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战略促进非省会城市消费吗?

立足于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利用2006—2020年中国25个省份的246个非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强省会”战略对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参数估计结果显示,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均与省会首位度呈现U型关系,而平均边际效应为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平均边际影响在无强核和单强核省份均为正,在多强核省份皆为负。非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当省份首位度处于适当低的水平时,非省会城市消费率与其呈U型关系,但过高的省份首位度具有虹吸效应,不利于提升非省会城市消费率;而人均消费与其总体上呈U型关系,较高的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人均消费具有扩散效应。各地要因地制宜实施“强省会”战略,释放消费潜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读心到塑心

塑心论可以分成激进阵营和温和阵营:激进阵营秉持塑心(mindshaping)首位论题(primacy thesis),认为读心(mindreading)是塑心的派生物。温和阵营主张塑心与读心构成合作关系。对这两个阵营的分析与批判可以发现,塑心既不能成为“他心操作”的基础,也不能与读心构成合作关系。在解构塑心论的基础上,表明塑心只能在以读心为根基搭建起的理论大厦下,即读心论框架下,寻找一席之地:塑心既是读心的语境,也是读心的作用。当前,围绕读心的研究多集中于读心机制和读心能力测量,但关于读心的全面探讨还须包括读心语境和读心作用。对塑心地位的澄清,有助于开启读心语境和读心作用研究。

“首因效应”在构建高职体育课堂中积极师生关系的研究

积极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学生以饱满热情的状态参与课堂学习,从而更有效地掌握技能,提高心理、身体素质。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和教学实践,明确了“首因效应”在构建高职体育课堂中积极师生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对其在运用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合理运用首因效应是构建高职体育课堂中积极师生关系的第一步,对改善体育课堂教学效果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强省会战略可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吗?——基于26省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首位城市和区域协调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构建了相应的多维测度指标体系,对我国26个省(自治区)2012-2022年的省会城市首位度和省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了“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省份省会首位度差距较大且分化明显,呈现“强省会、较强省会、较弱省会、弱省会”四种分布格局。各省份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且梯次优化,在不平衡发展中走向相对平衡。不同首位度提升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不同影响,省会城市人口首位度对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存在“倒U”型影响,GDP首位度则对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有显著的阻碍作用,政府战略规划正向调节了省会首位度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鉴于此,实施“强省会”战略要充分考虑省会城市类型,因省而异采取分类施策的方式,相机抉择政府战略规划。

论我国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困境与未来:兼评《公司法》三次修订草案的立法变动

当前,我国《公司法》中董事会定位不明、角色不清,存在三大症结: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受制于股东本位思想而难以行权;董事会的监督权受制于双层监督机制而履职边界模糊;董事的权责体系由于信义义务不清、问责机制不足以至追责困难。对此,需重新配置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的“三会”权力格局,在扩张董事职权范围的同时,完善以信义义务为核心的问责机制,加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承担,构建新《公司法》下权责一致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法律框架,回应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需求。

董事会中心主义神话破灭后的董事会角色定位: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董事会角色定位是《公司法》修改的重中之重。建议超越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与总经理中心主义之争,重构基于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董事会制度,确认董事会是公司业务执行机构,并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或总经理的中心主义均有悖信托关系与代理关系的基本逻辑。董事会职权不源于天授神赐或立法者恩典,而是源于股东委托授权。董事会(经理人)中心主义仅是美国大公司经历的三大治理模式之一。畸形的两权分离模式与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并非全球公司的标配模式。在不剥夺或减损股东会固有法定职权的前提下,章程可视公司具体情况适度扩充或缩减董事会职权。董事会职权的法律规定是任意性规范。章程与股东协议可限制董事会职权的范围与行使方式,股东会有权推翻董事会的不当决策,但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股东会特别决议可要求董事会实施或不实施特定行为,但这不导致董事会在特别决议作出前已实施的行为无效,也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限制董事会的章程、股东会决议只要在公司登记机构登记、备案或公示,即可自动对抗任何相对人。

进一步提升上海经济首位度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上海要锚定具有“世界影响力”目标,从塑造核心功能、转换新旧动能、推动区域一体化和打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等维度入手,释放功能提升效应、结构调整效应、空间联动效应和环境改善效应,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确保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以进一步提升上海经济首位度,巩固全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地位,推动经济总量在全球城市中持续进位。

