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三种生活样式

就作品的生活样式而言,中国现当代小说最为重要的就是五四新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会小说、革命文学小说、左翼文学小说和工农兵文学小说。这些小说中展现了不同的生活样式:思想化生活样式(包括鲁迅、叶圣陶小说的夸张性思想化生活样式,冰心、卢隐小说的情感性思想化生活样式,许地山小说的宗教性思想化生活样式和蒋光慈小说直露式思想化生活样式),生活化生活样式,"理想化"生活样式。这三种不同的生活样式,是作家不同的创作思想所造成的。而这创作思想又受时代思潮和作家文学观念的影响。在这三种生活样式中,鲁迅、叶圣陶的夸张式思想化生活样式,和左翼文学的生活化生活样式,最具艺术的感染力。

文学社会学视域中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论

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的文学作者,而是须取得思想认同的专业文学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他们从事的不是个人的写作,而是工农兵的阶级写作。他们作品产生的动因不是情感动因,而是思想动因。同时,他们必须十分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他们实际上不是创作的主动者,而是创作的被动者。这是由倡导者的政治文学观所决定的。这种文学观的创作主体观,导致了文学的趋同化现象,但又对当时的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同时,建国后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也在努力改变创作的被动地位,创作了一批有文化意蕴的作品,完全否定它们是不公允的,也是不科学的。

论工农兵文学视域中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兼对一些文学史著作中有关少数民族小说的评述提出异议

中国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是受工农兵文学规范的文学。其小说创作以全国性政治运动的眼光,审查少数民族的政治斗争,表现本民族独特的政治生态;以全国性政治化生活的眼光,审查少数民族的社会情态,表现本民族独特的情感和风俗;以中华民族的眼光,审查少数民族的人物,表现本民族独特的精神风韵。所以,中国当代的少数民族小说是在"为工农兵"的大方向下,突出自己的民族特色。认识和评价这一时期中国的少数民族小说,除看其民族特色之外,还应审查其思想感悟和人物形象,而中国文学史界对它们的认识存在偏差,对其小说的评述也不尽人意。

另一种“新文学”的诞生——工农兵文学对苏区文学和陕北抗日根据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诞生的工农兵文学,是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苏区文学和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抗日根据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其发展的线索是:从"为革命"到"为工农兵";从"个人情怀"到"阶级情怀";从"宣传品"到"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宣传品";从"加强文艺宣传工作的政治领导"到"对文艺工作进行管控";从"群众创作"到"作家向群众学习"。工农兵文学从孕育到诞生再到发展以至消亡,是不断摸索和变化的过程。同时,作为完整的工农兵文学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文学规范,是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之后形成的大批量的作品产生,所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作为工农兵文学诞生的标志,以毛泽东作为工农兵文学的倡导者,是科学的。

论“十七年”时期传统戏“整理”——以京剧“水浒戏”为中心考察

"十七年"时期传统"水浒戏"剧目的整理,不仅在承继、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上值得肯定,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数量及其规模大大超过前人。但是,正因为有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革命性"目的,使得剧目的整理者、审定者乃至合作艺人通过对"个别词语的修订"或"稍加改动"以及某些情节场次、人物角色的增删、加工与凝练等等,以符合"工农兵"文艺指向并突显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本文将以京剧"水浒戏"剧目整理为中心详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