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情节涉医描写的叙事意义

医学与叙事关系密切,中国古代小说有诸多涉医描写,在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情节展开的叙事动力。《金瓶梅》中的李瓶儿、《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之死,情节结构呈现因果链条,但前者显露、后者隐微;而不少明清小说的涉医情节是由巧合和偶然行为组合而成,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往往是某种观念的图解。生老病死是人的生命历程,也是小说常见内容,涉医叙事在小说中意义重大。

论明清侠义章回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女性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侠义章回小说逐步发展繁荣,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伦理叙事所反映出的女性观念逐渐增强,女性角色在书中所占地位也越发凸显。这反映了明清小说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入,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给侠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角色增加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女性最终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设定,进入传统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明清仙道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来源

明清小说的繁荣,带来了小说观念和小说理论的繁富,小说家纷纷对小说的结构艺术进行深刻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明清小说中一个新品种的道教仙道小说,据初步统计共48部,它们的作者都曾苦心经营过这些小说的结构模式,结果是全部48部仙道小说无一例外地按照“仙界开局式”“凡间发展式”“玉局结尾式”,即“仙界→人世→仙界”的三段结构形式来布局谋篇,这种模式同时也策应了明清文法、戏法、小说法等提倡的豹头、猪肚、凤尾的结构理论。究其原因,主要受诸如《太平经》等早期道教在经典制作上的文本模式的影响。但是明清仙道小说在结构安排、叙述风格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性,这是服从于仙道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其他外在客观因素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论明清小说的党争书写

古代党争频仍、严酷,人们对“朋党”一般畏之如虎,避之不及,也有对之反思,提出“君子之朋”“小人之朋”。明清小说体现了古代朋党观念的多个层面,其党争书写表现为以下特点:小说人物基本上隶属于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两个群体,正邪对立,正反相照。其小说情节主要是:利用“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君子朋党往往斗不过小人朋党,遭到小人朋党的迫害。在党争中,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的胜与败,实际上皆由君王操控;朋党双方最后均遭受君王制裁甚至消灭,结局悲惨;有的明清小说客观上写出了“党争亡国”的思想。某些明清小说能迅速反映时代思潮,生动体现出朋党观念,这是其值得肯定的价值之一。

明清人情小说西行之传播价值嬗变

中国古典小说西行滥觞于明清人情小说。从18世纪初《好逑传》走进英语受众至今,该流派作品的英译传播已有300余年历史。目前,该流派中有18部作品已走入英语世界,英译本达77种。其英译传播活动以西方人发起为主,大致经历了道德教化、信息猎取、价值鉴赏三个阶段,总体呈现外热内冷的局面。作品在中西交流史中的价值随着中西关系和传播环境的变化而嬗变,从实用主义逐渐走向学术鉴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以时间为轴,通过历史分析法综观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情况,揭示其流派价值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嬗变的经历和原因。同时,以史为镜,旨在通过发掘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供需契合点来提升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效果,并为中国其他文学类型的对外传播提供参考。

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研究

明清谐谑类小说大量涌现,小说序跋反映出小说在成书宗旨上的反教化、反劝惩倾向,体现了明清谐谑类小说从关注笑话的功利作用向关注笑话文体本身转变。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具有多样的文体特征,不仅带有小品文的清新脱俗,还有对八股文文风的模拟与改造,在引用经史的同时也凝结着通俗文学的俗文学特性,展现出明清文学集大成的特点。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还与小说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体现在促进传播和传播互证两个方面,序跋的广告效应无疑对小说的发展传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整体而言,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价值较高,对其研究很有必要。

明清世情小说中的涉医文献及其文学价值

明清世情小说中有较多求医问病场景的描写,涉及到医疗制度、医理、医药、诊疗、养生等诸多方面,再现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就医、养生等日常生活的情状。这些涉医文献既有对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等医理的阐发,也有对诊疗中注重情绪与疾病关系的叙述。就整体而言,此类涉医文献的文学书写大多具有一定的医学理论依据,同时作为文学素材,又起到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以及揭示人物命运的作用。但涉医文献毕竟与医学文献有本质的不同,对此,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也要详加区分、核验,科学对待。

谫论明清小说中的对联

在宋代话本中,已存在对联的雏形,至明代,对联已被成熟运用于小说的回目、篇内、回末等重要位置,成为明清小说中的主要文体表现形式之一。对联的分类丰富多样,按照内容,对联可以分为言对、事对;按照上下句表意关系,可以分为正对(顺对)、反对(逆对)、流水对(串对)。对联可以帮助小说传达情感、营造意境,为读者提供线索、串联情节,并通过评价和暗示更好地刻画人物。

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子“断发”情节研究

“断发”之举,渊源有自,其来尚矣。早在原始社会,“断发”行为就是因地制宜的百越民俗和悖礼犯义的中原禁忌,与地域因素、生活方式、民族意识乃至社会伦理关联密切。而聚焦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断发事件,主体犹以女性居多,女子“断发”的背后暗含了其婚恋状况的反映、贞节观念的体现和内心悲愤的宣泄,现实寓意丰富深厚。明清小说戏曲借用此种情节结构,渲染描绘,呈现了矢志守节,割发立誓;男女恋爱,截发传情;意同折辱,剃发受惩;内心悲愤,断发绝念;夫妻分离,剪发寄情;看破红尘,削发空门;迫于生计,祝发谋生等特定类型。此情节叙写了不同情境下的个体故事,代表了不同遭遇下的女性心声,蕴含了广博精深的文化内蕴和独树一帜的审美属性。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元明清蒙古族汉诗研究的力作——评《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

