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建构

随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启程,我国企业破产法日益完善。面对个人全面商化的客观事实,基于历史和比较法的视角,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也迫切地提上日程。个人破产立法由于我国的传统思想限制和理论基础的缺失一直饱受争议,至今仍未启动。通过分析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对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若干法律制度进一步推敲和思考。

无知、自由与法律

哈耶克从对无知的顿悟中洞见了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要性。而法律则构成了实现和保证这种自由的充要条件。因此,法律与自由具有同等价值。哈耶克对自由与法治的价值的注重和执着,既推动了人类认识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给那些正在实践或追求自由与法治的社会留下警省和启示。

论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谅解,是适格主体在法律规定的可支配权益范围内于适宜时间内所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刑法效果。在影响定罪方面,被害人谅解可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阻却犯罪成立;被害人谅解在不能阻却犯罪成立时,亦有可能成为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罚的理由。被害人谅解契合刑法的不得已原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权益和促进犯罪人重返社会,将其法定化是当下刑法学界刻不容缓的要务。

知天以知人:道家哲学的生态智慧启示录

道家哲学挺立于号称"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老子》的"道",以对"天"的理性认知,率先宣告了上帝世界的倒塌。"道",作为照亮中国哲学王国的第一抹阳光,以其生成的、联系的、复杂的宇宙观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以及人在自然中的生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循。从"道"这一宇宙自然的总规律出发,《老子》为人类提出了"无为而为"、"知常曰明"、"知止不殆"和"知不知上"的思维和行为警示:人类必须遵循自然法则才能有所作为,而自然的循环性、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人类在复杂、联系的宇宙自然面前的无知性,则全部都是自然法则的具体展现。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改造都必须建立在对这些法则认知和遵循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是成功的和可持续的。《老子》"无为"、"知常"、"知止"与"无知"论,作为古老的东方智慧,尤其对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以来在自然面前膨胀起了征服欲的人类而言,是一种回归理性和科学的哲学矫正。

“不知者无罪”还是“不知法不赦”——浅论违法性认识理论在大陆刑法学说中的演进

不知法不赦来自一句古老的罗马格言。此原则强调"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是有害的",行为人对于法律认识的错误,并不能成为其逃避惩罚的借口。美国司法判例中的"不允许对法的不知"原则,被认为是刑事程序中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原则之一。二战以后,随着人类社会日益进步和各国刑法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这一古老的原则也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严格坚持不知法不免责导致了一些不公正的审判的出现,许多国家的刑法典开始对此原则进行修正。不可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可以免责,而可以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只能减责。

从一国宪政到万民宪政——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逻辑理路浅绎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是公平正义的观念 (Justiceasfairness) ,而“原初立场”和“无知之幕”是其理论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他首先在一国之内得出了民主宪政两个政治正义的原则 :公平原则与差异原则 ,晚年 ,他在《万民法》一书中又将这套原则推广为国际交往原则 ,企图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建构国际和平的新秩序。这一宏大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代表了 2 0世纪后半叶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宋代矜贷制度浅析

通过对宋代矜贷案例中犯罪种类、矜贷原因、免减程度等情况的考察,归纳、阐释了宋代皇帝矜贷时所遵循的重伦理、重德义、重军功、重身份、疑罪从轻的五大原则,认为宋代矜贷体现了皇帝的好生之德,有积极意义。但是经常法外开恩,既有失法律的公正,也易滋生不良社会风气。

清末修律对女性犯罪的宽宥

清末的司法改革,将民刑案件分开,完善了司法审判程序。通过交罚金、收所习艺、去除凌迟以及一系列酷刑等措施,使得这一时期对犯罪女性的惩罚环境较为宽松,成为女性犯罪增加的原因之一。清末新律,尤其是新刑律,对女性的一些典型犯罪如性犯罪、拐逃罪和殴杀罪等进行了减轻处理。然因新律触犯了一些纲常伦纪,引发了守旧人士的反对,争论主要围绕女性的一些事关风化的问题。新律虽然因清末政局动荡未能有效施行且遭到了质疑,但在民初得以推动,使得女性获得了相应的法律身份和话语权,为女权运动的深入人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刑法规制研究

刑法以无知之幕助力防控措施全面实施,赋予防控措施刚性与限度性,为防控措施实施提供必备环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需要依法进行,只有以罪刑法定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导向参照战时缓刑制度和责任溢价理念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时期的刑事政策,才能确保防控时期刑法适用罪责刑相适应,才能激励本不能再利用的抗疫资源继续为抗疫所用,才能避免刑法适用对抗疫力量的消耗。因此在具体罪名认定上既要遵从刑法自身特点又要注重特殊时期行为社会危害性变化,更需要关注特殊时期刑法适用的社会效果。

