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展与对策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作为高发犯罪之一,具有犯罪组织稳定化、诈骗手段多样化、主犯的隐蔽性与从犯的胁迫性等特征。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然而,目前对于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国家之间的法律不一致、调查取证难度大,追缴资金困难,等等。为了有效遏制跨境电信网络犯罪,应当加强与各国的执法合作,加强边境管理,引导出境人员回流,完善赃款追缴机制,进行全链条打击,实施打击与预防犯罪并重等综合策略。

论当代内蒙古多民族作家的北疆文学空间构建

北疆文学空间的壮阔构建是内蒙古当代文学的突出特征。“北疆”在文学实践中成为作家创作的地理基础和文化资源,多元丰富的北疆文学空间也成为北疆文化的集聚场域和中国故事的地域性表达,多民族作家创作时的认知情感、意义赋予和价值构建的一致性,使北疆文学空间实现了价值聚合和价值共建。北疆文学空间构建体现着内蒙古多民族作家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自觉,并在总体上凸显着当代中国文学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

北宋时期西部边区的民族冲突与社会控制

北宋时期西部边疆地区成为各种矛盾汇集和冲突多发的区域,包括汉族与沿边少数民族的矛盾冲突、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由于西夏等民族政权力量的介入,使各种矛盾冲突交织,加剧了西部边区的复杂局势。为此,宋廷采取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教等多方面的措施互相配合,对西部边区社会进行综合管控,逐渐形成了具有北宋特色的西部边疆控制体系。即不再以军事力量作为唯一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而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突出以经济等和平手段应对民族冲突,从而保障了西部边区社会的基本稳定,为北宋王朝“百年无事”局面的形成贡献了力量。

北疆多民族生态文化融合与共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根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我国先民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价值理念和实践准则。我国北疆各民族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生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游而牧之”的草原畜牧文化、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逐鸟兽而居”的狩猎采集文化、达斡尔族“顺天时,量地利”的农牧渔猎多元文化都有共同的指向,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提供了本土智慧。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以各民族生态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各民族生态文化的交融共生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是北疆各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方略。

清朝北疆地区察哈尔官营牧厂

为满足皇室、军队等的畜力及畜产品需求,清政府在察哈尔水草丰饶之地设有许多官营牧厂,如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太仆寺左翼牧厂、太仆寺右翼牧厂、庆丰司牛羊群牧厂等。为运转如此庞大规模的牧厂,各牧厂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蒙古牧丁,承担牧放和调驯牲畜的工作,且大部分皆征用自察哈尔八旗。清政府利用察哈尔蒙古人谙习游牧之长,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使“内地无养马之烦”。察哈尔官营牧厂作为位于清朝北部边疆的官营牧厂,为清廷皇室提供了大量牲畜,并在清朝历次反侵略、反分裂战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捍卫着清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与发展。

地域性与文学表达--论北疆文学中赵长城文化地理叙事

北疆地区是中国的多民族聚居地,赵长城作为中国北部的标志性地标,在北疆文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塑造了文学作品的风格、情感和文化认同。北疆地区的文学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多样的民族和文化,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互动提供了独特的媒介。地理叙事不仅为文学注入了深厚的地域特色,也将文学作品连接到文化和历史的更广泛背景中。通过探讨地理叙事在北疆文学中的作用,深入理解文学作品如何在其叙事中反映和形塑地域特色、文化认同以及情感体验,从而更好地理解赵长城与北疆文学之间丰富而复杂的关系,为地域性与文学表达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浅析北疆文化外宣翻译困境--以文学翻译为例

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全球化发展不断推进,区域文化外宣翻译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的关键一环。“北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在推进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也是中华文化外宣翻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某种“不可通约性”,使得外宣翻译活动始终存在难点。文学作品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从跨文化传播学科与翻译学科理论视角出发,浅析“北疆文化”外宣翻译过程中文学翻译面临的困境,理清其中的文化差异现象,以期帮助提升文学翻译质量,增强“北疆文化”外宣翻译成效。

