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明代《汝水巾谱》所辑巾服特征与时代映射

《汝水巾谱》是现存罕有的融合明代巾服清晰图绘与文字辑注的古籍资料,全书绘制明代巾服32式。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汝水巾谱》成书背景和构成内容进行梳理,结合图文互证法与艺术考古法分析所辑巾服的形制特征并进一步解析巾服所呈现的时代映射与客观局限。研究表明:《汝水巾谱》所辑巾服来源包含前代已有巾式和作者自创款式,基础结构按披幅划分为4种,巾体造型有平顶型、方顶型、弧顶型和穹顶型4种,装饰手法与表达方式丰富多样,其辑录思想体现着作者对前代名士的仰慕和君子品性的向往之情,结合此书创制背景与辑录内容以此管窥晚明时期社会等级失序下文士巾服中追求复古、标榜奇异、推崇仙道的时代审美风尚映射。

被身份重构的晚明士人:主体觉醒与美学转向

在晚明,身处动荡与危机中的士人群体已然开始摆脱时代政治伦理结构及其空间的束缚,致力于营构主体化美学生活。在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晚明士人在文化、艺术、工艺等领域促进了新观念、新学术、新思潮的不断发展,最终催生了晚明士人主体美学意识的深度觉醒,形成了全新多元的、生活化的主体美学新转向。

精神与现实的双重空间:出版业兴起下的晚明书肆

书肆这一城市商业空间在古代社会有着较为独特的地位,作为书籍交易的主要场所,其不仅承担着书籍的刊刻与销售工作,还是将书籍与士人和城市相连接的桥梁。晚明书肆的繁盛,对三个空间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一是士人群体的精神空间,士人对于书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书肆既可以代表渊博的知识空间,亦背负了晚明士人学风混杂的责任;其二是现实空间,因士人与书肆的紧密联系,一些书肆在京城中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且优越,城市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书肆,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三是政治空间与“公共空间”,书肆成为士人交流交往的公共空间,士人在书肆中展现自我、谈论政治。一些书籍通过书肆广泛传播,甚至波动了晚明政局。

明代士人儒佛之辨探微

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历程:以明代开国时期文臣宋濂为代表的儒佛融合为开端,此时期的文化政策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即维护统治之必要。然明代初期士人在学问理路上大都承继朱子学,因而此时的士人大都本着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谨守朱子学学术精神而对佛教有排斥批判之倾向。明代中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发展,使得士人阶层得以冲破传统理学禁锢而直任本心,此学问之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学向佛教禅学思想的偏斜与靠拢,因而明代中后期,居士佛教盛行,出儒入禅之士人众多,此亦为明代中后期佛教自身的更新提供了契机。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亦推动着明代儒佛学术思想的交汇融合,儒佛二者也正是在一次次地分支而又融汇中展开着自身的学脉与生命。

朱彝尊与易堂诸子交谊考述

朱彝尊与魏禧相识于扬州,因二人年龄、经历、出身与职志等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逐渐结为至交。诗文方面,朱氏不仅与魏禧有密切的交流,与其兄魏际瑞亦有书信往来。朱彝尊与曾灿相识于京师,游处累月,朱氏仕清后,重逢于苏州,因身份迥异,曾氏遂有“云泥之叹”。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氏因小事被谪官,其心境为之转变,希冀通过曾灿与魏禧之侄魏世傚搭建与“南园词客”接续前谊的桥梁。

论吴敬梓以“师恩年谊”关系结构《儒林外史》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关系中,“师恩年谊”关系影响最为深广。将《儒林外史》与《明史》中的师恩年谊加以对照、解析,会发现吴敬梓以师恩年谊关系为隐性线索,完成了对小说叙述动力的创变,其意义在于实现了小说人物大范围、高频率的空间转换,使小说结构呈现出看似散漫实则严整的状貌。同时,创立了一种不同于《明史·儒林传》的书写方式。既体现了科举关系在明代的发展实况和社会影响,也反映了吴敬梓根据现实见闻为儒林写外史的创作初心,用讽刺书写有效补充了正史之不足。

“非制”的王言:明代中旨的政治文化考察

明代的“中旨”由于从未形成确切的制度规定,因而更多体现为一种基于明人政治观念与现实诉求而变化的可塑性认识而非固定的文书形式。在明代政治情境下,“中旨”具有内外两层政治意涵:一是作为王言象征的权威性与纯粹性,经由明代君主专制体制而得以确认;二是其名称中隐含与外廷相对的“非制”性,与阁票形成一种自明的对举关系。明代的中枢体制以皇帝为中心,由宦官、内阁、六科、部院构成一个亲疏降杀的层级体系,内廷与外廷的观念易受内阁倾向扰动,由此造成明人对中旨与票拟的矛盾态度,有异于学界的一般认识。中旨具有祖制合法性,在明代政治实践中多被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为各种政治群体所利用。自晚明内外日益暌隔,内阁的内转趋势加强,中旨几成内外沟通的唯一手段,其在士大夫追美明初面议的前提下也被赋予王言的意义,在门户之争中发挥作用。联系明前期的面议君裁体制的崩解与随之而来的中枢权威的失落,晚明士人对中旨体制的体认,或可视为儒家理想诉诸祖制的一种方式。

