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传统家具造物及多元文化探析

北方草原传统家具造物根植于特有的游牧文化土壤,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折射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审美偏好与信仰观念,并因展示多元文化融合的演进历程而具研究价值。文章通过实物、图像及文献资料对其进行历史溯源与演化梳理;以其所处的建筑空间与文化场域为视角,解读毡庐场域、府衙场域及寺庙场域所用家具在功能性质、工艺构造及装饰技艺等方面的造物特征;结合北方草原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社会变迁,分析与探讨传统家具造物中多元文化的互动与共存;亦可佐证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传统家具不仅是游牧文化本身影响使然,也是该地区跨地域多元文化交融与跨文化多元信仰共存的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北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传承价值研究

北方游牧民族的弓马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它在社会的发展与民族的融合中体现了重要价值。该文以北方游牧民族的弓马文化为研究对象,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北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起源与演进展开深入挖掘,并剖析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传承价值,有利于拓宽文化根基、巩固文化主体和推进文化建设,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北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传承路径研究提供思考与帮助。

北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弓马文化见证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该文以北方游牧民族的弓马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对北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时代价值进行深入挖掘,并分析其传承的导向,从而提出新的科学发展路径,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研究发现,北方游牧民族的弓马文化在日常生活、军事、民族融合、相关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在传承中需增强北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自觉、认同、自信。建议深挖弓马文化资源,推进弓马文化申遗;以打造北疆文化为抓手,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举办区域性赛事活动,加强弓马文化交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自媒体多元化传播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弓马文化学术研究,进一步使北方游牧民族的弓马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贡献重要力量。

贵金属鲜卑头带扣形制演进研究

特殊形制的贵金属带扣是佩戴者权力和阶级的象征。诸多文献记载中有见“鲜卑郭洛带”或“鲜卑头”,这是一种汉代出现的圆首方形带扣,是扣具在演变发展中产生的一种高等级装饰实用物,笔者称其为鲜卑头带扣,这种形制带扣在汉代北方草原地区开始出现,由贵重材质制造。贵金属鲜卑头带扣已经不仅仅是束腰结扣的作用,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和赏赐者对被赏赐者权力的认可。本文通过梳理比较汉代晚期到两晋时期的重要贵金属鲜卑头带扣形制,结合考古资料对贵金属鲜卑头带扣进行分类研究,探讨其由简易动物纹向复杂龙纹演变的规律。

共有文化符号: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研究

服饰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象征,凝结着民族的智慧、技艺和思想观念。北方游牧民族传统服饰与其生产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及其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是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文化形态。它以非语言符号的形式描述了北方游牧民族“苍天一人间一大地”合而为一的思维方式,展现了游牧民族尊重自然规律、崇尚祥瑞和谐的观念,构筑了北方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符号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价值定位、现实困境与时代进路

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和逻辑分析法,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定位,分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新时代发展进路。研究表明,共同体意识下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定位为文化价值:传承体育文脉,增进民族团结认同;休闲价值:致力健体养心,提升民众健康水平;教育价值:深化体教融合,提升民族综合素养;经济价值:推动产业兴旺,助力民族乡村振兴。现实困境为价值阐释缺乏,多元价值彰显不够;文化生存土壤流失严重,生存空间逐渐萎缩;传承衔接受阻,部分项目濒临失传;产业开发滞后,消费市场动力不足。时代进路:以“生态圈”建设彰显多元价值,以“申遗”保护文化生存土壤,以“校园共同体”促进传承衔接,以“协同增效”推进产业振兴。

陕北民俗中的游牧民族文化元素

陕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也是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接之地,更是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核心区域之一。陕北地区独特的饮食习惯、服饰、生活习性除了受自然环境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之外,也深受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保留了许多少数民族的遗风。陕北的民俗文化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体现了陕北的民族融合历史,同时也说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来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关于匈奴人种问题的几点认识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表明,匈奴人的人种构成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的匈奴人基本延续了较早时期的人种类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南下的牧人在人种类型上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来源上应与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到战国晚期以后,当长城以北强大的匈奴联盟形成的时候,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终加入到了匈奴联盟当中。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熨灸疗法考

熨灸疗法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医学中起源甚早、历史悠久、应用广泛、简便易行、疗效可靠、影响极广的一种治病技术。此种疗术不仅对风湿寒冷引起的疾病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而且对急救伤员、净化环境具有神奇的作用。

内蒙古清水河县阳畔东周墓地发掘简报

阳畔墓地是内蒙古中南部长城沿线地带发现的又一处东周时期游牧文化墓地,该墓地流行洞室墓、殉牲,并出土有青铜带扣、短剑、刀、管状饰、环等。与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有相近之处,洞室墓与长城沿线西段的甘宁地区东周时期的墓葬存在文化、技术和人种上的交流关系。

我国北方草原地区食羊文化及其域外元素中香料的使用

羊肉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肉类食品来源之一。北方草原地区食羊习俗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原、中亚、西亚、南亚等地饮食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食羊文化。形成了用米、面等中原地区传统谷物作糁,以胡萝卜、胡豆、洋葱、菠菜等域外食蔬为副料,以姜、桂、橘皮、胡椒、肉蔻等香料调味的食羊饮食方式。文章以历史时期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食羊文化的域外元素为研究重点,以点带面地探讨中原饮食文化、中西亚饮食文化在北方草原地区的传扬过程与历史,并对北方草原地区如何吸收外部的饮食文化及外部的饮食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饮食习俗的影响作出归纳总结。

