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伯吉斯小说《发条橙》的时代隐喻分析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小说《发条橙》中虚构了乌托邦式的妄想利用科学技术消除主人公阿历克斯人性之恶的权力社会,探讨善与恶、自由与平等、公共权力与个人、人文社会与科学技术、理性与感性、秩序与混乱等议题,以此影射现实社会。《发条橙》中互相对立的元素构成时代隐喻,在现代社会中以对立且统一的矛盾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这些未解之题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哲思的魅力。

论许钦文乡土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许钦文作为20世纪20年代乡土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疾病书写,包括由暴力引起的身体疾病和疯癫形式的精神疾病。这些对疾病的书写背后承载着作家对社会、文化的沉思和批判。同时许钦文对疾病的书写来自于其深刻的疾病体验和以文救人的文艺观。

新冠疫情新闻漫画的隐喻叙事研究

新冠疫情新闻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常以场景形式呈现,具有叙事功能。漫画元素之间、不同漫画之间存在逻辑联系,具体表现为多模态隐喻场景内部元素互动形成的单个多模态隐喻情节(微叙事)以及多个多模态隐喻情节联动构筑的隐喻叙事。两者的认知表征有所区别:前者是源域某个框架到靶域对应框架的映射,而后者是源域多个相关的框架联动到靶域对应框架群的映射。它们的叙事性都基于源域和靶域中框架元素之间对应映射产生的系列隐喻,由此发挥独特的语用功能,并成为抗疫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小说比喻辞格的翻译研究——以张翎《劳燕》英译为例

当代华人作家张翎的小说《劳燕》在海外出版后获得良好的读者反响。该小说使用了大量比喻辞格增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这也给译者带来不少挑战。本文以比喻的翻译为切入点,主要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分析的方法,总结《劳燕》英译者白雪莉处理喻体的三种方式及其翻译比喻辞格的七种方法,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每种比喻翻译方法的得与失,以期为中国当代小说比喻辞格的翻译带来方法上的借鉴。研究发现,白雪莉使用频次最高(66.8%)的比喻翻译方法为:将喻体直接译入目的语。译者尽可能在目的语文本中保留源文本的喻体,并根据情境灵活选用比喻的翻译方法,有助于向海外读者呈现源文本丰富的文化意象及作家的修辞巧思,从而推进文学交流互鉴。

论余华小说的比喻思维——以《文城》为例

比喻思维是艺术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小说本体中可以表现作者个性的特殊思维。余华新作《文城》中的比喻丰富多样,呈现出余华的艺术创生力。将《文城》中的比喻提取出来,进行归纳总结,从比喻思维与象征手法、叙述结构、人物心理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可以对余华比喻思维的特征进行初步探究,揭示余华比喻思维的思想基础和艺术规律,为进一步探究余华小说的苦难叙事、结构解读、人物剖析提供新视角。

论毕飞宇小说的“水”意象书写

“水”这一意象以物质实体的形态渗透文本的主题表达,是作家意识在文本创作中的自我建构。通过对“水”意象的多形态描摹,烘托出毕飞宇对个人、社会、世界乃至宇宙的价值观念和整体印象。毕飞宇以自身经验为基底建构独特的水域空间,以“水”的失重现象表现人与社会的失衡,向生命本体进行叩问,传达出一种深刻的现代性焦虑与反思精神。“水”意象的营构还增强了毕飞宇小说的厚度与力量,使其超出文本的美学价值而具备普世价值和哲学思辨意味。

余华前后期小说中比喻的变异及意义

余华小说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为新奇、怪异的一批比喻,开辟了比喻新的空间和新的视野。同时,以1989年为界,他的创作也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两个时期的比喻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认真分析余华小说前后两期比喻的差异,一方面可以深入考察余华小说比喻使用的根本特点,另一方面,通过两个时期的比较,也可以更深入研究余华比喻创新的原因与基本理据。

