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历史代述与革命知识传播——论“十七年”小说中的战争叙事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延续了左翼文学传统,通过战争叙事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知识传播和红色历史代述,解释革命起源和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未来建构目标,进而使"共产主义"的发展图景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走向融合。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政治话语遮蔽下的女性意识——论二十世纪“十七年”时期(1949-1966)的女性小说

二十世纪“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戒除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充分考虑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十七年”女性小说中仍然显露了政治话语遮蔽下的女性意识。

“十七年”时期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以《红路》和《勇往直前》为例

传统的文学研究思路认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像是20世纪40年代“讲话”精神的拓展和深化,知识分子及其主要栖居地的大学较少进入作家视野,相应的研究也较薄弱,但实际上,当时大学题材创作并不是完全绝迹,只是力量太弱而被人们长期忽视。以“十七年”时期出现的两部影响较大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红路》和《勇往直前》为例,两部作品不同的表现视角代表着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取向。《红路》所讲到的故事、所塑造的人物更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作出的简单图解,扎拉嘎胡这种对“红色叙事”的主动认同,实际上代表了“十七年”时期一大批作家的心态。汉水的《勇往直前》一改同时代的《红路》对时代主潮的自觉认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描绘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大学活动上,凸显了知识分子对于外界政治力量的反抗和对于个人意志的听从。总之,作为当代文学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启蒙阶段的代表性作品,《红路》和《勇往直前》称不上完美,但考虑到时代因素,这些不足之处似乎也可理解,而从另一角度说,这些不足也可算作其某一方面的艺术特征,同时,这些不足也为后来者提供了经验和进一步开拓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