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时期英雄史诗型战争小说审美特征论——以《保卫延安》型战争小说为例

17年时期的英雄史诗型战争小说以《保卫延安》为代表 ,形成了对战争要素的单一阐释与历史行程的原向呈示、崇高军人品格的理性颂扬、单一对立的情感维度、宏大叙事与史诗构架等具有时代特质的审美特征 ,不仅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范式 。

身份的印迹——透视17年小说的一个思路

本文从作家身份的视角审视了国统区作家、解放区作家、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四类作家在17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创作,认为: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和解放区来的农村作家以他们同中各异的身份营造了文学别样的景观,国统区作家和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由于身份的错置以及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作家身份与世界观、与创作个性的关系,其创作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最终无一例外地退居历史的深处。

“十七年”(1949-1966)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十七年"(1949-1966)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黄金时代,蕴含着丰富的研究课题。本文从翻译史著、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层面,对新时期以来关于"十七年"的翻译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研究不足予以分析和剖释。文章从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生产/出版研究、译者文化生态研究、理论融合研究四个方面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空间进行展望。

政治话语遮蔽下的女性意识——论二十世纪“十七年”时期(1949-1966)的女性小说

二十世纪“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戒除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充分考虑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十七年”女性小说中仍然显露了政治话语遮蔽下的女性意识。

图书馆界的“17年”研究

图书馆界对"17年"的研究十分薄弱。较早将"17年"分阶段研究的是黄宗忠,以后有谢灼华、程焕文、吴仲强、张树华、张久珍等在图书馆史研究中加以阐述;马恒通等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亦有所论述,而概论性著作中通常都有相关内容的阐述。在研究课题方面,有范并思、周文骏、王红元、索传军等相关成果。图书馆界对"17年"的研究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目前已进入"深入研究"的第三阶段。

十七年(1949-1966年)合作化题材小说正面形象的文化伦理叙事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作为当时最适合传播先进文化的载体,其所传递的正能量及塑造的主人公为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奉献精神,压制了人性中的负面因素,使得在人人都为集体利益着想的良好氛围中生活的民众逐渐形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尤其是合作化小说中塑造的各层领导者严以律己的道德风范、合作化带头人无私奉献的伦理精神、积极分子一心为社的文化理念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好发展起到的榜样示范效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的传统文化习俗。

论当代农村题材小说描绘的妇女劳动的伦理表征(1949~1966年)

在十七年的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叙事者以女性作为伦理观念的载体,表现在劳动的过程中获得解放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时候,实际上采取了敞亮与遮蔽的叙事策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做了有意的迎合。在传统分工意识的破除、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家庭伦理观念的变革等方面进行浓墨重彩的铺排和渲染,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的农村妇女破除传统伦理观念的迷信和他信意识,在私人空间和公共场所的生产和生活中,都要牢固树立主人公的自信和自强观念。

1949—1966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准卡里斯马”人物的伦理叙事

1949—1966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者从不同角度对"准卡里斯马"人物的权威表征进行了浓墨重彩的铺排和渲染:第一,在政治上由宗法的血缘父亲向政法的党和领袖的皈依所体现的身份认同的转换,保证了他们话语的权威性;第二,以苦为乐的价值选择对民众传统的道德品质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推动合作化运动顺利进行的润滑剂;第三,先人后己的责任伦理和高尚品质是他们带领民众克服重重苦难的制胜法宝。因此,突出"准卡里斯马"人物政治立场的忠诚信念、吃苦耐劳的道德品质、大公无私的精神风貌,凸显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者教化民众的伦理叙事目的。

存史观变:图书馆史领域的“十七年史”研究

目前,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重心还是在民国图书馆史领域,对于现代图书馆史,特别是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的历史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1949年以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体现的核心思想是"自由主义",而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逐渐被"苏联式的国家主义"所取代。从保存史料、探究历史演变规律的角度出发,学界应该重视图书馆史领域的"十七年史"研究。

象征中的秩序: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成长”——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解读

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被定位在历史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文学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其象征秩序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想象形成了某些"成长"模式。作为政治叙述的一个典型符号,知识分子遵循着阶级论的逻辑"成长",而作为人性化叙述的符号载体,他的"成长"又遵从个体的、人格化的逻辑,两重话语的交错、纠缠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扭曲或文本的内在矛盾。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爱情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爱情叙事通过革命的想象性话语完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情感叙事的规训与重构,其在完成新的意识形态塑造之后,也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寓言。重新解读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影响的历史深度。