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先秦时期我国北方长期生活着一些与华夏民族相异的人类群体 ,一般称为戎狄 ,他们与游牧的匈奴不同。戎狄的社会经济是农牧混合经济。在中国历史上 ,戎狄对发展北方的畜牧业做出过贡献。汉族农业地带、戎狄混合经济地带。

论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与影响

长城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事,是铁器和牛耕被用于农业生产、土地开发能力与土地价值提高的产物。中原历代王朝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主观上是为了防御游牧骑兵的南下,客观上却拉近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距离,强化了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长城的出现促进了长城南北地区的统一,而局部的统一又为全国范围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始终存在着对中原华夏文化的向往与认同,从“以夏变夷”到“华夷一家”再到“满蒙汉一体”,长城南北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长城抗战”与“长城精神”相结合,内化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爱国情怀。长城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不屈精神的象征。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养生文化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养生文化进行了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养生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生活实践和生存需求中不断总结、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养生保健功能的集合体,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笔者认为,民族宗教、自然、地理、气候等因素对养生行为有一定影响;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和外民族的文化荟萃、融合、渗透,逐步形成了具有区域民族特色的游牧民族养生文化,内容涉及宗教行为、饮食与食疗、医药与保健、体育与文娱以及日常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是中华民族养生文化的奇葩。

秦汉北方游牧民族冠帽谈薮

作为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冠帽不仅种类纷繁、形制多样 ,而且构思精巧、技艺高超 ,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同时 ,简单实用、利于戴用的服饰特点又适应于他们流动迁徙的游牧生活和审美情趣 ,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呈现出浓郁的草原气息。

藏北牧区定居点向村落变迁初探——以那曲县达嘎多、宗热格两村为例

藏北牧区过去不存在村落的形态。在经历了新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建构和草场使用权由集体到户的权属继承关系的推进,使原有的定居点出现清晰的行政和草原边界,从外部整合形成村落。当牧民以定居为常态,固定的房屋完全取代帐篷的居住模式后,原有的定居点与村落有了明显区分,同时村落社会的礼仪和公共仪式建构,增强了牧民的"我村"意识,从内部整合形成村落。藏北基层在内外整合下完成了定居点向村落的嬗变。

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畜牧业是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生产部门 ,早期的畜牧业属于放养型 ,依托定居农业而存在 ,游牧业的产生晚于放养型畜牧业 ,并与定居农业完全脱离。导致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 ,并由放养型过渡到游牧型与气候变迁有直接关系。本文以内蒙古朱开沟考古发现为例 ,论证了畜牧业分离以及游牧业产生与环境变迁的对应关系 ,并指出草原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畜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 ,环境变迁推动人们适应环境放弃农业生产 。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调控羊繁殖的技术初探

北方大漠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多风,若按照自然生长周期,羊(绵羊、山羊)的发情期正好在秋季,于春节前后产羔,而此时北方仍然天寒地冻,羊羔很容易被冻死。为了避开冬季产羔,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发明了人工控制生育期繁殖羊的办法,推迟母羊的受孕时间,使羊羔产于春季,从而保证羊羔的成活率。蒙古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毡片等裹公羊之腹,防其与母羊交接,适用于个体家庭小规模饲养;一种是实行牝牡分牧,平时公母羊分群放牧,在固定时间合群交配,适用于大规模饲养。蒙古人的这种技术源自突厥人。“苏武牧羊”的故事反映了匈奴人也掌握了这项技术,苏武就是专门放牧公羊的人。这说明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开始直至蒙古大多已经掌握了这种繁殖羊的技术,只不过此技术是以“隐蔽形式”,似明似暗、无声无息地默默地流传着。这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适应大自然,与大自然斗争而总结出来的经验。

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

在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先秦史》第十三章《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中,柯斯莫的以下基本观点值得肯定:一、从欧亚大陆的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这一大背景来考察中国北方地带的游牧人群出现。二、由于兼营牧羊业和农业的社会群体在中原和游牧区之间充当"缓冲器",所以中国古籍中到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对游牧人的记载。三、中国北方地带是一个众多考古学文化的发生地和多个族团的栖息地。它的游牧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柯斯莫界定的"北方地带"的范围和分期方案有不同的看法,他所臆想的狄人和戎人在北方地带自北向南的大更替、未加具体分析就误判"最早的匈奴式"遗存的做法,以及对战国以前北方地带主体居民为东亚蒙古人种的忽视,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柯斯莫对外贝加尔和蒙古东部地区的独特文化注意不够,而且只谈自西向东的文化影响是有片面性的。

文化认同视阈下北方游牧民族婚姻习俗的变迁——以辽金元为例

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婚姻习俗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与中原农耕文明及其他游牧文化的交融中,其婚姻习俗虽呈现出向中原文化认同的趋势,但这种认同依然保有对本民族婚姻习俗的继承和恢复,并在认同过程中出现变异和冲突。这在为我们描绘10—14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婚姻习俗历史画卷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传统习俗文化,进而推动了北方各民族不断融合并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