“守在四夷”理念在东汉北部边防的运用

东汉建立之初,在其北部边防的治边理念上由前汉的“多事四夷”转为“守在四夷”,这一转变的动因包括东汉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边疆问题的决策体制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压力。东汉政府通过设置职官来监护内附的诸夷、利用夷兵以夷制夷、内徙边民以期实现守在四夷的治边成效。总体来说,在北部边防上实施“守在四夷”的策略是对当时内外环境变化的应对,其实施取得了巩卫北部边防以及减少国家财政支出的效果。

宋代诗歌中的阴山文学景观书写探赜

宋代阴山虽被北方辽夏所控制,但两宋文人笔下仍有对阴山的文学景观书写。从创作书写主体来看,两宋文人主要聚集在江南地带,其以谏官、使节、中书舍人等身份影响着阴山文学景观的构建。阴山画作、边塞风物、阴山历史女性书写主题成为了宋代文人的创作焦点,它们在呈现出壮美旷远的北疆文化景观同时,部分主题被赋予宋人忧国伤时慷慨悲凉的情感内蕴,这种多重情感交织和寄寓,形成了阴山文化特有的传承,也丰富了北疆地域文化内蕴之美。

川南滇北交界处杏仁状玄武岩中的沥青微形貌特征与成因研究

对产出于川南和滇北交界处杏仁状玄武岩中的沥青进行了微形貌特征研究。沥青呈皮壳状、圈层状、杏仁状、致密块状产出于杏仁状玄武岩的晶洞、气孔或裂隙中。沥青的螺旋生长花纹表明沥青是由热液相或气相转变为固相的,沥青中的气孔构造是沥青中的天然气(主要为甲烷)从沥青的气孔逸出的佐证,也表明沥青是成矿热液中的原油受热(>300℃)发生热裂解的产物。沥青的元素组成、H/C比值、反射率以及微区X射线衍射、水晶晶体中的包裹体均一化温度等测试结果表明,川南普格石油热演化与变质程度比滇北昭通石油要高。沥青的碳同位素δ13C在-25‰～-31‰之间变化,表明沥青具生物成因,有机质来自下二叠统的碳酸盐岩。川南普格玄武岩有利于气藏的形成,滇北昭通玄武岩则有利于油藏的形成。

关于中国热带的北界

从农业气候学角度论,热带应是水稻等喜温作物全年都能生长,橡胶等木本作物没有严重寒害的地方,气候指标为年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值>5℃,最冷月平均气温>15℃。我国冬季风太强、太冷,热带位于世界热带的北缘,北界不宜定得太北,以在雷州半岛北端为宜。

明代北边战事与长城军事聚落修筑

在影响明代长城军事聚落修筑的众多因素中,军事战事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运用史料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明代北边军事战争与军事聚落修筑间相互关系,确定两者的相关程度及影响机制,可以更深层次地发掘长城军事聚落的分布规律和规划思想,为解释明代北边军事防御体系的历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

明代北部边防形势的演变与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朱元璋在建立北边防线时对河套问题重视不够 ,朱棣即位后将大宁都司和东胜、兴和撤向内地 ,使明朝防御蒙古族的北边防线出现两大缺口 ,导致宣德年间开平卫撤向内地 ,土木之变后北边险要尽失 ,河套问题遂凸显出来。关于蒙古族各部进入河套的时间 ,诸史记载颇多不同 ,其实蒙古族早在宣德年间即已进入河套 ,正统初年开始扰掠明边 ,到景泰、天顺年间已有比较著名的部落在河套活动 ,成化以后河套成为蒙古族永久的根据地。蒙古族进入河套之后 ,给明朝的北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形成明代中叶延续百余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

