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央西北局机关迁址及机构调整考述

1949年5月20日西安甫一解放,西北局旋即部署党政军机关由延安南迁西安事宜,5月22日党政军领导启程南下,两三天后抵达西安。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西北政治中心定于西安。为了解放大西北和建设新西北,中共中央对西北局的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和组织序列进行了调整,从而形成了适应新形势、新环境和新任务的新的组织体制,开启了党在西北地区城市领导农村的新篇章。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后勤工作及体制建设

在西北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西北局既是重要后勤保障工作的参与者与执行者,还是后勤保障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亦是后勤保障体制的领导者和建设者。面对财政危机、自然灾害乃至战争冲击的叠加影响,西北局不仅加强对后勤保障工作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还通过加强干部配备、体制机制、规章制度等措施,不仅有效解决后勤工作中各种突出问题,有力地保障了西北解放战争战略任务的达成,而且战胜了各个方面的困难,稳住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为保障西北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直至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中央西北局(1941—1954)的历史贡献

1941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作为统一领导党在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派出机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不懈地进行了13年的艰苦奋斗,一直到1954年12月宣告撤销。在这13年中,西北局走过了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峥嵘岁月,在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完成不同时期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西北地区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历史作用;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地方实践经验,出色地履行了党中央决策的参谋助手作用;为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理论认识提供了试验地和阐发地;创造性开展一系列新的制度探索,成为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制度的历史先河;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事业输送大量干部,发挥了重要组织作用。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全民族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不但在执行中共中央政策中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任务,更是中共践行“局部执政”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加强陕甘宁边区政治工作是面对的首要任务,也决定着西北局其他方面工作的成效。西北局通过贯彻落实《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三三制”原则指导下推进边区政权建设、推行边区精兵简政和组织开展边区防奸锄奸工作等重大举措,把边区的政治建设推向新的阶段,使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区域。

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对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贡献

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结合西北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统一战线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习仲勋领导西北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他"炉火纯青"的领导才略,为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工作特点论析(1941-1945)

1941至1945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党内加紧破除教条主义迷信、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背景下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其调研工作具有制度化、科学化和实效化等显著特点。其中,制度化体现在设立专门调研机构,一般工作机构也具有调研属性,调研工作有条件保障,调研成果有完整的运输、保管与宣传环节;科学化体现在详细的调研提纲、多层面的调研类型以及科学的调研方法;实效化表现为领导干部率先深入基层调研,普通调研工作者根据党的任务扎根调研,民主性贯穿调研始终,以及通过调查研究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并推广典型经验。这些调研工作为西北局与中共中央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论20世纪40年代西北羊毛改进处

民国时期开发西北的浪潮此起彼伏,抗战时期达到了高潮。畜牧业作为西北地区传统优势产业,尤其受到民国政府的重视。为此,国民党农林部在甘肃岷县设立了西北羊毛改进处,专门从事羊种改良、羊病防治、牧草调查、牧民组织与教育、畜产品加工与贸易等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战机构考辨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先后设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西北局民运部、延安交际处,以及具有统战性质的西北局友军工作委员会和友军工作核心组等负责统战工作的机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各友军的情况,落实"三三制"中有关统一战线政策,管理非党干部,调查、研究、管理少数民族工作和外事接待,情报收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建设和发展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把边区建设成团结、抗战、民主的坚强堡垒,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为了民族的探索——陕甘宁边区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盐政

1940年关系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作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及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的陕甘宁边区,面临严峻经济困难,如何解决困难,直接关系着边区存亡与抗战的胜败,以至民族危亡。中共西北局、党中央敏锐地将发展盐业作为解决困难的主要途径。食盐生产军民结合,运输"官督民运",销售统销,正确地解决了盐运思想分歧,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在盐政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是党在盐政领域的卓越实践,体现了初始形态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职能作用。

习仲勋对建立和巩固西北人民民主政权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头3年,习仲勋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工作。他领导西北各族人民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积极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为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他自身也从战争年代"年轻有为"的领导者成长为"炉火纯青"的主持西北大区全面工作的高级领导人,实现了"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的庄严承诺。