正义战争经典叙事模式的建构——兼论“十七年”战争小说与意识形态关系

"十七年"战争小说是伴随着新政权的诞生,为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而创作的一种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十七年"战争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它是在一个需要规范叙事的年代,合理运用既定的创作原则,从敌我对立双方四维叙事角度,立体建构了一个典型的正义战争叙事模式,并在集权政治的运作下逐渐经典化为一种战争文化写作范式,不仅影响和规范着十七年其他类型文学,甚至在某些方面开"文革"文学之先河。

先验的崇高主体--“十七年”电影中党员形象的审美形态与文化表达

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期间,中国电影艺术旨在构建起一套独属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创作的电影新模式,在这一新模式的探索之中,中国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方式成为具有根本意义和决定性的重要能指,承担着先验的崇高主体性身份的功能。这一时期的影片依照马克思主义崇高美学观念体现了“革命悲剧”特点,银幕上的中国共产党员形象因此扮演着召唤历史个体成为历史主体的启蒙者角色,是革命历史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书写者和诠释者,成为新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上开篇定音的崇高符号,对于当下电影艺术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在革命的阳光下谈情说爱——论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经典小说中,革命叙事话语的夹缝里赫然地镶嵌着情爱叙事。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呈现出被简化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情爱叙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真实,使小说结构紧凑、有悬念,也使小说变得生动、耐读、有人情味。情爱叙事在革命话语缝隙中的存在,既来自于作家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态度,也是对民族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叙事经验的吸收融会,它使十七年经典小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文本。

历史理性的建构与个体立场的悬搁——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苦难叙事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述了大量的苦难,但是苦难向文字转换时处于严重的失重状态。历史理性的建构与个体立场的悬搁深刻地制约了苦难叙事,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苦难叙事的终极指向是在历史理性和集体主义支撑下展开的,其失重状态的原因就是历史理性与集体主义对人的遮蔽和忽略。

“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家庭”问题研究

由于农业集体化组织的影响,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家庭"丧失了它原有的身份,开始变得可疑起来:首先,它的现实存在被历史影像遮蔽了,个体将因为其根据家庭物质条件所规定的阶级属性而获得一定的现实社会地位,同时,家庭的现实状态又会被集体按照与其历史面貌所不同的方向加以改造。其次,家庭的职能越来越趋向于单一的生产层面。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劳动能力被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别被忽略不计。再次,个体挣扎并脱离它的行为在集体的背景下合法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分家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的笔下成为了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

红色历史代述与革命知识传播——论“十七年”小说中的战争叙事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延续了左翼文学传统,通过战争叙事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知识传播和红色历史代述,解释革命起源和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未来建构目标,进而使"共产主义"的发展图景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走向融合。

“十七年”时期影响较大的农村题材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方法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戏曲剧目,虽然大多数都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有一些剧目在问世之时,受到观众的热捧。它们为何能“立得住”且“传得开”?这主要归功于三种创作方法:一是反映农民较为关注的问题,如青年人怎样才能得到幸福的婚姻,如何让分了土地的农民不再返贫,人们怎样才能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过上幸福的生活,当少数干部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之后农民又该怎么办;二是通过所讲的故事完全取材于生活、故事的开展一如生活那样自然、表现出农民的真正品性、让人物说纯粹的乡土语言等手段真实而自然地描写乡村生活和农民;三是表现农民观众信任党和政府、不满无差别的平均分配制度、希望缩小城乡差距的社会心理,同时借鉴、运用大量的传统艺术形式以尊重农民观众的审美定势。

《三家巷》:一个复杂的话语场

通过辨析《三家巷》的主题类型、周炳成长的复杂性,可以揭示文本内部不同话语相互交叉、渗透、龃龉、矛盾所形成的复杂的话语场。同时,还力图说明是哪些话语因素形成了与历史语境的对话关系,从而使作品受到持续的关注,成为一个敞开的话语场。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母性言说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是作家们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所做的特殊探索,作家们在力图保证自己的创作与政治意识形态要求相符合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外显的革命话语叙写策略和内隐的人道主义精神话语叙写策略的选择,来书写英雄化母性、成长化母性和人性化母性,以此来使原初的母性柔情获得进入主流叙事的"准入证",来稀释或冲淡作为人类最高暴行的战争给人类带的血腥与残酷,为革命文本注入了温情的人性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