《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是研究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新例证。该书创新点众多,主要有三:一是构建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新体系,对古代蒙古族汉诗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观照,展现了蒙汉间的民族交融和文学交融;二是丰富多元的文献搜集,对生卒行年、著作流播、交游考论进行了清晰深入的考证;三是厘清古代蒙古族诗人汉诗发展脉络,从思想史、社会史和整体历史角度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发展进程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该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改变了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发展历程,而且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与汉族在不断交融碰撞中共同书写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内涵和意义。这对于当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借鉴和榜样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与教学策略新探——以明清小说为例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载体,其蕴含的思想道德与价值观念符合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大背景下高校所践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古代文学明清小说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可尝试将其与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形成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将其融入到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课堂教学内容与设计里,并在考试与考核中注重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结合。

明清小说批评中的“观象”思维与审美体验

在明清小说批评中,金圣叹、毛纶与毛宗岗父子、但明伦等批评家们常以一系列“观象”隐喻修辞话语评说对小说文本的审美感受。这种思维方式并非明清小说批评家的新创,它较早地出现在魏晋六朝时期的《世说新语》以具体可感的景象品藻人物的清谈中,以及该时期以意象评赏作品风貌的文学批评中。明清小说批评中的“观象”批评,是指作为审美主体的批评家往往幻想出一系列的景象,并且以审美“观象”方式去品鉴景象,将各种景物视为情景交融的意象,并以动静交叉的各类景物意象来评说小说文法特征。在批评家眼里,小说文本天地仿佛风景名胜区,在带给批评家及阅读者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凭借其自身蕴藏着的画境感提升读者的阅读兴味。

文化诗学与明清小说研究——兼评刘云春《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文化诗学是20世纪末美国学界兴起的对文学文本及文本生产展开双向阐释的理论研究方法。《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即是文化诗学方法论影响下的古典小说批评实践尝试,从文史互文、城市市民文化图景的呈现、文学的社会能量流转等视角,探讨了明清小说创作对历史叙事的超越。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明清金陵小说,常以南京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南京社会生活、文化风情等为书写内容。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南京书写,留下了帝都文化烙印:一是在城市景观和情感层面上,突出了帝都城市特有的山河险峻、宏伟壮丽的“帝都文化气象”,以及超越了个体性的幽怨感伤,站在民族忧患意识的高度,追问帝都文化沉浮;二是在城市制度和文化风尚层面上,突出了祭祀教化、崇尚礼仪的科举文化氛围;三是在城市市民形象层面上,突出了士人云集、儒林风流的士林景象。

明清长篇家族小说及其叙事模式

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样态模塑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叙事视角。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明清家庭家族类小说戏曲创作形成的历史基础。宋元时期的家庭戏对明代家族小说具有很大影响。明代家族小说的开山之作是被笼统称为"世情小说"的《金瓶梅》,以西门一家而及天下,以家庭交际圈来展现社会人生,呈现出家庭—社会半网络式叙事模式。《红楼梦》比《金瓶梅》有所发展,成为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叙事模式的典范之作。《林兰香》、《醒世姻缘传》、《歧路灯》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以家族兴衰或衰兴反映社会人生。明清家族小说不是特意寻找一种网状结构来超越线性结构,而是这种叙事结构与中国社会结构、人们的交际方式相一致,与小说内容相一致。

明清小说叙事与江南园林空间经营互文性研究

明清时期文人造园兴盛,与此同时,文人章回小说创作与评点走向成熟。通过互文性理论视角,将江南园林与章回小说并置,共时性地考察明清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转换技巧与江南园林的空间结构、空间转换方式,阐述两者之间内在的互文关系,寻求在当代西方风景园林观念盛行背景下,从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挖掘中国本土造园观念,为中国风景园林走出自己的道路提供一种可能。

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社会心理学审视

在外来先进兵器触发下,明代加速引进和仿制火炮等长距离攻击性武器,并尽快运用于实战。明代中后期兵书丛集,倡扬军械更新,其与明清小说宝物描写至为相关。小说人物借助宝物更加超人化,而宝物也再造了人物形象,使一批平凡人物变成了超凡英雄,构成了系列作品的神奇英雄谱系、群像。时代现实的经验教训使人认识到,战争就是在较量彼此战争武器的装备和运用上,而想像中的文学世界则把观念形象化和趣味化了。明清小说中与战争相关的宝物文学描写,的确都或多或少含有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层文化观念。

意图元类式:小说叙事结构的新阐释——以明清小说为叙述中心

意图是人物行为(包括内外叙述者行为)发生的根源,故而从意图层次研究人物行为,从意图间的关系研究小说叙事的结构,较之从动作行为、故事情节的外在结构研究小说更深入一层,我们称之为内结构。内结构由人物意图元类式层次、叙述意图元层次、表意意图元层次三结构组成。由于第一层次是小说内结构的主体,又是其他两个层次意图的载体,故而成为本文阐述的中心。人物意图元类式分为单意图元与复合意图元。单意图元包含了一个主导意图,分为单意图元和单意图元组两类。复合意图元包括单意图元类式的交叉,以及多个人物和多个意图的结构组合。小说的接受效果来自主要人物意图力的表现层次,意图元的组合方式以及表意的情感度与精神品格,并依次影响动人、透人、移人的深广度。

明清小说俗写释读

古籍中的俗写必须正确释读,方能读通古籍语义。以明清小说为例,依据汉语俗字学知识,可以对一些字词进行解读。俗写往往可以探寻其构形原理;利用俗写规律可以还原古籍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