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生态审美建构

沈从文小说以独特的原生态美学著称。生态文明建设重新定位了沈从文小说的生态审美意义。当前对生态审美建构的理论支撑不足,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沈从文小说的生态审美建构则从根源上展现了生态审美元素和表达内涵及美学价值的现实意义。

恋爱的危机及其克服——论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恋爱书写

恋爱话题是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重要话题之一。他笔下那些“怯汉子”无一不是恋爱中的失败者,恋爱的危机使他们时刻处于自卑的心理状态之中。可即便如此,这些男性人物在面对女人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会产生神经质式的心理波动,这反过来又加重了主人公的自卑,从而将恋爱的失败感扩大。但随着作者生活阅历的增加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此类描写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即主人公逐渐寻找到了克服恋爱危机的方式。对这一转变进行系统考察,对于解读沈从文早期小说而言,不失为一个别样的切入点。

真实性:怎样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成为沈石溪式的问题?

对于沈石溪创作的“物性真实”问题,目前学界仍存在较大争议。从此前学界没有或较少涉及但仍具意义的动物的取名、动物的动作、动物的交流等细节来看,沈石溪被学界惯称的所谓“兽面人心”艺术模式,即使在“兽面”这个层次,其真实性也是不成立的。从学界争论较多的具体问题来看,沈石溪的创作意旨、文本修辞与读者阅读三者之间存在复杂的错位和矛盾关系。

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空白

在叙事文本中,“空白”指的是文本中没有呈现的、或是没有完全呈现的内容。作者在叙事文本设置某些“空白”,增添了作品的含蓄与韵味,召唤读者参与其中,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边城》存在多处叙事空白,而这些“空白”不但没有降低小说的艺术性与信息量,反而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使文本的内容趋于多元化,实现了叙事文本的审美价值。

沈从文早期湘西小说中的地理景观

作为一位“地理感知”极其强烈的“文体小说家”,沈从文早期湘西小说中含有丰富的地理景观,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得以呈现:首先是通过绘画笔法来展示,借以抒发作者个人的“原乡情结”;其次是以线性时间为线索,在今昔对比中揭示地理景观的“常”与“变”;再次是以空间维度为脉络,选取了地理区域、性情气质和地理意象三个角度作定点透视,在还原湘西本相的基础上,见微知著,为湘西的地方重造提供路径来源。

《搜神记》与“正史”之灾异、方术叙事

通过分析《搜神记》与相关文类之相通、相联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回归还原当时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其文本性质。《搜神记》成书之际,汇集、整合了正史、杂传、子书、小说等多种志怪叙事传统和书写模式,形成了多元化文本性质。《搜神记》与“正史”相互取材,集中于《五行志》和《方术列传》,典型反映了灾异叙事体例、方术书写模式,关联着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灾异论和作为社会知识体系的数术之学。随着灾异论、数术文化与“正史”叙事理念的发展演化,宋人开始将《搜神记》看作脱离政治文化的志怪小说。

虔诚的乡土歌者——论蹇先艾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

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以鲁迅为首的写实主义乡土小说创作,坚持“为人生”的书写目的,代表着乡土文学的崛起与成熟,孕育了一批新生的青年作家。蹇先艾受鲁迅影响,在“老远的贵州”开创了属于其独特的“山国世界”。而以废名、沈从文等为首的京派作家群体,代表了乡土文学发展的另一创作方向,恬静抒情的乡村世界形成了乡土文学的另一传统。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立场切身表达着对乡土的眷恋与亲近,诠释出一个奇特的“湘西世界”。蹇先艾与沈从文始终虔诚地书写着故乡的一切事物,探讨两个维度不同的乡土作家,能够清楚地分析出乡土在他们视野中不同的价值定位。

沈从文小说中的雾意象

雾是沈从文小说中一个显著意象,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如晨起与夜暮的时间流转、水光与天色的辉映变幻、孤独与忧愁的情绪蕴含,以及对于隔阂、生死、家国未来的象征等等。雾气缭绕的湘西给了沈从文创作雾意象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的熏陶也让他攫取到了雾意象之美,而雾意象也符合沈从文的创作偏好,是其写作过程中的主观选择。

论沈从文小说对狗的书写

沈从文的小说刻画了众多“狗”,其笔下的狗呈现多种类型与形象。沈从文小说描写了与狗相关的活动,表现为民间信仰与饮食文化两个方面。他通过细腻描摹真实再现民俗事象,让读者透过文字了解到一个地区的文化风貌。在小说中,作家将叙事与个人情感相结合,对狗类型作了简要划分,大致可分为作为情感中介的家狗、无所依靠的流浪狗、凶狠强悍的恶狗等三种类型。作家将神采各异的狗的形象审美化,丰富了小说的趣味性。动物形象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这个符号具有暗示性意义。在沈从文的笔下,狗被当作男性的象征,身份低贱者的象征,聪明、忠诚、勇敢的象征。沈从文的小说巧妙地借助“狗”相,使人生事相和自然百态一一尽现。狗的叙事深化了沈从文小说的内涵,成为研读沈从文小说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屠绅的小说出版活动及其意义

兼具作家和出版家于一身的屠绅,在清代文言小说的出版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他着力发掘文言小说的立言价值,在作品的命名、语言、思想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虽以炫学逞才为目的,但客观上提升了文言小说的文学品位;另一方面,他十分注重文言小说的商品价值,主动参与到《琐蛣杂记》《蟫史》的出版之中,并通过改换评点、增添插图等努力扩大作品的社会影响。屠绅对文言小说价值的肯定、版式的革新、读者心理和审美习惯的把握等都为文言小说的出版步入繁荣阶段助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文言小说的出版与传播。