莎剧对常规隐喻的超越与创新

对11部莎剧中"人生"概念隐喻的研究发现,常规隐喻与新奇隐喻的关系密切,构成规约化程度由高至低的连续体。在认知层面,莎剧通过扩展、细化及泛化的方式在常规隐喻的基础上创造新奇隐喻,在语言层面则运用扩展、细化、质疑、混合等方式,并借助明喻、暗喻等修辞格对概念隐喻的表达方式进行创新。发掘莎剧中常规隐喻与新奇隐喻的关系,以及莎剧超越常规隐喻的创新方式,对于深入认识莎剧的语言艺术及思想内涵,探寻概念隐喻在文学语言及修辞中的认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新奇隐喻的动态识解研究

本文对“A是B”新奇隐喻进行认知动态识解构拟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隐喻衔接、局域激活及隐喻连贯，它们形成动态识解三角，是一个溯因推理过程。识解的关键是参照靶域和语境在源域中寻找和选定相应局域，并将其映射到靶域。本研究提出“添加论”，主张隐喻识解的目的是在两域间的大异中找小同。

论当代小说的隐喻结构

在当代小说创作中,隐喻结构被众多作家广泛运用,并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经验。隐喻结构的小说在创作上主要有三个运作机制,一是象征机制,二是寓言机制,三是影射机制。通过这三种运作机制有效拓宽拓深了隐喻结构的三个意蕴空间,即诗意审美空间、文化认同空间和现代反思空间。

表征与隐喻: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及其主题阐释

中国古代的疾病叙事由来久矣,就疾病的历史叙事而言,完成了一个从巫医传统到巫史传统的转换,前者是这一历史叙事所描写的对象,后者则是描写的形式。在经史典籍中的疾病叙事向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叙事的演变过程中,疾病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已突破了人类的生理疾病这一基本含义,开始作为喻体来指代各类有损国家利益的因素。疾病叙事进入古代小说领域,内容属性上有实笔与虚笔之别,前者可称为写实型,后者可称为隐喻型。两种笔法对应着不同的主题表达,一是作为日常生活的表征,一是个体与家国命运的隐喻,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后者,具体包括了个体层面的道德隐喻、命运隐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隐喻。关于疾病的道德隐喻主要表现在天理与人道两个方面,因果报应观念成为小说叙述中道德缺失导致身体疾病的动力机制。道德的丧失是身体受损的直接根源,相反,道德的疗救则可以使恶疾者病愈。就命运隐喻而言,一些明清小说名作浓墨重彩地详细描绘了精神性疾病的具体病症表现,凸显和强化了作品的悲剧主题。就政治隐喻而言,晚清小说家往往用疾病来比喻满目疮痍的中国现状,批判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之弊端,提出改良国家之方案。以上三种类型,就疾病叙事的内容而言,包含了叙事中的致病之因、祛病之法和被病之果。就作品题旨而言,则又交错着“病”“医”“药”的三重隐喻。最后,可以从“天人合一”和“医儒同源”观念两方面来阐释古代小说之疾病叙事极为深湛的文化意涵。“天人合一”说认为在传统观念中,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违背自然规律将是疾病产生的诱发因素。只有顺应天意,才能免除疾患。“医儒同源”观则从中国传统士文化演变的角度,揭示了医儒之道本自相通,治国与治疾原理亦可相通,解释了“妙文醒世”和“悬壶济世”之间的相得益彰和彼此成就,疾病叙事中的典范正是以“妙文”书写“悬壶济世”,乃是两者合流的结果。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昭示后人:千百年来,医者和儒者的共同理想不止在于医人之病,更在于医世与医国。

中国英语学习者新奇隐喻产出特征研究

本研究运用测验方法,对575名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新奇隐喻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1)新奇隐喻产出结果以表示具体事物的基本层次范畴的名词为主;(2)新奇隐喻产出的源域事物具有系统性和多样性特点;(3)新奇隐喻的选择受源域事物的突显认知特征的影响;(4)新奇隐喻产出的随机范畴与传统的概念范畴相冲突;(5)新奇隐喻的产出结果支持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本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以往研究者所认为的"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产出能力不足"的结论。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女性隐喻刍议

莎剧中存在女性是动物、女性是景物、女性是食物、女性是财产、女性是气味、女性是物品六种概念隐喻,且蕴含着超越常规的新奇隐喻。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存在着丰富的女性隐喻。与日常用语中的女性隐喻相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以性为本体的新奇隐喻是莎士比亚在日常语言基础上对女性隐喻的创造。莎剧中的女性形象既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载体,也是戏剧情节发展的动力;而莎剧中的女性隐喻是莎士比亚丰富戏剧语言表达方式的手段,具有提升女性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更是对莎士比亚时期女性地位的认知的体现。

