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西北边地移民问题探析

东汉政府在西北边郡移民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建武年间由于西北边疆不宁,大规模省并郡县并内徙吏民,借保民之机充实内地;明帝、章帝、和帝时期国力恢复,积极徙民实边同时内徙羌民,补充西北地区及关中地区人口流失;东汉中后期自然灾害频发以及西北局势恶化,朝廷内出现遣返移民的提议并执行。加之羌乱不断,朝廷“弃凉”朝议未果,出现“弃郡内徙”。东汉对西北边郡的移民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动态发展过程,但面对西北地区强大的割据势力、边疆民族冲突等问题,朝廷对西北的控制非常有限并且逐渐减弱甚至无力控制。

影响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变量分析

本文在对当代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进行调查和分析后，认为：接触深浅是民族关系得以展开的客观变量；民族认同是影响民族关系深入发展的主观变量；国家认同则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核心变量。民族关系只有在客观接触与主观认同统一的基础上，以国家认同为核心，才能真正走向平等与和谐。

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对中国西北边疆经略的影响

虽然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研究丝绸之路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影响的作品并不丰富。如今在海上丝绸之路代替陆上丝绸之路将近千年、"一带一路"成为中国西部发展及向西开放的国家战略之时,研究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的影响,不仅对我们今天实施即发展中国西部又向西开放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而且也对解决中国西北边疆存在的某些问题有所借鉴。基于以上两点,本文通过比较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前后的亚欧交通运行及对接实况、中国版图从中原向西推进的变化及中国由对中原的治理转向以绿洲穿越戈壁沙漠为特征的西北边疆治理后采取的治理策略等方面,对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如下:丝绸之路能够在西汉贯通,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向西开放发展的战略得以实现;中国西北边疆得以拓展和中国版图得以扩大;中国传统治理边疆策略逐渐形成。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西北版图基本随丝绸之路的贯通而奠定。

论“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形成和演变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出现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相伴而生 ,是外国侵略者与国内反动势力狼狈为奸、相互作用的结果 ,是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主义以强权政治为基本原则推行对华边疆政策的产物。“东突厥斯坦”这一被涂上政治色彩的“地缘学”概念更为其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这股势力以奉行分裂主义为主旨 ,且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 ,围绕不同历史阶段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层变化时起时伏 ,并朝外向发展 ,成为破坏祖国西北边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危险。

简论北宋对西北缘边吐蕃熟户的政策

北宋时期,在政府大力招诱政策的影响下,西北缘边诸多吐蕃部落相继内属而成为熟户。吐蕃内属后,宋蕃民族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北宋政府根据边情和统治的需要,对缘边吐蕃熟户实行了许多绥怀优抚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封爵、给田免租、通贸易和恤刑等四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关系研究

《汉书·西域传》将西域分为狭义西域和广义西域,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西域。整个西汉时期,国家战略重点在于防御北方匈奴的进攻,同时也为了抵御匈奴对西北边疆的控制。汉代西北边疆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态势,就由汉王朝与匈奴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及西北边疆民族为了自己的基本利益,左右于汉王朝和匈奴之间的三方博弈关系构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汉王朝与乌孙、车师、鄯善(楼兰)、渠犁等民族的关系较为友好且紧密。王莽新朝建立之后,其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匈奴势力再次进入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使西北边疆的民族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论晚清西北边疆危机与清廷对策

19世纪6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染指、干涉,加剧了西北边疆的混乱与纷争,民族分裂势力引发的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并扩散。清政府坚持军事平叛与外交谈判、经济开发三者相辅相成的对策,并以新疆建省,以巡抚制取代军府制,有效化解了危机,确保了在晚清70余年时间内,西北边疆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清初以来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大一统"思想影响深刻,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产生强烈的内聚力,而边疆的动乱违背了各民族的共同意愿,损害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必然会遭到大多数民众的排斥与唾弃。

明代川西北的卫所、边政与边地社会

卫所是明代在川西北统治体系的重要军事依托。在以安抚为主的治边政策影响和文官系统层层监管下,卫所成为明代川西北边政的主要执行机构之一。除肩负军事防御职责外,卫所同时兼管与藏羌事务相关的具体行政职权,无形中拓展、加深了卫所与川西北边地社会之间的接触广度和深度。更为重要的是,为解决卫所粮饷等物资供给问题,明代官方举措和卫所戍军自发性的谋生活动,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川西北戍军与藏羌民族之间的族际互动。