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事倾向的四重差异分析

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大家,鲁迅和沈从文分别体现了乡土小说叙述的两大倾向,即以鲁迅为代表的“揭丑”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构美”。这两大倾向主要表现在审美追求、叙述立场、写作方式、情感归属四重差异上:崇真与尚美、国民性批判与健全人性重构、真实刻画与诗性写作、无奈逃离与深情回归。

“揭丑”与“构美”——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述倾向差异之原因

现代乡土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作者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语体风格、所采取的写作视角与立场等不同,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大体上呈现出两种叙述倾向:以鲁迅为代表的“揭丑”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构美”。究其原因表现为:社会现实与人生关系的不同立场,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对过于西方化的不同反拨,农耕文化与中国古典哲学影响下的不同艺术呈现。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形成了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述倾向差异之原因。

劳动视域下的沈从文乡土小说《长河》研究

与20世纪20年代乡土作家对劳动的苦难书写不同,沈从文对劳动的书写具有特殊表征和意义指向,在《长河》中对劳动场景的审美图像化和劳动过程的趣味化书写等都凝聚着其对人性和审美的深沉思考。在沈从文笔下,劳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健全人格,更在于在自然的劳动过程中唤起人对美和世界的感知力,而这种对劳动的审美观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沈洋小说中底层女性群像构建

昭通作家沈洋对自己脚下的乌蒙大地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他的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调描绘这片土地中底层小人物挣扎的悲苦命运。特别是在他的底层叙事中刻画了一系列形象各异的底层女性:即原土乡村女性、在城镇谋生的乡村女性、下乡的青年知识女性等几类。作家揭示了她们生命中所承受的物质匮乏与生存艰难带来的生存之痛;自我的寻找与迷失带来的身份之痛;以及情感的焦虑与精神的失落带来的心灵之痛,等等。展现了她们的生存困境,揭示了她们所面临的尴尬和困惑。在构建这些底层女性群像时,展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萧萧》、《丈夫》、《三三》、《贵生》的版本问题

沈从文的小说经历了几次改写,形成了不同的版本。通过比较流行范围最广的文集本与基本恢复了初版本原貌的全集本,可以发现文集本基于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新的语言规范等方面的原因所做的修改,虽有积极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影响了小说内涵的丰富性、情节的完整性和人物的丰满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有文本的本性。由此看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很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善本观念。

守候乡土的魂灵——论迟子建对沈从文散文化小说的继承及其流变

黑龙江籍的女作家,萧红和迟子建无疑是最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两位。然而,将迟子建视为萧红的追随者和继承者无疑是有失偏颇的。而迟子建和沈从文的自我觉醒倒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具有强烈的文化溃败感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他们通过重新发掘自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从而完成了"自我觉醒"。故乡深印在他们灵魂的深处。对于城市文明的对立和抗争,使他们的乡村故事,在精神上获得了更深远的回归。与沈从文不同的是,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死亡和生存并非以二元尖锐对立的姿态存在,而是在生命的轮回与永恒的怀念中获得和谐的统一。迟子建的独特风格还在于:她在表现那片土地的神秘的同时,也展现了神秘中的诗意。

沈从文乡土小说模式的三种意向

每位作家的创作经历中都或明或暗的有某种规律性的模式追求,因此研究沈从文乡土小说模式就有了特定价值。从叙事结构设计、文化冲突建构及审美理想表现三种模式意向的具体存在,可见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及抗战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作家"湘西"乡村经验记忆更新、深化与超越的影响。

现代都市小说中的北京想象——以老舍、沈从文、张恨水的创作为中心

北京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现代作家在其各自的都市小说中以各自的叙事和言说方式赋予文本以各自的都市想象和文化记忆。对北京无比眷恋的老舍,强烈的爱中掺杂着一丝怨恨,产生复杂的情感体验;对北京感到无所适从的沈从文,营造出梦幻般的湘西作为精神的依托,同时对都市人的揭露使其作品形成鲜明的城乡对立;对北京观察细致的张恨水,情感上的倾向造成了小说中雅俗错位的现象。他们的北京想象各有各的优长,也各有各的局限。

撑拒背后的“和解”姿态——从《萧萧》看沈从文作品的现代性

与其说沈从文小说表征着对现代性的"撑拒"形式,不如说其内部的复杂与歧义性使其获得了与现代性的"和解"姿态。文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萧萧》内部呈现出的多种面向进行解读,试图对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做出揭示。

沈从文小说的故事形态及其现代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现代小说追求抒情化的潮流中,沈从文逆势而动,高举“故事”大旗,对小说叙事性因素给以格外关注。沈从文采用民间故事素材和母题,改写佛经故事,模拟口传故事,创作了《月下小景》框架故事集;此外,他还善于布置悬念和伏笔,制造逆转效果,突出题材的非凡性与人物身心反应的平和之间的张力,这些都使沈从文小说的故事形态丰富多彩。故事性具有保存素材、原料的特质,它与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之间具有内在同构关系。故事性要求小说回归本体,给叙事性和情节铺排演绎予以突出关注,这对现代中国小说追求抒情化的倾向是一个反拨。沈从文要求小说在回到基本面和本体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主张,对中国小说现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