明代士人的秩序追求与探索心态——以灾害解读为视角

灾害是传统的政治文化符号,常被明人借之以解读政治社会秩序和人与自然关系。明代士人对各类灾害的解读,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无奈情绪,也寄托了调整合理的政治秩序、维护儒家传统道德秩序和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等多种内心夙愿。以灾为镜像的时代认知方式,不仅为明人积极诠释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提供展现平台,还推进了对人性论的阐发和思考进程。

青白淡雅--论成化青花高士图纹饰风格成因

高士图自元始绘于瓷器上,至明成化年间已取得辉煌成就,传递着时代精神与审美风尚。本文以现存成化青花高士图纹饰史料文献以及出土实物为基础,结合传统隐士文化,总结出成化年间青花高士纹饰有着传统绘画构图、古法线条以及随形赋色的风格特征,并从传统色彩观的传承、青料的改变以及文人绘画的角度探讨其风格成因。

师法先贤:宋元明清学规的制定与实行

在宋元明清四代,学规最初是由先贤制定的,代表性人物有朱熹、吕祖谦、王阳明等,他们本身在思想和教育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在书院和官学等教育场所进行了自主的学规制定,并对后来的学规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后学们依托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制定并实行的学规,则是在内容、形式和精神上对先贤的学规继承,通常包括沿用与补充、合用与取舍、学规文献的编纂与集成等。因此,后人制定学规的行为和过程可视作师法先贤。长期以来,宋元明清四代的学规就形成了从先贤的自主到后学的统一这一基本特点。

明代普安地区进士举人总数考辨及科举兴盛原因

关于明代贵州普安地区进士举人总数的研究大多依托单一文献,缺乏系统考证。据明清多种文献考证,明代普安地区中进士十一人,举人一百二十人,进士举人数量均居于贵州前列。既往研究倾向于从经济文化角度探索地区科举兴盛原因,既显笼统,也不全面。从新的视角研究,普安地区士子专《易》、军事移民众多、地理位置优越是明代普安地区科举兴盛的重要原因。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明清金陵小说,常以南京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南京社会生活、文化风情等为书写内容。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南京书写,留下了帝都文化烙印:一是在城市景观和情感层面上,突出了帝都城市特有的山河险峻、宏伟壮丽的“帝都文化气象”,以及超越了个体性的幽怨感伤,站在民族忧患意识的高度,追问帝都文化沉浮;二是在城市制度和文化风尚层面上,突出了祭祀教化、崇尚礼仪的科举文化氛围;三是在城市市民形象层面上,突出了士人云集、儒林风流的士林景象。

杨齐贤、萧士赟、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之前的全本李诗注,现仅存宋杨齐贤、元萧士赞《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一种。后明人重刻此书,附入明徐祯卿注。一方面,杨、萧注皆有博而不约、祖述宋人记录、以史证诗的特点,但徐注的尚简主情与两家也不无渊源。另一方面,萧注在诗语出处、诗章结构、诗人寓意处下功夫,徐注以诗旨概说、句意笺注为特色。三家注释话语的离合轨迹,既关乎注家情感动机,也是取舍《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理路的结果,更受到宋元明文本诠释分工、李杜接受纷争与诗学向心力的影响。

晚明时期士商融合影响下的造园研究

明代中期由于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商人阶层的权利和地位有所提升,士商合作更为紧密,士商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文章通过对苏州私家园林及徽州商人园林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考据,比较研究发现,商人们为了追求文人的雅致风趣,开始从事造园活动,同时文人造园逐渐商人化,追求奢华。苏州和徽州这两个地区在士商融合的影响下都产生了独特的造园风格,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和共通性。

明清“士商互动”对岭南私家园林风格的影响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与商阶层打破彼此间的隔阂,逐渐产生互动,引发了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岭南因地理位置的优势,在对内对外的商业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士商互动现象更为明显也颇具特色。文章从士商互动的角度出发,选取以文人园林为代表的苏州园林和以商贾园林为代表的扬州园林作为参照目标,将二者与岭南地区私家园林风格进行比较,以期发现士商互动现象对岭南私家园林风格形成的影响,从而更好的理解社会和文化以及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深远影响。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晚明“上海三园”造园特征探析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文化的繁荣,上海私家园林的营造达到高潮,位于上海县城内的露香园、豫园、日涉园是其典型代表。三园各具特色又在造园意匠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文章从整体格局、堆山置石、园林理水、园林建筑等方面探究三者的造园手法与理念,总结"上海三园"所代表的晚明上海文人私家园林在空间与要素方面的特征,挖掘其作为江南园林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性以及自身的地域性。

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

福建进士数虽由宋代全国第一下降为明代第五,但明代福建仍为科举大省,在诸多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其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人均庶吉士数,皆为全国第一;莆田、晋江二县进士数稳居全国冠、亚,晋江、闽县、莆田三县的人均进士数更是包揽全国冠、亚、季。此外,福建的人均进士家族数不仅居全国榜首,而且还产生了明代唯一的延续二百多年的七代进士家族。所有这些,既是明代福建拥有强大科举实力与竞争力的集中表现,又与其深厚的科举积淀、浓厚的科举氛围、显著发展的经济、发达的教育文化以及家族制度等有着直接关系。

晚明旅游者的精神世界探析

晚明时期,旅游风气盛极一时,尤其士人阶层好游成癖,他们置身山水,荡涤心灵,其动因在于追求性灵复归和个性解放。旅游本身的价值在晚明旅游者的精神世界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大量游记文体的出版,则是他们对中华旅游文化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