莎剧中概念隐喻的运用与创新——以“人生”隐喻为例

对11部莎剧中"人生"隐喻的研究发现,常规隐喻与新奇隐喻构成规约化程度从高至低的连续体。莎剧对"人生"在精神方面的属性特征进行了显著拓展,而对位移类隐喻的创新较少。莎剧通过扩展、细化、质疑、混合、泛化等方式在常规隐喻的基础上创造新奇隐喻,并在语言层面利用明喻、暗喻等显性修辞手段体现概念隐喻的作用。发掘莎剧中隐喻的创新方式,对深入认识莎剧的语言艺术及思想内涵,探寻概念隐喻在人类认知及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以来小说疾病书写及其意义向度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中国当代小说中存在大量的疾病书写,主要呈现傻子、残疾与疯子三种疾病书写类型。文学作品中的病人形象不再是心理与肉体疾病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作家的一种创作策略,其疾病书写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意义指向。以丙崽为代表的"傻子"隐喻的是民族劣根文化的顽固与可怕;王老炳一家三口聋、哑、瞎,其不幸的生活遭遇,暗示的是社会对残疾人群体温情与社会伦理的缺失;余华笔下精神错乱疯狂自虐的中学教师分明是文革时代扭曲的政治革命牺牲品的象征。小说中通过傻子、残疾人、疯子这些"非常态"人物形象的刻画,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政治与社会的反思、历史与文化的关注、以及对人类与生命的思考。

福克纳小说的命名艺术

花样繁多的命名是福克纳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其小说取得特殊的审美效果、实现作者创作旨归的重要手段,其中的标题命名、地域命名以及人物命名分别彰显了作者的创作心态、南方情结以及作者对生活、对人性的超人的透视能力。

再情景化模式下新时代政治新奇隐喻英译研究

在“一带一路”大环境下,中国政治文化的对外传播是新的时代使命。近年来,政治话语中新奇隐喻层出不穷,给中央文献的外译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以跨文化交际中的再情景化模式为分析框架,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为语料,研究新时代政治话语中新奇隐喻的再情景化过程,观察在这一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译者行为和遵循的原则。研究发现政治新奇隐喻的制度化翻译充分体现了自利和政治优先的原则。

鬼舞:美国印第安小说中的批评隐喻

"鬼舞"(ghost dance)是美国印第安部族的传统仪式之一,也是19世纪末泛印第安运动的宗教抗争手段。在希尔克、阿莱克西和维兹诺等当代印第安作家的笔下,"鬼舞"成了一种批评隐喻,再现于文本之中,与文字共舞,展现了当代印第安作家致力于强调印第安民族的历史存在和恢复印第安民族在多元共存社会中应当拥有的地位和话语权的努力。

交互主观性视阈下的概念隐喻和刻意性隐喻理论之争——以诗歌隐喻创新为例

概念隐喻理论(CMT)和刻意性隐喻理论(DMT)围绕隐喻的新奇性问题在国际隐喻学界掀起了大论战。DMT认为,所有的新奇隐喻都是刻意性隐喻,基于相似性推理即可理解,无需概念隐喻;CMT则认为新奇隐喻离不开概念隐喻。通过对文学体裁中的刻意性隐喻进行分析,发现:1)即便是诗歌隐喻这种最典型的刻意性隐喻,其创新也离不开人们集体认知中表征的概念隐喻;2)刻意性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而是一个连续统;3)两个当代隐喻理论是互补的关系,两者都体现了隐喻的交互主观性;4)交互主观性理论可以为新旧当代隐喻理论提供统一的框架。

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建筑理念

福克纳在众多的小说创作,特别是在《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和《圣殿》等作品中,体现出明显的建筑理念,这种与众不同的创作理念不仅成功地表现了作品的地域感,也为聚焦情节、诱导心绪、类分群像、刻画人物和表达心曲作了很好的铺垫,这是福克纳在小说美学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妙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