紧急避险的法理探源

紧急避险权即避免在紧急情况下正在发生的危险而采取措施,因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紧急避险权,以损害他人的法益,保全本人的法益为基本特征。其正当性之所以能够成立,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法益比较原理,来自于对人性的体谅;紧急避险权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于道德评价,而是基于紧急状态下行为特殊性的一种法律评价。紧急避险案件的成立,就是基于与这一法理相一致的成立条件。

罗尔斯的局限,全球伦理的神话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勾勒出了一幅自由主义的政治图景。然而,这幅图景的合法性仍依赖于“无知之幕”的形式论证。其实,如果抛开单纯的伦理视角,引入历史的维度,我们就可以看到“无知之幕”只是与特定社会条件相适应的,这就导致了同样的论证方式无法推衍出《万民法》中的全球伦理体系。

论“基本经济规律”——蒙昧时代

蒙昧时期的生产方式以采集为主,如果这也算生产或经济活动,那么人类与他的产物内在固有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即为物的有用性或使用性,马克思称之为使用价值。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蒙昧时代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使用价值。

荀子“兼”论大义述

经梳理、归纳、研判可见,荀子“兼”论涵摄礼、法、术三大思想维度。其一,理政之“兼”角度言之,可名之为兼覆、仁厚之礼政;其二,权衡之“兼”角度言之,可称之为兼别、权衡之法则;其三,宽容之“兼”角度言之,可曰之为兼人、宽容之术治。荀子将“兼”所可能涵摄的维度升华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将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兼而有之、统而用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战国学术合流之时代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朗显出荀子思想的批判熔铸、建构创造之理论特色。

论儒家“忠恕”思想在高校思政课中的价值——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为例

“忠恕”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儒家仁爱精神的生动体现。将儒家“忠恕”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可以为大学生自觉践行正确的人生观提供思想动力,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人生观教育增加新的元素;将儒家“忠恕”观念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可以帮助大学生在众多的道德规范中找到“一以贯之”之道,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道德观教育注入思想活力;将儒家“忠恕”观念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还可以为大学生自觉自愿遵守法律提供自律的思想保障,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法治教育提供理论资源。

“不知法不免责”与罪刑法定的冲突与调和

不知法不免责原则是一项古老的刑法原则,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在法制浩繁的现实中,该原则便需要有所让步。不知法不免责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便需要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刑法理论中实现共存,以充分保障人权。

试论刑法视野中的被害人行为

互动理论、恢复性刑罚目的、处分原则等说明了应当加强对刑法视野中的被害人行为的研究;被害人行为的成立要件包括主体、客观行为、行为的作用力和行为时间等要素;通过刑法视野中被害人行为的境外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被害人行为的规定还有待于立法完善。将被害人行为纳入刑法学研究视野后,应当进行刑法学理论的重构。

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宽恕制度探究

反垄断法是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工具,反垄断法的实施有利于维护消费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宽恕制度是反垄断执法过程中有助于从内部瓦解垄断协议的一项重要制度,因为我国反垄断法立法及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所以反垄断法中的宽恕制度申请主体、减免幅度等方面存在不少的问题,影响了反垄断法的效用。本文分析了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宽恕制度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内外有关研究提出了完善反垄断法中宽恕制度的建议,希望促使宽恕制度真正运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与社会公众的利益。

反垄断法中宽恕制度的移植与发展

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移植已经成为促进继受型国家法律发展的常态和主要捷径。美国反垄断法及宽恕制度具有领先地位,是各国争相进行移植的对象。文章通过以宽恕制度的不同移植模式切入和比对,明确我国因地制宜对外来制度进行移植是法制的进步,对于推动我国反垄断法发展有实际借鉴意义。

全球结构下中国刑法结构的发展方向

犯罪构成体系之争议在我国长期存在,近年来我国传统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有其不足也存在其优秀合理之处。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并作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造。但是,单纯依靠目前犯罪构成体系无法对于犯罪进行合理的评价,其对于犯罪之具体刑事责任缺乏合理的认定。考虑我国《刑法》第5条之规定,应当赋予刑事责任以独立于犯罪与刑罚的地位,并以期待可能性为核心在刑事责任部分设置宽恕事由。宽恕事由不同于合法事由具有其独立的地位与作用。

普法、法盲与法治

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国已经从“变法型”法治阶段进入“普法型”法治阶段 ,中国法治的基本问题已经从“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问题变为“送法下乡”的问题 ,普法及法治不是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它必须走群众路线 ,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为此 ,必须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精英主义 ,同时需要一种全新的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