首因效应和跨文化社群认知:文化维度视野中两种新闻形式的比较实验

首因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被称之为“第一印象”的认知态度,是认知新生事物时的心理反应。研究将首因效应引入可视化数据新闻对受众认知态度的影响探析中,有助于提升该效应在传播学领域的关注度。研究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以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现主要聚居在美国的阿米什人作为研究样例,采用控制实验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比较首因效应影响下文本新闻和可视化数据新闻的受众认知态度。控制实验中的文本新闻和可视化数据新闻材料基于相同内容制作,4个维度的调查问卷设计则基于霍氏理论的定量研究模型。研究发现:第一,在首因效应作用下,大学生群体对某一跨文化社会群体的认知受到新闻形式的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集体主义”和“社会的男性/女性化”3个维度中。第二,相对于文本新闻,可视化数据新闻使大学生在认知态度上更加强烈。可视化数据新闻作为一种信息呈现形式反映出人们对多通道信息的需求,渴望借助多个感官实现与信息的情感“交互”。第三,不同类型新闻呈现方式所造成的认知态度差异与性别无关,情感态度起着关键作用。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可以强化首因效应的作用,合理利用可视化数据以提高传播效果。

进一步提升上海经济首位度研究

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是提升上海经济首位度的重要举措。上海应把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位置,建成以“三大先导产业”“六大重点产业”为引领的“9+X”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体系,以继续提升上海经济首位度。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徐州市创新首位度评价研究

徐州作为淮海经济区的龙头城市,需要从多方位提升创新首位度,提升中心城市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从而带动整个淮海经济区域共同发展。以淮海经济区核心区8个城市2010—2020年数据为研究对象,按照创新价值链的三个环节设计创新首位度指标体系,利用点对面的方法进行创新首位度评价分析,最后针对徐州创新首位度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地方性政策、内生性创新与产业空间集聚——基于2010—2020年高新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诸多地方性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空间集聚现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中国各省市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差异较大,省际产业分工有待进一步优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在各省市的空间集聚情况进行测度,辨析地方政策因素、本地化创新能力累积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为新发展格局下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思路。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整体专业化程度不高,呈现出很强的区域差异性;以财政资金为代表的地方性政策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内生性创新与产业集聚之间呈U型关系,内生性创新与地方性政策之间的累积性循环有助于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乡村性感知的前因效应和旅游涉入度的调节作用对乡村旅游重游意愿的影响研究

乡村旅游对乡村功能扩展、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促进乡村转型升级、富余劳动力就地安置、增加乡村农户收入,但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大同小异、客源市场小、游客重游率较低、缺乏吸引游客的核心竞争力。本文以“地方依恋”为乡村性感知和重游意愿之间的中介变量,对乡村性感知的前因效应和旅游涉入度调节作用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乡村性感知对地方依恋和重游意愿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地方依恋与重游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旅游涉入度在地方依恋和重游意愿间、乡村性感知和地方依恋间、乡村性感知和重游意愿间均起调节作用。

行政干预对省会首位度的影响效应——基于全国25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9年中国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省会位序首位度和集中首位度的演变特征,使用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省份经济规模对省会首位度的影响效应,并揭示其中行政干预的事实。研究发现,省份经济规模对省会首位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省会发展得到了行政力量的加持,异质性检验体现出单核省和双核省的省政府在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思维差异。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拥有较大行政体系规模的省份存在更明显的基层资源“截留”现象,使得可供省政府集中调配的资源减少,进而影响省会集聚发展,该效应在单核和双核省份存在一定差异,即单核省份内省会“一城独大”,而双核省份的省政府往往在两个核心城市间做出一定平衡性安排,但省会得到的支持仍然更多。因此,各省实施“强省会”战略应尊重经济规律和省情现实,并处理好省政府与基层各级政府间的关系。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兼论齐普夫定律检验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而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全面测算我国省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首位度,分析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聚集程度和区域城市规模分布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省域城市体系中人口与经济首位城市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失常。经济过度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经济承载能力不高,经济聚拢效应较弱。当前,从城市规模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未出现高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较高的集聚水平。我国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水平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经济集聚水平整体较高,而人口集聚水平较低。从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区域经济高位序大城市发育不突出,区域人口低位序中小城市发育不健全。我国绝大部分省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符合齐普夫指数的幂律分布,但是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差异较大,整体上人口规模齐普夫指数大于经济规模齐普夫指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应秉持的道德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应秉持的道德理性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益至上,即志愿者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时应将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为最高价值目标。从本质上看,公益至上追求的是社会发展成果能够最大化、最公平地为社会全体成员享用。其价值取向之确立,依据于共享发展理念,依赖于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和渴望及基于此形成的公共责任意识。二是无私奉献。本质而言,志愿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奉献,奉献与志愿服务具有内在同一性,或者说,奉献是志愿服务的内在规定性,没有奉献就无所谓志愿服务。这就内在地、逻辑地规定了奉献是志愿服务应秉持的最根本的道德理念和应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原则规范,它要求志愿者不仅具有济世利民的道德情怀,而且具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三是仁爱为怀,即要尊重志愿服务对象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志愿服务对象的自尊心,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具有一种“到心”的道德责任感。四是诚信无妄,即志愿者应真心实意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不应以谎言骗人,不应说一些不能兑现或无用的大话,不应面诺背违、阳非阴是、口惠而实不至,时时事事均要体现求真求实精神,做到对志愿服务事业真心实干、全心全意、精益求精。五是知恩图报,即志愿服务对象在接受志愿服务走出困境后,应出于对社会的感激之情积极回报社会,甚至尽自己所能积极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这是基于人的社会公益责任和义务而产生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长远地看,提倡知恩图报是志愿服务的社会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出来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

