畴。当前,生态宪法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宪法和法律保障综合方案,理论意义在于为生态文明法治提供适足的理论体系。

试论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人生不仅有道德权利,而且也有道德义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伦理学中两个重要的范畴。它们各自又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中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

党员义务本位论:党员义务与权利关系的文本解读

党章文本中关于党员及预备党员的义务与权利、开除党员、自行脱党、党员退党、入党介绍人职责的规定等体现着党员义务本位的价值理念,即党员义务一律一样,党员义务是目的、党员权利是手段,可以作出党员应当履行义务的推定,但党员义务本位并不是党员唯义务论等。党员义务本位与公民权利本位之间是相互统一的,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规范基础新论——以宪法第33条为中心

要实现比例原则的司法适用,需首先为其在宪法文本中找到规范基础。比例原则的本质应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对称性",由此提出并论证以中国宪法第33条为比例原则的规范基础。法院可在判决中,通过该条款进行合宪性法律解释,为运用比例原则说明理由。以此为起点,比例原则的司法适用还有待于推动进一步的宪政改革,明确比例原则的司法技术定位,以及案例指导制度、司法解释制度的跟进。

众善之首:健康权析论

健康权是获得一种提供公民享有可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平的均等机会的健康保护体制的权利;政府应承担以确保民众平等获得基本卫生保健为基点的诸项积极义务。各国宪法日益将健康权列为基本人权,并不断明确和完善。健康权具有可诉性,尽管在"逐步实施"方面存在难题。我国应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和促进健康权。

公民宪法义务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公民宪法义务已经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肯定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对公民宪法义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中国宪法学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回答了公民宪法义务是什么、他国宪法义务如何规定后,公民宪法义务与宪法权利、道德、其他部门法义务等概念的关系成为宪法义务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环境法学方法论的问题划分与实践运用——以“环境权入宪”为例

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应避免抽象的争论,从实践出发,提出具可操作性的研究路径,为环境法学研究提供交流与争辩的基础性平台。在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问题属性的明确是最为重要的一环。"环境权入宪"是一个规范选择问题,而非事实判断问题或价值判断问题。我国宪法中应采取何种规范模式,应立基于环境保护及宪法实践的具体情况。

论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及其相互关系

人生不仅有道德权利,而且也有道德义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伦理学中两个重要的范畴。它们各自又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中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