略论华北地块北缘显生宙三类不同的造山作用

华北地块北缘显生宙发育 3种不同类型的造山作用。古生代 ,华北地块北缘处于古亚洲洋构造域 ,造山作用属陆缘俯冲 -碰撞型 ,形成以 EW向至 NEE向为主的褶皱、逆冲推覆构造及韧性剪切带等构造类型。造山机制与古亚洲洋板块向南俯冲-碰撞导致近 SN向构造动力的挤压作用密切相关。中生代 ,华北地块北缘处于西滨太平洋构造域 ,造山作用以陆内挤压型为主 ,形成以 NE— NNE向与近 EW向为主的多期不同方向的褶皱、逆冲断裂、推覆构造、韧性剪切带及局部地区的固态塑性流变构造等构造类型 ;造山动力以古太平洋 (或 Izanagi)板块西向俯冲导致 NW—NWW向强烈挤压力为主。新生代 ,华北地块北缘虽仍属西滨太平洋构造域 ,但造山作用以陆内伸展型为主 ,裂谷作用与陆内伸展构造居主导地位 ,褶皱变形微弱 ,张性—张扭性断裂活动显著 ,形成现今盆 -山构造地貌格局 ;造山动力以 NW—NWW向主张应力为主。造山类型的两次重大转换分别发生于早、中三叠世与晚白垩世。

新疆北疆地区红地球葡萄留树保鲜技术

采用葡萄留树保鲜、落地式钢拱双膜农用温棚和热风供暖系统3项配套技术,研究在新疆北疆沿天山北坡带"红地球"葡萄延迟至元旦后采收技术。结果表明:留树保鲜葡萄的果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均显著提高。提出了"红地球"葡萄留树保鲜技术指标,为葡萄延迟栽培提供可资借鉴的技术经验。

辽代北疆地区的开发

辽代北疆地区在城镇建设、农业、牧业上都有长足的进展。城镇建设上,出现了上京、中京等大城市,在草原地区出现了大批头下军州城。在上京、中京地区,不仅农耕范围得以扩大,而且在农作物品种也渐趋多样,农具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北疆的牧业的经营以群牧司官营为主,其畜群都十分庞大,动辄以千计。

江南与江北的互动——绍兴和议后宋廷对北部沿边地区的开发和治理

绍兴十一年(1141)底,宋、金双方签订和议。此前,宋与金、伪齐的战争不断,淮东、淮西、京西、湖北四路经济遭到毁灭式破坏。和议后,此四路成为南宋的沿边地带,宋廷依赖稳定的社会环境,制定减免赋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北方移民和江南居民到淮南四路开垦荒田。与此同时,宋廷在江南等地推行经界法,接着大规模出卖官田,为开发和治理沿边地区提供大量钱物,刺激了江南土豪前往江北垦荒。江南、江北的资源配置合理,南宋北部沿边地区的经济恢复很快,成绩斐然。

明朝中前期宣府镇在北部边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宣府镇是明朝九边重镇之一,素有“九边冲要数宣府”的美誉。从战略地位、军事防御力量、镇军的战斗力、督抚级别及受到的优待、驻军数量、军费开支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宣府镇在明朝中前期北部边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略论避暑山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承德避暑山庄不仅是难得的避暑胜地,而且曾经是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它和"康乾盛世"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清帝兴建避暑山庄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避暑用意,山庄的兴建是清政府联络蒙古各部及巩固北部边防的一项重要措施。蒙古王公未出痘者,除扈从皇帝行围而外,还要在山庄觐见。随着众蒙古的相继来归,觐见者日益增多。山庄的建立使清政府与蒙古各部的联系更加紧密,康乾二帝通过接见、册封、赐宴、赏赉等形式,为自己树立了崇高的政治威信。清帝每年用近半年的时间在口外从事政治、军训活动。避暑山庄是其引见官吏、接见各民族王公贵族、外国使节及处理朝政,举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场所,实际上成为清帝处理民族事务、加强北部边防的政治中心,在建立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北边“群鹤”与泰畤“光景”——汉武帝后元元年故事

汉武帝最后一次出巡,于后元元年(前88)春正月至甘泉,又抵达安定。次月有诏,言"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而"不罗罔",此事可以看作体现当时"北边"生态环境条件的重要史料,而当"郊泰畤"有所需求时对野生鹤群未予捕杀,亦可理解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反映。通过对所谓"以不罗罔,靡所获献",而"荐于泰畤,光景并见"的分析,也可以深化今人对当时社会生态环境意识的认识。而生态环境、礼俗传统与行政理念的关系,也可以因此有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