北宋后期的西北经济开发与边疆安全——以王韶的西北经济开发为中心

为了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皇权统治,北宋政府采取了许多经略措施来维护西北的边疆安全。其中北宋后期王韶等人的经济开发成效显著。他们实行屯田、营田等土地开发方式,在西北地区引入内地先进的水利技术和稻田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他们设置市易司,发展经济贸易,运用经济力量维护了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他们的经济开发活动,促进了西北地区的族际融合和社会发展,增强了西北民族对北宋王朝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宋王朝是一个经济力量向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等方面渗透的朝代。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与社会舆论

西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是追求中央权威重构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社会资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边疆,从社会政治生态上可分为甘宁青与新疆两区域;而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与宗教关系复杂,对西北边疆的社会政治影响最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关于西北边疆的社会舆论,具有政府意识与民众认识重合并轨的迹象,推进了西北边疆建设意识的发展。

陕甘总督与清代新疆治理

陕甘总督是清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置的最高官员之一。在新疆统一之前其主要负责军需补给与交通建设的任务,统一后则直接参与新疆治理,促进了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新疆经济开发、平定叛乱以及管理乌鲁木齐以东地区。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隶属陕甘总督管辖,管辖范围从原东疆地区扩展到新疆全境,陕甘总督对新疆的治理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雍正朝的西北宗教政策

雍正朝对两种宗教的政策表现出较大差异。对喇嘛教的政策较为强硬,一是对喇嘛教叛乱"武力靖边";二是对不同区域的喇嘛教脑进行册封,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以弱其势。对回民与汉民一视同仁,尊重和保护回民的风俗与宗教信仰。

论顺治时期西北边疆的宗教政策

顺治时期,西北边疆的宗教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是顺治朝鉴于全国政局与西北形势,因地、因时、因事制宜,在西北边疆实行"柔远抚绥"的宗教政策,具体内容为注意尊重其宗教信仰、接受宗教使臣朝贡、册封和赏赉宗教贡使等,表现出对西北边疆宗教的管理具有政策上的宽松性、制度上的随意性、方式上的多样性等特点。二是西北边疆民族势力的宗教政策与顺治朝明显不同,是通过政治、经济与法律手段大力推广宗教,主张政教合一。

中国历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下的屯垦戍边策略选择

自汉唐以来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应对东北、北部草原和西北的"三北"游牧势力威胁,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的重要战略目标。其中,西北边疆安全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在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策略中,屯垦戍边是现在新疆地区最为成功的应对策略。

近代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商习尚的演变

滇西北地区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它的社会变迁历程 ,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近代滇西北地区涌现出了汉、白、纳西、藏等多个本土民族商人构成的商人群体。这些不同民族商人群体的崛起 ,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商人的商贸活动和社会活动 ,对地方民俗生活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这一地区经商习尚的发展演变历程为主线 ,对不同地域。

余天休社会学思想探析

余天休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1922年他组织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社会学学术研究刊物——《社会学杂志》,发表了大量社会学方面的文章,提出"移民殖边,复兴西北"等社会学思想。余天休心系民族复兴,以实现中国近代化为抱负,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的原因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之风逐渐兴起,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和名作,西北边疆史地学在当时也获得了“显学”的地位。本文对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基于《汉书》的分析

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清初西北茶马御史述论

顺治二年,清朝平定陕西后,沿袭明朝之制,由中央选派监察御史一员赴西北地方专责西北茶马贸易及苑监牧政,称“茶马御史”。茶马御史任期例以一年一更,下辖茶马司、苑马寺及孳牧诸监。受西北形势影响,茶马御史权责屡有调整,后经几任茶马御史整饬,茶、马诸务有所复兴,但始终未复旧观。由于清朝用马情况与边疆形势相比明朝发生了变化,不再专一依赖茶马御史提供马匹,加之蒙古各部相继臣服,边外平靖,已无须专职维护,待清世祖驾崩、清廷满汉关系变化引发政治形势转变,茶马御史遂于康熙七年裁撤。

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与清朝西北边疆形势

阿拉善和硕特部是卫拉特蒙古诸部中最早服属清朝的一支。因其与青海和硕特部同为固始汗嫡系子孙,且深知准噶尔部的内部情况,又与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结有深厚关系,故其服属过程纷繁复杂,前后长达20余年。本文注重阿拉善和硕特部与青海和硕特部、准噶尔部、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等西北边疆势力间的关系,利用蒙古文《清内阁蒙古堂档》、满文《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第一手档案史料,阐明其服属清朝的过程及康熙朝前半期的西北边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