党政关系视阈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组)述论

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建立于1941年8月,1945年七大后改为党组,1950年1月随边区政府的撤销而撤销。它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完整经历从党团到党组的政府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处理党政关系的重要实践。1942年12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织公布的《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规则(草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政府党团规则,使党对政权的领导和政府党团工作有章可循。政府党团(组)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桥梁和纽带,其主要工作方式是召开党团(组)会议,议决党和政府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民主政治”并非“选举第一”——基于陕甘宁边区1941年选举的分析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举行了第二次选举,边区政府提出了"民主政治选举第一"的观点。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批评了这一观点,指出"民主政治"首要的是如何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而非"选举第一",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形式。1944年西北局高干会回顾和研究了1941年的选举。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指出,在民主选举中,形式上民主,实质上未必合理,真正的民主是选好人、选对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是具体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共中央西北局两次岷州会议述论

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西北局率领红二、红四方面军进入甘肃后,在岷州三十里铺连续举行两次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战略方针,否定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推进根据地建设,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对西北局两次岷州会议的历史功绩,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客观评价。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干部保健工作述略

抗战时期,为保证广大干部的身体健康,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逐步建立了干部保健制度与机构,由此开始了边区的干部保健工作。在1941年边区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党中央的干部保健指示,建立健全干部保健组织,制定干部保健政策,改进干部休养工作,推进了边区干部保健工作。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保健工作有效地保障了边区干部的身体健康,不仅推动了边区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保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战三捷”前后陕甘宁边区历史方位变化及西北局实践应对

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中共中央的不同部署,1945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经历“过渡期”“渐变期”“激变期”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先后承担“首席根据地”和“战略牵制区”等不同历史任务。作为解放战争中事关全局的重要阶段,在“三战三捷”前后这段历史进程中,西北局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通过制度调整和政策调整,着力推动政权建设、精简整训、兵运工作、武装斗争以及自身建设等各领域工作的发展,在1947年前后空前复杂的政治考验中、军事局面下和经济压力下,完成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调整,有力保障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政治要求和战略部署,体现了西北局的历史主动、使命担当与斗争本领。

中共中央西北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内涵、特质及作用

延安时期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西北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展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革命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造就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革命精神。新时代阐释中共中央西北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梳理其核心内涵、内生特质以及历史作用,对于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大力发扬红色传统、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始终保持奋斗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共中央西北局研究综述

中共中央西北局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1941年5月13日成立,于1954年12月撤销,历时13年。目前,除了对西北局形成的原始文献档案的整理出版外,学界关于西北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西北局历史地位的总结、具体工作的研究、组织机构的考析以及西北局高干会议、领导人物的专题研究等方面,相关研究近年虽呈现出由薄弱逐渐开放和增多的趋向,却也存在研究视角过于集中和不均衡态势,尤其是史料利用扼待解禁。

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探析

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日,1937年中共中央提出在陕甘宁边区实施民主政治。为此,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共西北中央局创造性地实践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实践。在陕甘宁边区确立了普选制、参议会制度、民主协商制并实施了"三三"制政权建设。从而极大地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投入了抗日战争,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它不仅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奠定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基础,而且对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北局《建设回民自治区》与陕甘宁边区民族区域自治实践

1941年底至1942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党的创新的民族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建设回民自治区》重要历史文献,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建立的条件,设计了陕甘宁边区建立回民自治区、乡及其政权系统的具体方案,规划了回民自治区、乡的教育,提出了团结边区回教教派的政策,阐述了回民自治区、乡的经济建设及各项政策,并对回民自治区党的工作做出了系统安排.《建设回民自治区》直接指导了陕甘宁边区回(蒙)民自治区的建设.

习仲勋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新中国成立前后,习仲勋为培养训练西北地区急需的干部队伍,指导创办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为办好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参加了第一期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号召学校保持民主作风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希望毕业学员"成为建设新中国事业中的突击手",并高度评价和大力推广西北民大办学经验。西北民大继承了延安大学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经验,继续坚持延安时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并进一步总结出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和留用人员的新鲜经验。西北民大后来发展成为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