中心城市创新首位度的经济成因及对研发要素集聚的影响研究

城市首位度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立足创新语境,结合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半参数核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考察省会城市创新首位度与经济发展、研发要素集聚关系。分析发现:①随着经济发展,在经历区域创新由极化向收敛的转变后,创新首位度呈现出先增长后降低的变化趋势(“Williamson假说”);②创新首位度与研发要素(人才)集聚呈M型关系,反映出省会城市规模过大或过小皆不利于研发要素集聚,同时,也揭示出“城市集中度陷阱”现象的存在;③创新首位度既不是实现高(低)研发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高(低)集聚组态的核心因素。相比非高组态,首位度更多地以条件缺失形式存在于高人才集聚路径中,这也体现出“一城独大”现象是实现高研发要素集聚的次优战略选择。

双重股权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研究——基于控股股东与独立董事的博弈分析

对双重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的研究应当主要分析股权与控制权结构变化对权力决策机制的影响,而不能直接套用传统治理模式。研究发现:第一,引发内部利益冲突的原因包括:控股股东表决权与经济权利的分离、外部控制权市场消失,以及董事会与监事会结构性失去监督作用。第二,双重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可以取得完全控制权,促进控股股东中心主义的形成,同时打破原有的权力制衡结构,引发控股股东权力滥用问题。从代理成本理论角度分析,独立董事作为唯一的内部监督主体,可以通过行使类似积极股东权利的方式来降低控股股东中心主义导致的成本超限风险,形成独立董事积极主义与控股股东中心主义的博弈,避免公司长期融资能力减弱。为保障独董履行监督职能的积极性,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分置独董提名权来优化董事会结构,设置独董控制型日落条款,以多元化方式激励独董履职,审慎要求独董承担连带责任并避免过分责任,合理设置免责事由。

公司目的之演变与制度实现

公司目的不仅关乎公司内部权力配置之关键性根底,更指涉公司法律制度体系之结构性基础,但学界对此尚未形成共识。公司目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差异化内涵,一开始呈现出浓厚的公共目的色彩,后在工业化发展与普通公司法背景下逐步衍生出私人目的。传统股东至上论与利益相关者论长期以来争执不休,开明的股东价值则因救济机制的缺位而难掩股东至上之实。为克服传统二分法路径弊端,有必要重塑公司目的,以可持续性营利作为公司目的新型模式。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可从宏观上构建以公司目的为主动型的公司法律生态,并在此法律生态环境下植入目的条款、对目的性股东予以赋权、在股东与董事之间设置隔离区、扩大董事义务和优化公司社会责任。

城市能级和城市网络结合视角下的南京城市首位度评估与提升研究

顺应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诉求及网络化发展态势,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城市首位度研究方法框架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论文依托多源数据,面向现状-定位两个时间层面,提出基于城市能级测度的首位度评估指标体系以及基于城市网络关系调控的首位度提升路径,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江苏省内的城市能级得分遵循“南高北低”的传统空间发展格局,南京的综合城市能级得分略高于苏州,呈现“双核引领”的省内发展态势;苏、浙、皖三省的首位城市均是其省会城市,但杭州与合肥的首位度指数远超南京,两地尤其加快了创新城市建设;调控南京的网络关联空间指向,将重点关联地区定位于长三角中西部地区,能够加速区域资源要素向南京集聚,进而提升南京首位作用。论文所提的方法框架能够为其他城市的首位度评估及首位城市间对比分析提供思路借鉴。

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城市规模偏差影响的实证测度

文章基于2002—2018年我国15个城市群的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Probit回归、规模位序法和首位度等方法审视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对城市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除长三角和关中城市群之外,其他城市群的空间结构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空间指数大于1;城市群首位度带动效率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多中心空间结构会使得城市规模趋向合理化和均衡化,而首位度带动效率使城市人口规模趋于合理和分散化;政府对重点城市政策的倾斜会使得规模偏大的城市更易集聚人口;同时,城市群规模偏差的变动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